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與醫藥關係不淺。我自己現在北京任職一家有19個附屬醫院的醫科大學。我學醫是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名肺科醫生。父親學醫是因為他13歲時，他的母親因簡單的感染而去世。父親沒有預料到，比自己年輕15歲的弟弟會逝於自己專科的呼吸系統疾病。

父親緯華和叔叔厚華第一次分開是在1947年。父親那年17歲，留在中國中南部江西省省會南昌繼續學業，當時兩歲的厚華和其他弟弟及一個姐姐與他們的父母從上海渡船到台灣。二戰後，台灣在被日本占領50年後回歸中國，有較多工作機會。

全家未能預見1949年會發生什麼：共產黨接管了中國大陸，而對他們來說，這意味着另一種長期分離的開始。

父親在南昌完成醫學教育、其後在上海師從最好的肺科醫生獲得研究生教育。但1960年代的文革使他下放到縣城、後來到一個只有他一名醫生的村莊。1972年，父親回到南昌一個主要醫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經由斐濟寄了一封信到父親以前的地址，這封信奇蹟般地到了父親手中。

很快，厚華成為他們之間的信使。

厚華是我家第一位美國公民，他於1970年代後期到舊金山，被美國的發達所吸引，那裡與他成長的台灣有天壤之別。

1982年，分離35年後的厚華與我父親兄弟倆重逢。父親當時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醫學院心血管研究所進修，為期一年，做肺水腫研究，後在目前被稱為扎克伯格舊金山綜合醫院和創傷中心(Zuckerberg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and Trauma Center)的醫院重症監護室臨床見習數月。

1980年代初期，中國和美國的差別巨大。父親一直非常感謝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接受的教育，以及美國人民對他的善良和慷慨。

自美國學成回南昌後，父親建立了全省第一個、也是全國較早的重症監護室之一。他還建立了分子醫學研究所，是中國最早的類似機構之一——如果不是首個的話。

1985年，我跟隨父親和叔叔們（那時叔叔興華也已移民加州）的腳步，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念研究生。幾年後我弟弟也赴美留學。

1990年代，蘇聯模式坍塌，美國似乎是唯一留存的模式。我在美國留學後計劃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所以申請了美國公民，並於2000年獲得。我的子女在美國出生。

但後來發生了9·11事件，美國出現了邪惡的軸線：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國防次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副總統法律顧問戴維·阿丁頓(David Addington)，以及司法部律師、《酷刑備忘錄》作者柳約翰(John Yoo)。這些人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為，將他們的法律（其實是不合適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強加於伊拉克、關塔那摩和其他地方。而太多美國人也並不反對。那一時期對我來說證明美國不是很多人以前認為的民主燈塔。

在芝加哥時我開始查詢如何放棄美國國籍，2007年回中國之後再一次繼續，到2011年完成退籍。這一決定為其後的事件所驗證是對的——特朗普選總統和特朗普主義是9·11開始的變化之自然擴展。

厚華從未返回中國大陸。

至2005年父親於75歲退休前，他治療了很多呼吸病和重症監護病人。父親經歷了2002至2003年的SARS疫情，他預計SARS或類似的病毒還會發生。我和父親還在爭論此次新冠病毒算不算證明了他的預測。

新冠病毒流行後，已經90歲的父親經常給我治療建議，讓我轉給其他醫生，包括此次協調早期疫情中心武漢抗疫的醫學領袖。

我們家在武漢有12位親戚，大部分是母親家的；在紐約有六位親戚、大部分是父親家的。在武漢的親戚皆安然無恙，而紐約的厚華在疫情傳播到美國後去世——他去世於當今世界軍事上最強大、經濟上最富裕、醫學上最先進的國家。

美國有兩個月甚至更多時間可以汲取中國的新冠病毒流行經驗，本可以做更多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父親很難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認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華如果在中國也許就被治癒了。

當新冠在美國和一些國家繼續兇猛地流行、在中國偶有小發時，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合作，而是在競爭尋找疫苗和其他治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