我们终于发现，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小说、诗歌、文学、艺术，都抵不过一张抄来的、毫无创意、满是商业术语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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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x！牛x！”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
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崔健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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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北岛怕被戳死，架开胳膊肘，杀出一条“血路”，拉着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北岛、顾城他们呢?”
北岛一指后门，说：从那溜了。
那场活动，最后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后来，还是有个小伙子缠住了北岛。是个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纠葛、狂乱。他一连跟北岛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北岛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
北岛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
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所以人的脸，都因为缺氧，红得像个猴屁股。诗人边朗诵，边把诗稿往台下撒。万众瞩目的校花，就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
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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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文学思潮，诗歌盛极一时，小说也盛极一时。
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红后，马未都打开家门，邮局拉来整卡车的读者来信。《青年文学》发话，你来杂志社当编辑吧，工资60块。这待遇，相当于今天底层码农，瞬间晋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
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马未都翻开，开头第一句写的是：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
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几页，发现特好。给主编，主编特不喜欢这句开头，红笔一杠，删掉。后来杂志到印刷厂付印，马未都顶着被开除的风险，把这句话又加上。
王朔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
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给弹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写作，坐在灶口，一边用拨火棍通灶，一边在膝盖上写小说。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日后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撑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在桌上一字排开，每天握钳拨牙八小时。这样干了五年，观看了上万张病人的嘴巴，他认为那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开始动笔写小说。
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
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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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
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
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
“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
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
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红高粱》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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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
“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萨特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理，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
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
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
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
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
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学生当场脸就红了。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
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
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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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都不会这样了，和80年代相比，我们这个年代越来越无趣了，越来越物质主义，也越来越功利主义，富有勇气的人少了，而现实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跪舔的人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为什么鼓掌的人少了。
前两年，崔健被邀请参加一个颁奖盛典的商业晚会，在晚会的压轴表演上，他为了调动气氛，跳起来说：坐着听摇滚多累啊，大家站起来吧！
结果台下一片冷淡，没有一个人响应。
崔健尴尬地笑了下，只好继续唱歌。
没落的不只是摇滚，还有诗歌。如今诗歌俱乐部还没有高尔夫俱乐部多，连各城市的车友会、红酒会、自行车会都比诗会多，诗人也彻底边缘化了。
诗人西川说：到了2010年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在记录片《东京旋律》中，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说道：现在年轻人不再叛逆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点都不叛逆，他们生活充满疲惫，疲惫吞噬了他们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会被质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钱吗？”，所有的理想就会被消解。
“你有房吗？”更是终极一问，相当于当众爆头。天大的理想，也没有一套房实在。
当代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自嘲，丧丧的，他们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不像年轻人了。
曾和崔健齐名，同样是象征叛逆精神的“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整个80、90年代，都是拿起麦克风，就能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识分子音乐人。而在2018年的巡回演唱会， 600一张的票价，折到200，依旧卖不出去。筹划两年，亏损百万。开场半个小时，只有不到10%的人到场。
罗大佑看着空空荡荡的现场，对观众尴尬笑道：你们从来没有那么宽敞舒服过吧！
而2020年跨年那天，一年一度的罗振宇跨年演讲比赛，2000左右的一张门票，几分钟内被一抢而空。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外，因为这场演讲，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12000人到场，全部坐满。
年轻人也终于被时代磨成了没有个性的样子，没人再说理想，没人再说叛逆，也没人再会张狂，他们越来越守规矩，只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究竟从何而来。社会也越来越单一，一切都是模式化，固定化、一成不变，毫无生机。
80年代，年轻人没钱，但碰到达官显贵，也敢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再也没人说这句话了。
年轻人都知道个性生猛，也生猛不过社会；再昂贵的理想，也付不起下个月的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