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於發現，精神、理想、自由、獨立、小說、詩歌、文學、藝術，都抵不過一張抄來的、毫無創意、滿是商業術語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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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身披開襟大褂，褲腳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觀眾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音樂響起，他扯開嗓子，轟出歌詞：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台下一陣靜默，所有觀眾都傻掉了。因為從沒有人這麼唱歌，也沒有人聽過這樣的歌。這首歌叫《一無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這個概念。此前，中國歌曲沒有“我”，最多有個“我愛北京天安門”。
官方代表憤然離席，朝演唱會負責人訓斥：你看看，像什麼樣子？怎麼連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鐘後，崔健的歌曲結束。台下頓時炸開，掀起雷霆般的掌聲與吼聲。觀眾情緒像山洪一般爆發，高聲大吼，“牛x！牛x！”
製作人梁和平說：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覺醒與叛逆。
那是1986年，25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徵。隨後，唐朝、黑豹，竇唯、張楚、丁武，絡繹登場，掀起搖滾潮流。
很快，《一無所有》傳到美國，陳丹青站在街上聽完，已是熱淚盈眶。樂評人金兆鈞將歌轉錄成磁帶，放給朋友聽。磁帶音質太毛，聽不清歌詞。金兆鈞把歌詞抄下，朋友讀幾行後，突然泣不成聲。
1988年，“新時期十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崔健佇立追光燈下，雙眼蒙上一塊紅布，用渾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塊紅布》：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曲終，崔健摘下紅布，狠狠扔在地上，轉身而去。後來王朔說：
第一次聽到，都快哭了，寫得太透了！
翌年，崔健首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發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個“我”。專輯僅在四川訂出40萬盤，同名演唱會門票一搶而空。演唱會中場休息期間，一位老派笑星輕蔑笑道：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麼？
崔健聽到，拿起話筒，面對現場兩千觀眾說：剛才有人說我們是一群小流氓。如果這個人不感到可恥，那我們覺得非常光榮！
全場歡聲雷動。
不久後，崔健巡演到西安。一個叫閆凱艷的女大學生，看完演唱會，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學，放棄當會計，考上藝術學院。後來，她改名閆妮，在電視劇《武林外傳》中，演了一個愛說“我滴個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這麼多年了，我們依然喜歡這樣的藝人，舞馬長槍，果決勇敢。
崔健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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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曾經說，80年代是興奮和騷動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邀請了北島、顧城、葉文福等著名詩人。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票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
那時候的著名詩人，相當於時代巨星，走到哪兒都是萬人擁簇。北島、顧城一上台，聽眾衝上舞台，要求籤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
北島怕被戳死，架開胳膊肘，殺出一條“血路”，拉着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關燈，縮在桌子下。腳步咚咚，人們衝來涌去。有人推門問，“北島、顧城他們呢?”
北島一指後門，說：從那溜了。
那場活動，最後觀眾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後來，還是有個小伙子纏住了北島。是個大連人，辭掉工作流浪，目光糾葛、狂亂。他一連跟北島好幾天，傾訴內心痛苦。北島說，我理解，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
北島
那時候的青年，無論男女，盡皆生猛。
在北京大學，3000多座位的禮堂，每次開詩歌朗誦會，都坐得滿滿當當。詩人海子、西川、駱一禾，被稱為“北大三劍客”，每次出場，門裡門外擠得密不通風。所以人的臉，都因為缺氧，紅得像個猴屁股。詩人邊朗誦，邊把詩稿往台下撒。萬眾矚目的校花，就為搶一頁詩稿差點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兩大報紙聯合，舉辦全國詩歌大展。
此時，全國詩社2000多家，詩歌流派88個，數萬詩人發出響應。每一位詩人都想舉旗抓綱、開宗立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如潮水蔓延，趨於白熱化。
也就是這一年，詩人海子先後遠走甘肅、青海、西藏和內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後，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他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
人們在他的背包里，發現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說。小說講的是：擺脫社會束縛，追求自由的冒險生活。
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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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文學思潮，詩歌盛極一時，小說也盛極一時。
1981年，《中國青年報》發行量500萬份。26歲的馬未都，就因為在上頭發表了小說《今夜月兒圓》，平地一聲雷，從小學四年級輟學的小青年，逆襲成全國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紅後，馬未都打開家門，郵局拉來整卡車的讀者來信。《青年文學》發話，你來雜誌社當編輯吧，工資60塊。這待遇，相當於今天底層碼農，瞬間晉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訴馬未都，有個叫王朔的小孩想見他。
那年王朔還是個愣頭青，羞澀靦腆，說話臉紅，把自己寫的《橡皮人》遞給馬未都。馬未都翻開，開頭第一句寫的是：一切都是從我第一次遺精開始的。
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幾頁，發現特好。給主編，主編特不喜歡這句開頭，紅筆一槓，刪掉。後來雜誌到印刷廠付印，馬未都頂着被開除的風險，把這句話又加上。
王朔
《橡皮人》發表後，王朔紅遍全國。那時候出書，作家只拿固定稿費，賣多少和作家沒關係。到王朔這兒，沒門。出版《王朔文集》時，他要求實行版稅付酬制，按印數拿錢，按碼洋的10%走。
結果這套改革成功，從這之後，版稅制沿襲下來，王朔幫所有中國作家漲了錢。
那時候的雜誌社慧眼識珠，不僅發掘王朔，還淘出莫言、余華、蘇童，劉震雲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東高密的一個農民，小學五年級輟學，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給彈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開始寫作，坐在灶口，一邊用撥火棍通灶，一邊在膝蓋上寫小說。後來誰也沒想到，這個放牛娃，日後卻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
余華之前是一名牙醫，在南方海鹽小鎮，撐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在桌上一字排開，每天握鉗撥牙八小時。這樣幹了五年，觀看了上萬張病人的嘴巴，他認為那是最沒有風景的地方，於是開始動筆寫小說。
1983年11月，余華接到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誌請他去北京修改小說。他欣然前往，回來後，縣裡官員登門拜訪，說：你是一個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館報道吧。
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麼多“必須”，勇氣與出格，會得到鼓勵和讚賞。
向上的通道，對所有人打開。底層也可以逆襲，放牛娃也有春天，牙醫也能成為大師。理想和才華，是所有年輕人的登雲梯。
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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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庫老六曾說：80年代，是理想主義的黃金時代。
那時候，西方電影《教父》《羅馬假日》等引進國內，勾起一代人的電影夢。
1983年5月，廣西電影製片廠召開大會，破格批准以張藝謀、張軍釗、肖風、何群四人為主體，成立全國第一個“青年攝製組”，投產《一個和八個》。四人剃了光頭，風風火火趕往拍攝地，被警察誤認為是流氓團伙給抓了。
電影擔任攝影的是張藝謀，此前在紡織廠當搬運工，為能買一台“海鷗”相機，賣了好幾次血。
《一個和八個》拍攝完成，張藝謀正式出道。不久後，廣影看中劇本《黃土地》，攝影敲定張藝謀。導演沒有合適人選，張藝謀強烈推薦同學陳凱歌。
陳凱歌人是來了，可出了新問題，《黃土地》因題材敏感，面臨夭折。陳凱歌為了片子能繼續拍，跑到領導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聽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後換來一輛麵包車，35萬經費。
這年，《黃土地》在冬天開拍，零下20度的北風中，張藝謀幹起活來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雙綠膠鞋，襪子都沒有，在山路上跑了兩個月。
《黃土地》拍完，張藝謀脫下已經踩得破爛的膠鞋，擺在路中間，對鞋說：
你跟我不容易，現在電影拍完了，你就留這吧。
1987年春天，導演吳天明拍攝《老井》，問張藝謀敢不敢演男一號。從沒學過表演的張藝謀，喉嚨緊了緊，說：
“你不怕砸，我就敢試。”
拍攝時，張藝謀連續工作十幾小時，沒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錶調快半小時，讓自己更緊迫。為了在外形上更像農民，穿上大腰褲，挑水、背石板、打豬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曬太陽，往臉上搓沙子，將皮膚弄粗糙。
為了演好角色瀕死的感覺，張藝謀連着三天不吃不喝。結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進醫院。
後來，吳天明提拔張藝謀為導演，投資他拍電影《紅高粱》。幾乎所有人都在反對，吳天明就反問：一個肯為理想拿命拼的人，還有什麼不放心？
1988年，張藝謀的另一位同學田壯壯，開拍《特別手術室》。這是中國首部以未婚先孕為題材的影片，在當時話題敏感，極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勸田壯壯放棄，田壯壯說：寧拍禁片，不拍爛片。
後來，這部電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理想主義結下不解之緣。我們從今天回望那個時代，那些回憶好像遠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國正經歷一切，卻正是那裡而來。
《紅高粱》拍攝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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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陳平原，曾用十二個字，概括整個80年代：
“泥沙俱下，眾聲喧譁，生氣淋漓。”
那年頭，最偏遠的小城路邊書攤，擺的是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那年頭，學生可以在深夜踹開老師的門，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失眠。那年頭，一個文弱寒酸的男老師，可以靠跋山涉水採集民歌，贏得廣泛尊重，讓校花下嫁給他。
薩特
胡同口，四個大學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華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頭，大家都一樣，不談錢、權，只看誰活得更瀟灑，誰更有姿態。
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更是誰都不理，富有膽氣和勇敢，敏銳鋒利、口誅筆伐。
那年頭，年輕人轟轟烈烈，天雷地火地戀愛。青春像一場大雨，暴雨如注，沒有人準備雨具，也沒有人準備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為了給穿波西米亞長裙的女老師，買一副隱形眼鏡，就去組織俱樂部去賣酸奶。女生可以把一個月的飯票分成兩半，一人一半，分給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華有一個東操場，校園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師大、北外、中戲，數十個來自北京各學校學生，前來茬琴，輸的當場把自己手裡的吉他，砸得稀爛。
北大有一個東草坪，夏天常有十幾撥人，彈琴唱歌，誰能把女同學爭取來的多，誰就最牛。較起勁來，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誰最後唱鱉。
1988年，高曉松大學時成立樂隊，取名青銅器。沒有經費，樂器超爛。吉他手戴濤在北郵的女友，就發動宿舍全體女生，捐助400塊，給他們買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響。那時候，女孩都是“法國貴婦”，專門“包養”文藝青年的理想。
後來高曉松說：那時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簡單溫暖。今天的年輕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個好處，大家都不喜歡掉入窠臼的規則，都以規則為恥。
作家格非曾在華東師大當講師，站台上說：喜歡分數的同學，可以告訴我一聲。
有憨厚的同學站起來問：老師，寫作文，到底怎麼評分的？
格非說：評分啊，那也容易，我們把試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試卷100分，以此類推。
學生當場臉就紅了。在那時候，迷戀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恥的事。80年代末，高曉松被人問：你以後打算去大公司做嗎？
高曉松反問：我看起來，氣質很庸俗嗎？
第二年，他從清華退學。
高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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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都不會這樣了，和80年代相比，我們這個年代越來越無趣了，越來越物質主義，也越來越功利主義，富有勇氣的人少了，而現實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跪舔的人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為什麼鼓掌的人少了。
前兩年，崔健被邀請參加一個頒獎盛典的商業晚會，在晚會的壓軸表演上，他為了調動氣氛，跳起來說：坐着聽搖滾多累啊，大家站起來吧！
結果台下一片冷淡，沒有一個人響應。
崔健尷尬地笑了下，只好繼續唱歌。
沒落的不只是搖滾，還有詩歌。如今詩歌俱樂部還沒有高爾夫俱樂部多，連各城市的車友會、紅酒會、自行車會都比詩會多，詩人也徹底邊緣化了。
詩人西川說：到了2010年以後你要再寫詩，人家就會覺得你簡直有病。
在記錄片《東京旋律》中，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說道：現在年輕人不再叛逆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也是一點都不叛逆，他們生活充滿疲憊，疲憊吞噬了他們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會被質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錢嗎？”，所有的理想就會被消解。
“你有房嗎？”更是終極一問，相當於當眾爆頭。天大的理想，也沒有一套房實在。
當代的年輕人特別喜歡自嘲，喪喪的，他們越來越乖，越來越聽話，越來越聰明，只是越來越不像年輕人了。
曾和崔健齊名，同樣是象徵叛逆精神的“流行音樂教父”羅大佑，整個80、90年代，都是拿起麥克風，就能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識分子音樂人。而在2018年的巡迴演唱會， 600一張的票價，折到200，依舊賣不出去。籌劃兩年，虧損百萬。開場半個小時，只有不到10%的人到場。
羅大佑看着空空蕩蕩的現場，對觀眾尷尬笑道：你們從來沒有那麼寬敞舒服過吧！
而2020年跨年那天，一年一度的羅振宇跨年演講比賽，2000左右的一張門票，幾分鐘內被一搶而空。上海東方體育中心外，因為這場演講，一度被擠得水泄不通。12000人到場，全部坐滿。
年輕人也終於被時代磨成了沒有個性的樣子，沒人再說理想，沒人再說叛逆，也沒人再會張狂，他們越來越守規矩，只是不知道這個規矩究竟從何而來。社會也越來越單一，一切都是模式化，固定化、一成不變，毫無生機。
80年代，年輕人沒錢，但碰到達官顯貴，也敢說：有錢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再也沒人說這句話了。
年輕人都知道個性生猛，也生猛不過社會；再昂貴的理想，也付不起下個月的賬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