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宣和企業文案一樣，既反映了政府或企業的理念與方針，也折射出政府首腦或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喜好。在“歌德派”為主流的中國宣傳陣地上，忽然間出現《路在何方》以及《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中美關係的思考》這樣兩篇文章，難免叫人有些驚艷。
《路在何方》的作者是中共深圳市委原書記厲有為（1993 年 4 月 - 1997 年 12 月）。文章一開始就這樣寫道：在深圳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際，提出路在何方的問題，彷佛有些不合時宜。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這問題真的存在。
文章從“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起，概述了各個歷史時期對於“路在何方”的探討、定調和實施。文中引用了胡耀邦對“特區是租界”論的反駁；重提鄧小平否定“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搞市場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不得！”的論述。然後用具體的數據指出：
在全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後的今天，生產力得到解放，一批企業家脫穎而出，民營經濟得到大力發展，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占對外貿易的 45%，占稅收的50%，占GDP的 60%，占科技創新的 70%，占職工就業的 80%，占企業數量的 90% 以上。這些數字說明了什麼？說明社會主義經過 40 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接下來，文章轉向探討現階段改革之路的走向。作者這樣表述他的看法：
至此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改革上層建築，來適應現實的已經變化了的經濟基礎；第二條路是改變現在的經濟基礎，往回走，來適應上層建築；第三條路是誰都不改變，維持現狀，實行雙軌制運行。我們現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路在何方？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
文章的後段主要闡述“民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談及如何認證“私人財產的合法性”。作者認為，“人民政府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只有這兩個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公民才能全力以赴地安心創業”。
雖然文章用的是疑問句“路在何方”，其實傾向性十分明顯。作者在文中充分表達了對前一階段“國進民退”論調甚囂塵上的憂慮，也很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於過往 40 年改革開放政策堅定不移的信心。
《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中美關係的思考》的作者是外交官袁南生。他曾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舊金山總領事，2014 年離任後，任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文章雖然以中美關係為題，實際論述的範圍更為廣闊，是對當下國際形勢的一篇冷靜、理性的分析文章。
文章的基調是：舊的全球化道路強調成本優勢，實現國際分工；未來的全球化則很可能強調政治價值的趨同，中國可能遭到來自政治價值不同的國家的排擠打壓。
關於中美關係，作者首先引述習近平同特朗普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日本大阪舉行會晤時所說的“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對話比對抗好。當前，中美關係遇到一些困難，這不符合雙方利益。中美兩國雖然存有一些分歧，但雙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領域廣闊，不應該落入所謂衝突對抗的陷阱，而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接下來詳述中美關系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同時橫向比對了當年的蘇美關係。作者認為，新冠病毒流行前和流行後的中美關係會有很大不同。一是民意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外一些民調機構的數據表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民間，對對方持負面看法的人數都明顯上升，均已占多數；二是經濟貿易關係有很大變化。
作者強調“從毛澤東、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實踐來看，他們都非常重視、親手謀劃中美關係。”，他認為“穩住中美關係，有利於穩住國際秩序。中美關係的穩定程度同中美兩國人民的福祉、同國際秩序的穩定程度成正比。”
至於如何穩住中美關係？作者說：一是要保持戰略清醒，認清我們仍然處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二是保持戰略耐心，防止急於求成；三是守住戰略底線，既韜光養晦，更奮發有為；四是防止戰略誤判。尤其是要防止對美國的誤判，誤認為美國已衰落，誤認為美國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顯露出的種種問題已說明美國“霸權式微”，誤認為全球抗疫戰役已提出以他國取代美國來承擔全球“領導責任”這個歷史性的任務，誤認為中國在這次抗擊疫情的戰役中最先受到衝擊、最早走出疫情，是給中國帶來了與美國競爭霸權的歷史性機遇——如果這樣從競爭霸權的視角來審讀中國作為，那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以上這段話很有針對性，可說是對中國輿情的透徹分析。現今中美關係的惡化當然不能完全賴到中國頭上，畢竟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他是在迎合美國的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是在搞單邊主義。但是作者提醒國人“中國國內也常常感覺到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湧動，有人早先把這方面的言行名之為“憤青”，現在亦有人稱之為“戰狼文化”。中國出現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不奇怪，其存在與發展，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源流和現實基礎。”
作為一個資深的外交官，作者對“戰狼文化”乃至“戰狼外交”是持反對態度的。對於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之存在與發展，作者就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源流和現實基礎”作出四方面的論述。
一是受“華夏中心論”即“天下觀”的影響。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主導對外關係的核心思想一直是傳統的“華夏中心論”，這種思想來源於華夏民族的自我優越感，認為中國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文化上都處於世界的中心，稱之為“華夏”，西方的入侵對固有的“華夏中心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軍事上的失敗使得中國被迫捲入了近代世界體系，傳統的華夷秩序和天朝觀念逐漸崩潰，中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華夏中心論”隨之逐漸衰落，而民族主義思想則漸漸興起，作為一種新的精神紐帶逐步取代了“華夏中心論”的作用。
二是受“必誅論”的影響。“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對外交往中聽到不同意見，有人動輒拍案而起，某些情況下，“對話”變成了“對罵”，甚至變成了 “獨罵”。
三是受“必勝論”的影響。既然中國體制優於西方體制，美國已經衰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麼，中國取代美國的老大地位就是必由之路、指日可待的事。
四是受“必戰論”的影響。“中美必有一戰”“中日必有一戰”“中印必有一戰” “中韓必有一戰”“中菲（律賓）必有一戰”“中越必有一戰”，等等，這些年來，諸如此類的聲音不絕於耳，總有人把輕言戰爭與愛國簡單地畫上等號。
如何擺脫“戰狼文化”以及“戰狼外交”的慣性思維，作者提出了幾條意見，簡單歸納如下：
民意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因為打着“愛國”的旗號，容易挑動民意、煽動民意和裹挾民意，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又容易綁架外交。外交被民意綁架度與外交空間成反比，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聲音越大，受此影響，對外交往中對抗就更容易代替對話，中國的朋友就會越來越少。
避免盲目的民族主義，一是要普及知識，重申常識，防止信息不對稱，讓民眾了解更多歷史。例如，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飄飄然、驕傲自大，到處高調宣揚“厲害了，我的國！”，這就可能出現問題。
幾千年來，中國是世界上最有資格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先後三次名列第二，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史上被英國趕超，一次是現在這個時期。了解這些情況，有助於保持清醒的頭腦。
二是要加強引導，改進思想方法，防止看問題簡單化、標籤化、情緒化，例如簡單地把砸日本車等同於愛國。
三是要守住底線，例如，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 美國成為新冠病毒世界第一疫情大國、死亡逾十萬人，絕非值得興奮、恭喜之事。
作者認為“穩住中美關係，必須堅持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並沒有過時。”
《路在何方》在（文匯報 文匯論壇）上分兩次於 9 月 21、22 日發布；《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中美關係的思考》發表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發布日期是 9 月 25 日。兩篇文章內容詳實，論點清晰，論據充分，但是兩位作者的觀點與當今朝堂上的“主體思想”明顯不完全契合，甚至有點跑調。對於以上兩篇文章的觀點，官方的宣傳口至今沒有回應，不知道是暫時騰不出手來，或者是不屑一顧？

原文鏈接：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discuss/202001/4075.html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1/PL2009210003.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2/PL20092200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