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瑜

　　這是一個暴躁的時代。在微博上我見過幾個經濟學愛好者吵架，說起來也是真名實姓、有頭有臉的人物，吵起來竟然也時不時冒出“你這個傻X”、“XXX這個蠢貨”、“你吃XXX的屎去吧”這樣的用語。

　　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猶太人那樣不共戴天也就罷了，但真要仔細去推敲，發現爭論雙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觀點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導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我對邁克·桑德爾的喜愛，與其說是因為他的某個具體觀點，不如說是因為他對所有論敵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態度。

　　作為一個當代政治哲學家，桑德爾被劃分在“社群主義”這個理論陣營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開課里，以及根據課堂講義整理出來的《公正》一書裡，桑德爾對社群主義的競爭對手——功利主義、右翼自由至上主義、左翼平等自由主義、康德式的普遍人權學說——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闡釋。當然他的論證最終引向了對這些理論的批評，但這是在對其作出最充分的辯護之後。

　　正是因為桑德爾這種“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書教給讀者的與其說是真理，不如說是困惑；與其說是信念，不如說是遲疑。但困惑和遲疑並不一定是壞事。

　　當思想太多地被權力用來當作棍棒，困惑就成為寬容的前提。當人人爭當殺氣騰騰的真理代言人時，遲疑則是一種智性的成熟。“當你知道得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個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個會導致成千上萬平民死亡的恐怖襲擊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獲得該信息。為了獲取信息，應不應該對他進行刑訊逼供？應該？那麼好，你是哲學上的功利主義者——因為你認為為了多數人的福利，可以犧牲一個個體的權利。

　　但是，如果無論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會招——除非你對他三歲的小女兒實施酷刑——你還願意做那個功利主義者嗎？在成千上萬平民的生命和一個小女孩的權利之間，你大約感到了遲疑。

　　再比如，籃球巨星喬丹在運動生涯里，年收入曾高達數千萬美元。政府應該對他強制徵收高稅收，以促進經濟平等嗎？你也許會說，應該，因為他每年交出100萬分給100個貧困家庭，對他自己來說，不造成什麼大的損害，卻可能大大改善100個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變100個孩子的命運——這裡促進的可不僅僅是結果平等，而且是機會平等。

　　可是，那麼，政府有沒有權力——出於同樣的理由——強制我們獻血甚至獻骨髓呢？畢竟，在體檢合格的情況下，捐點血甚至骨髓不會真正影響我們的健康，對於那些急迫需要這些醫療救助的人，這卻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權利之間，我們再次感到了遲疑。

　　又比如，一個叫比爾的人，碰巧知道一個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於威蒂是個毒販，正被政府通緝。比爾應該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嗎？當然應該，你可能會說。可是，如果威蒂是比爾的親哥哥，並且從小兩人相親相愛呢？事實上，這個叫作比爾·伯格的人寧可為了哥哥而辭去麻省大學校長的職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發哥哥。

　　事實上不少人被他對哥哥的忠誠及其犧牲所感動。可是，難道一件正確的事情，僅僅因為適用於你自己的親人，就變成一件錯誤的事情嗎？在康德式的絕對命令和桑德爾式的共同體忠誠之間，我們再次陷入了徘徊。

　　這樣的例子可以無限舉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們願意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車禍傷亡率而將最高時速降低1/4甚至1/2嗎？如果只要不傷害他人，人就可以為所欲為，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子宮作為一個工廠，在淘寶上出售自己的嬰兒嗎？如果政府應該保持價值中立，那麼政府應該花同樣多的錢資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垃圾肥皂劇嗎？……

　　根據心理學上的“認知衝突”理論，人有追求邏輯一致性的本能，但是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們，沒有一個正義標準可以放之四海且貫通古今，每個人實際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選擇正義原則。

　　在讀《公正》之前，我們也許清楚自己的原則是什麼，讀完之後，可能反而變得糊塗，因為每一種觀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種觀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導致相對主義。它只是提醒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構成衝突的未必僅僅是善惡之間，一種善和另一種善也可能構成緊張關係。

　　權利和福利之間，絕對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間，平等和效率之間，自由和安全之間，常常存在着取捨關係。我們盡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念，論證哪種取捨更合理或更合乎時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訴我們存在着一種沒有代價的選擇，那也許我們就需要提高警惕。

　　每個人最終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這應該是通過穿過論敵的觀念，而不是繞過它們。有人在形容美國的立憲經歷時指出，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而是一個偉大的妥協。的確，在諸善之間，妥協比勝利更值得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