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落魄的暮年

－－作者：杜強

王鎮皋回憶過去不大記得年份時，總習慣說，淋巴結核發病之前，神經衰弱的時候，查出肺氣腫、肝硬化、前列腺癌變的時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驚無險地活到85歲，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杭州的一所中醫院裡，他拿着單據，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動扶梯。他請求牙醫別讓腿腳不便的自己折騰啦，先蓋個戳，照過射線再下樓付款，可大夫說，這是醫院的規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鎮皋突然轉過身，抵着眾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張和尷尬讓他亂了分寸，摔倒在電梯犬牙似的稜角上。

他跛着腳進了門診室，拿回落下的錢包，一邊掉眼淚一邊向醫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歲的時候王鎮皋在山東大學物理系評為講師，新社會的身份序列里，屬於高級知識分子，擁有一張紅色的醫療卡，無需掛號，主任醫師在專門的房間裡等待，工人負責拿藥、記賬。

如今的遭遇讓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為疾病、生活瑣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費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們還會這樣對待我嗎！真是太殘酷了。”

兩年前他在《杭州日報》上看到過一篇文章，當中回憶原子物理時代的著名科學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戰年代啟蒙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王鎮皋給報社寄去一封長信，告訴編輯，“束星北最好的學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據說束星北幾乎從未誇獎過別人，即便是後來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學生，在他眼裡也只是“馬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鎮皋的天資高過李政道，只是體質差。

晚年的王鎮皋帶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紹興，打算在小鎮僻靜的街巷裡過完剩下的日子。當他本本分分地走過菜市場，沒有人會對他的過去感興趣，有過瓜葛的人，描述起來卻總有誇張之嫌，“世界級天才”，“當今再沒有第二個的好人”，以及，“卑鄙無恥的特務”。

王鎮皋在山東大學念書時的相片

壹

王鎮皋出生在紹興山區的一座村莊，18歲高中畢業時，家裡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選，理由僅僅是聽說那位誰也沒見過的姑娘擅長操持家務，他逃離了家庭，到上海尋找親戚，並在那裡考取了尚在青島的山東大學。

1950年夏天，一聲如釋重負的悶響，蒸汽機車緩慢停靠在德式風格的站台里，從上海到青島的路程沒想到會如此漫長，換過幾次車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方向感。王鎮皋木然地走下來，望着眼前尚未從國共內戰中平復的城市。

當時《青島日報》連篇累牘的政治宣示中間，還殘留着特務肆虐的跡象。這座海濱城市曾經是德國、日本的殖民地，內戰時用以停靠美軍的戰艦，直到1949年6月才改旗易幟，理所當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顧慮重重者最後的據點，1952年時，美軍飛機還投下過裝在陶罐里的細菌彈，學生們不得不停止課業，四處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屆學生回憶，第一次見到王鎮皋時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長衫，羞澀訥言，習慣性地擠在人群背後。開學後的摸底考試，因為數理化三科滿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動。不過一年之後，教室里便很少出現王鎮皋的身影。

小時候，得了肺癆的舅媽被送回紹興鄉下，人們對它的傳染性一無所知，只曉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時日無多。王鎮皋帶着病菌到了山大，每天只買得起一個窩頭，一米七幾的個子僅有九十來斤，結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發作了。他躺在隔離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潰爛的腮部仍不斷流出膿水。當時還是進口藥物的鏈黴素三塊一針，幾乎是他一個月的飯錢，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結核發作的同學已在幾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個小時，半夢半醒時想些什麼王鎮皋已經無從回憶，他談論起生命中讓他聯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時正是軍閥和盜匪橫行的年代，賊人們扛着槍在村巷裡逡巡；無數個太陽毒辣的正午，為給拮据的家庭尋找食物，赤腳踩在水田裡，撿拾田螺和黃鱔，噗地一聲拔出腳，上面粘着血紅的肥胖的螞蝗；方圓幾十里唯一的醫生只懂得槍傷和刀傷，今天習慣稱之為疾病的那些，就隨它去吧。王鎮皋不清楚兄妹的數量，原因在於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兒患了腹瀉之類的疾病，便任由他虛脫，待奄奄一息時抱進草棚里。

病重的事情王鎮皋沒有通知家人，徒增擔憂而已。1952年3月時，身體愈發虛弱，直至無法起身，互助組的女同學早晚送給他飯食，其中一位還傾訴起被人追求的煩惱，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隱衷寫在一堵即將拆遷的牆上。

轉機的出現毫無徵兆，人民政府宣布給予大學生食宿和醫療免費，護士告訴王鎮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產黨大恩人，救了我一命。”

當王鎮皋晚年陳述起人生際遇時，疾病與天資、個性與政治洪流之間的關聯讓人很難不產生宿命感，“如果我沒有考上山東大學、沒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似乎一切都有報償，只是它習慣於慢慢地顯現。

王鎮皋記得，畢業前的一個晚上，學校黨委通知他到辦公室去一趟，推開門，保衛科科長鞏念勝坐在那裡，身邊是一名軍人出身的公安，有着黝黑的面龐和魁梧的身材。他們告訴王鎮皋，校黨委和公安部門決定讓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島公安頭號監控對象，“你很有前途，這對黨和國家的損失也很大，但是青島的反特鬥爭形勢很嚴峻，實在找不到第二個人，萬不得已只能犧牲你。”王鎮皋沉默着，不知道該怎麼辦。

束星北在講課

貳

真正的天才們往往性情狂傲，寶貴的注意力絕不會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無當的規則。束星北恰好就是這樣的人物。

有關他的傳聞很多，留學歐美，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抗戰期間建造了中國第一台雷達；曾在國民黨軍事機關擔任要職，大約還有少將之類的頭銜；李政道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學造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啟蒙；以上皆廣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個性，只能從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和隻言片語中勉為拼湊。

片段一：束星北講課極富魅力，從不照本宣科，學生王景明形容說，束星北手裡拿的是一根魔杖，輕輕一點，就為陳腐的世界打開了一扇天窗，如夢初醒般發現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氣差，對蠢笨之人毫無耐心，常訓斥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學員大多視他的課堂為畏途。他常在年輕教師的課堂外駐足“偵探”，甚至闖上教師王承瑞的講台，摸起粉筆在板書上打叉，公式打滿小叉後，又用大叉布滿黑板四角。王承瑞為此跑到校長辦公室大哭一場。

片段三：束星北對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他與山大校長、共產黨元老華崗公開辯論，爭執哲學與科學哪者為大。

束星北在山大開課那會兒，王鎮皋還在痊癒之中，只選擇了束先生的理論物理選讀一門課程，講授相對論時，王鎮皋不僅對答如流，而且多有發散，束星北感到意外，問，你看了什麼書？他回答說，生病的時候撿到過兩張散掉的冊頁，無聊時用來打發時間。

因為生病耽誤課程，束星北單獨為他開了一門量子力學，引來十幾位教師聽課，教師們跟不上，王鎮皋不得不充當起助教。遇到難解的問題，束星北毫不顧忌地評價說，你們這些笨蛋，這都不明白，王鎮皋肯定懂。臨近考試時，他對王鎮皋說，不要考了，我直接給你一百分，並塞給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個禮拜，考這個。”

然而，那些天真熱情卻資質平庸的學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長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應，束星北一貫地不屑一顧。當年的學生回憶，為監視束星北，也有其他學生被公安局動員過，但都以“不能勝任”搪塞脫身。

黨委辦公室里，王鎮皋依舊沉默着，鞏念勝和魁梧的公安等待着答覆，“實在找不到第二個人，萬不得已只能犧牲你。”他們強調說。

王鎮皋已經記不起當時說過或爭辯過什麼。入團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質押物，自己事先卻毫不知情，“黨是救命恩人，我膽小不敢拒絕，而且有可能畢業後不安排工作。”那時他已確定留校。“這是黨的命令。”保衛科長鞏念勝終於發話，並向他保證，未來的職稱和工資決不低於同屆老師。

由於記憶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識的語焉不詳，王鎮皋當時的心態－－借用物理學的話說－－像是一團概率雲，卻無從觀測，不管是因為膽怯或是一時的投機心，他不可逆轉地做出了後半生耿耿於懷的選擇。

王鎮皋的聘書

叄

凌晨時分，膠州灣吹來的海風仍帶着些許涼意，山大校園裡一片寂靜，王鎮皋快步走在搖曳的樹影之中。他依然記得那是1957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大鳴大放”引起的喧騰還將在第二天繼續，人們真誠地投入到幫助共產黨整風的熱潮中，批評之聲日漸刺耳。

他走過物理系所在的六二樓，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風格怪異的石砌建築，後來城頭變幻，美軍艦隊的司令部駐紮於此，想起來，才不過是8年前的事情。山大門前的魚山路上已經沒有了行人，他徑直走進對面的巷子，推門進了小院，公安部門的接頭人已經在那裡等着了。

匯報完白天的鳴放情況，公安告訴他，“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擊了。”工人備好了夜宵，接頭人端起餛飩，響聲似乎也比平時收斂了許多。王鎮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鳴放中的活躍分子就要倒霉了。而他收集的言論很可能成為某種“罪證”。

“大鳴大放”那幾個月，王鎮皋每天忙於查看大字報，探聽師生們的言論，中午和午夜12點到聯絡站匯報情況，回到宿舍時已經2點鐘。地處海濱的青島4點半就天光大亮，擔心錯過重大動向，他也得跟着起床，總感覺身體隨時會垮掉。

經過煽風點火－－偉人風格的修辭，山大的右派們終於動員起來，很快從一開始的遮遮掩掩演變為“惡毒攻擊”，謹慎、直率、放肆，一步一個台階，效果顯著。

不過，有着“束大炮”稱號的束星北在鳴放開始後有些反常。肅反運動中遭過罪的教授們一有機會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衝鋒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本人卻不提個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眥必報的風格很不一樣，開會時總泛泛而談，很多人猜測束星北聽到了風聲，也有人聽說他在研究什麼憲法。

王鎮皋也關注着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自從領受了秘密任務，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擔心有一天泄密，無法向恩師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機關要求，平日極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題太難，全班最高只有39分，作為助教，他未經請示擅自調低了及格線，只為不與束先生私下照面。

後來學生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印象最深的是迴蕩在物理樓的束星北的喊聲，王鎮皋，王鎮皋，他從不與束先生反駁爭辯，交給的任務總能盡心完成，輔導功課、批改作業，束先生落得清閒自在，對王鎮皋也格外照顧，知道他身體不好，把帶有暖氣的辦公室交給他使用。

親歷者的記憶中保存着另一個版本，同學朱之藩回憶說，留校後王鎮皋與老師相處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諱，一些言論被他匯報給了組織。同事眼中的王鎮皋仍是老實善良、慣於服從的個性，即使普通的實驗員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瑣事，他同樣笑嘻嘻地照辦。他從不拒絕別人，同事借錢，如果沒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別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網絡里，王鎮皋也是只能服從的小角色，他盡職地完成屬於自己的任務，相應的，也只想承擔不多不少的責任。學校召開鳴放討論會的第二天晚上，王鎮皋從聯絡站回來，發現物理樓燈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標語，學生們對《青島日報》扭曲討論會發言的行為很不滿，打算到報社示威，王鎮皋立即報告公安，參與的學生後來大都打為右派。王鎮皋認為，向組織報告是職責之內的正常處置，“打成右派跟我沒有關係。”

強調“沒有關係”時，他正弓着身子坐在簡易床邊，把手裡的硬幣又翻了面，啪的一聲扣在桌上。“責任要明確，”王鎮皋說，報告後公安怎麼部署他不過問，具體哪些學生打為右派也並不清楚，就他的能力來說，可做的很少，“沒有哪個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對面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開朗，在《民主報》上很活躍，提前得知中央準備反擊之後，王鎮皋想告訴李仲益，怕被問如何得知，更擔心一旦敗露，自己受牽連。何況，此時已經太晚，“這些人要倒霉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臨近公開時，人們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傳部的會議上，他以《用生命捍衛憲法尊嚴》為題發言，認為歷次運動的錯誤在於粗暴破壞憲法，時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無法治。他的見解引來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隱隱感覺到不安。

《民主報》編輯向束星北索要發言稿時，風向已經變化，因此建議他刪去“人治”、“歌頌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證沒有偶然的錯誤”等內容，被束星北拒絕。一天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告反擊開始，編輯問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責自負。

最先鳴放的教授們也最先認罪伏法，右派的陣地上到9月份時只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鬥大會之後，公安局指示王鎮皋到束先生家裡去一趟。

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午夜時動身，走過魚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進束先生的小洋樓。束星北夫婦見到是王鎮皋，十分高興。白天批鬥時有人指着鼻子謾罵，“（如果）當時我帶槍的話……”束先生沒說下去，夫人接過話，“我們家有槍，打兔子的。”束先生提起了李政道，也為王鎮皋太多教學任務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鎮皋少有的愉快，幾乎忘了是去執行任務的。

四十多年後人們翻閱束星北檔案，發現1957年記載着這樣一條：王某某匯報，一是束星北有槍，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會幫忙。半年後，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庫勞動改造。

王鎮皋記得，束先生曾經問他是不是團員，他猶豫了一下，回答說不是。那次談話之前，公安接頭人曾塞給他一枚團徽，但直到超齡退團，都沒有機會佩戴。他說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謊。

大鳴大放時王鎮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裡，但沒人知道，此時他已經因為勞累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夜無法入睡，記憶力減退，連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備課時，他看着剛剛翻過去的書頁，腦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積，“哇”的一聲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王鎮皋的老相冊，裡面是他和同事的合影

肆

“文革”爆發後的一天，王鎮皋和其他教職工被留在教室里，面前放着紙筆。總支書記要求互相寫揭發材料，當然，他說，也可以寫寫自己。

沉默。第一個人拿起筆的時候，教室的氣氛變了。不一會兒，只剩下王鎮皋抱着雙臂，一動不動地坐着。

鳴放之後的秘密工作並沒有輕鬆下來，但凡國內外有事，王鎮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論，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交給鞏念勝。有一段時間，他借調到北京參加人工降雨研究，12點乘坐火車，一宿不睡，凌晨5點到達後直接趕往學校，拖着病體上完八小時的課，當晚又趕回去。課間休息時，他站在走廊里打起了呼嚕。

被留下寫揭發材料的同事們，有的已經寫了滿滿一頁，有的只開了頭，王鎮皋仍然沒有動筆，“我拼了命做工作，還要坐在這裡交代問題。”眼淚又止不住了，最終交了白卷。

物理系辦大字報專欄時，他依舊沒能逃脫，同事列舉的罪狀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將特務束星北的得意門生、孝子賢孫，為他肝腦塗地。他找總支書記爭辯，對方不屑地說，“北京的大幹部都整了，你又算什麼？”他闖進黨委書記辦公室才發現，鞏念勝已經在替他申訴了。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整他的幕後操縱者被關了起來，王鎮皋鬆了一口氣。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鬥會。

政治運動呼嘯去來，讓人想起當年那列漫長的火車，只是更不清楚方向、更無所適從，王鎮皋保守着隱秘的身份，像是攥緊扯掉了一半的車票。當現實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說服，他逐漸把秘密工作當做一種民意調查，認為是黨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徑，而且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圍觀下棋時鄰居評論起時局，王鎮皋蹲在一旁探聽，忘了家人還等着他回家做飯，惱怒的妻子衝下樓，將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着打探嗎？平常見了面隨時都可以聊聊” ，王鎮皋對詞語暗示的褒貶很介意，他從床下拉出一個紙箱，老照片整整齊齊地貼在相冊上：山大的花園裡，同事們努力地笑着，或是在夏天的海灘，心無顧念地角力、追逐，黑白之間覺察不出任何異樣，只有波瀾不驚的生活場景。王鎮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東省受到中央的嘉獎，公安廳長還專門請他吃過飯。

黨支書記曾問王鎮皋，你為什麼不申請入黨？為什麼不向黨匯報思想？他只能回答，這不太好講，校黨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廳的人曾告訴他，你不能入黨，並拿出一份彭德懷事件的黨員文件，給他看了，“這就算你的組織生活。”

報告別人私下的談話，難道不覺得有問題嗎？我問王鎮皋，他回答說，“黨中央希望知道你怎麼想，就算明着問，難道不應該如實回答？匯報給組織又有什麼關係。有些人挨整，是黨犯了錯誤，像我這樣的好人，怎麼可能去害別人？”聯想起圍繞在他身上的種種評價，王鎮皋又一次不加掩飾地落淚了。

不只一個人向我說起他的老實善良：他把評獎、加工資的機會讓給生活困難的同事，用一枚鑽戒換來的自行車借給別人長期使用；當他看到新聞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兒童，一宿輾轉反側，第二天趕到醫院留下500塊錢之後，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網上看到相關報道時，迷惑於缺乏道德判斷力與渴望道德滿足感為何會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說，當今世上再沒有這樣的好人了。”他又說。

文革挨整之後，王鎮皋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關起來。再去理論物理教研室的時候，同事們變得異常客氣，有的低着頭，有的猛然站起來，“王老師，請坐。”運動把人變成了偽君子，王鎮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訴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後，但事情都在明處，遠不及兩面派可怕。

發配到月子口水庫之後，束星北起初仍在宣揚人治法治的理論，其他右派們瘋狂勞動、彼此揭發，尋找着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體弱，又消極怠工，總被當作最差的一個。

饑饉來臨的時候，束星北餓極了，身體快要陷到綿軟的地里去，他溜進農田，順着紅薯的藤蔓摸到根莖，正要挖時被守望的農民逮到。農民見他可憐，從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連皮吃了下去。漫長的煎熬摧毀了他的意志，終於寫下萬餘字的懺悔書，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當有人偷偷告訴他可以幫他逃亡海外，他動過心，最終還是告發了對方。但無論如何虔誠，始終不被饒恕。

然後，又春天了。

20年後，王鎮皋見到已經平反的束星北，發覺當年的英氣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為疾病折磨顯出深重的病態。他代表學校請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只是笑笑，沒說什麼。後來束星北寄給王鎮皋一封介紹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講，他希望自己最好的兩個學生見見面。

報告廳里擠滿了人，他們響應號召，準備再次“向科學進軍”。王鎮皋坐在第一排的貴賓席，靜靜地看着講台上的李政道，“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演講結束，掌聲真誠熱烈，王鎮皋害怕問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湧上前的時候，獨自離開了。

退休之後，王鎮皋寫信給學校，要求評自己為名譽教授，哪怕退休金減半也無所謂，但沒能如願。

伍

晚年回到紹興小鎮時，家人親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歲的外甥女偶爾照看他。每隔兩天，王鎮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幾天不見人，她就過來看看是病了還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經幾十年沒有來往，聽別人說，她的健康狀況比自己還要差。

王鎮皋患上神經衰弱那會兒，曾申請到蘭州大學交流學習，順便休養。遠離了政治運動的是是非非，蘭州的時光難得清淨。一位北大畢業的姑娘熱情主動，總是用上海話問這問那，王鎮皋你還看電影啦，王鎮皋褲子不好這麼破的，後來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後聽說，妻子曾有過未婚夫，男方在畢業結婚前淪為極右分子，判刑十年，因獄中組黨，又加刑十年，親戚都勸她，等不得了。

婚後，王鎮皋總在周日時神秘外出，有時半夜12點也悄悄溜走，無休無止的爭吵，感情也隨之消磨。1979年，未婚夫平反出獄，跟妻子常常書信往來，王鎮皋無意中讀到過其中一封，信中回憶起兩人的青春時光，“烏七八糟，一塌糊塗。”他說。離婚後，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間流傳的風言風語則是說，王鎮皋的特務身份敗露後，妻子忍受不了他的聲名狼藉，離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年輕遺孀，“卑鄙無恥的特務”就出自她的咒罵，那段婚姻也沒持續多久。

對於秘密身份的泄露，同事間的版本和王鎮皋的說法略有出入，但都繁複冗長，可以確定的情節是：1979年，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向黨委書記“評功擺好”，提及監視束星北的歷史，結果與總支書記產生矛盾，後者“有意泄密陷害”。當他從外地回到山大時，同事告訴他，“不得了，特大新聞，全校都知道你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大特務。”

他先是調往華僑大學，後來為了就醫方便，又調往蘇州鐵道師範學院。至於科研的事情，早就不再抱有希望。

同學王景明回憶說，束星北曾有一次向他問起，你知道王鎮皋是特務嗎？眼神中帶着驚訝，但也沒多說什麼。1982年束先生去世之後，治喪委員會發過一封電報，王鎮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時已經是三個月之後。

束星北臨終之前曾有囑託，要求把遺體捐給青島醫學院，他雖然身體衰朽，頭腦卻像年輕時一樣清晰敏捷，也許有研究的價值。但醫學院忙於領導換屆，遺體被遺忘在不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後領導想起，吩咐兩個學生抬到樹林安葬，學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爛屍體，匆匆埋在了操場的雙槓下面。

“遺體被忘記了？”王鎮皋的眼神突然驚愕起來，直直地盯着我，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節，雨聲時大時小，夾雜在隔壁一場法事的木魚聲里。雨停了，小販騎着三輪車叮叮噹噹地經過巷子，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的斑駁了的標語。

本來事情應該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但有一年，女同學打來電話，說大家都為王鎮皋感到不平，當年班裡常常得零分的學生也評上了教授，而王鎮皋卻在副教授的職稱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當年最器重的啊。”

王鎮皋感到很失落，他用歷數一生的語氣給蘇州和山東大學寫了萬餘字的長信，希望授予他名譽教授，即使退休金減半也無所謂，結果都沒有回覆。兩次突發心臟病的鞏念勝也拖着病體為他奔走，找到山東大學，了解當年情況的潘校長病重不辦公，再不久，鞏念勝和潘校長都去世了。王鎮皋到濟南時曾看望過鞏念勝，聊起當年的事情，鞏說，“黨對不起你”。王鎮皋再也壓抑不住，放聲大哭。

心願未了，知曉他過去的人卻一個個離開人世，王鎮皋有些四顧茫然。他撥通老同學的電話，對面傳來了嘟嘟聲，“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撥打另一個，“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點，還能活一兩年。”他說，要是評不上教授，會死不瞑目。

他也想聯繫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向她解釋當年並沒有害過束先生，匯報時提到李政道，是想讓上面處理時有所顧忌。但束美新不願意跟他通話，雖然她同意父親遭難的責任不在王鎮皋，當年揭發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願意父親的名字跟王鎮皋再有瓜葛，“跳梁小丑”，她評價說。

在電視櫃的雜物中間，有一本托人買來的《炎黃春秋》，裡面有篇回憶束星北的文章，王鎮皋用紅筆圈注了幾處細微的錯誤，比如，不是氣象所，是氣象台。

他的自我意志稀薄的個性，似乎跟年輕時沒有太大分別，一貫的柔弱老實，經不起人勸，看到農民工討薪的新聞便忍不住落淚，每次去醫院都特地多帶兩千塊錢，遇到窮苦人醫療費不夠的，就給他們，每年總能遇到一兩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醫院，他坐在門診室里哭泣，訴說起當年，醫生打斷他，“你不要哭了。”後來就很少再去那裡，有人按時買好藥寄給他，每次滿滿一箱。

每天凌晨4點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藥，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會，四個小時後熬肝臟的藥，下午和晚上還有兩貼。濁黃的中藥熬好了，總是忘了喝 ，涼掉。他拿出中藥處方，忍冬藤、白茯苓、龍牙草、青藤根……“嗒”的一聲，燉着排骨的砂鍋燒幹了，裂成兩半，晾出一團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