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介紹費馬之前，還漏了一些他的閒聞軼事----幸而還不算太多。其中比較搞笑的是，1652年費馬其實“死”過一次。這並不是什麼由死復生的神話，而是一個醫學奇蹟加上一個糊塗的朋友所主演的一場喜劇。

彼時正是黑死病肆虐的時期，沒錯，就是電影《夜訪吸血鬼》中那場令人毛骨悚然的瘟疫。無數人在非常痛苦的情形下死去，渾身布滿黑斑----俗稱“鼠疫”。費馬很不幸也染上了這種致命的疾病，並且奄奄一息了。

於是他的一位朋友伯納德.梅當對外宣布費馬已經死了。但費馬在當初的醫療條件下，居然又神奇的康復了過來。於是他這位性急的朋友只好重新發過一份公告來糾正之前的失誤：” 很抱歉我前段時間曾通知您費馬逝世。他仍然活着，我們不再擔心他的健康。瘟疫已經不在我們中肆虐了。”

這一定是神之干預。大概上帝也還想看到費馬的數學，所以他留下了我們的天才。從那之後，費馬更是低調。其實他之所以能做出那麼多工作，與他的工作也還是有 關係的。當時，國家要求所有地方的議員避開一切黨團的混戰和不必要的應酬，以避免在履行職責時受賄而墮落。話說這正類似於現在的【反腐倡廉】，費馬就 這樣得到了大把的空閒時間。

那時，整個法國做科學研究尤其是純理論研究的一項特點是儘量保密、拒絕交流。這是與現今完全相反的狀況。但他們是有理由的。首先17世紀的數學在社會上還遠遠沒有如今的地位，絕大部分數學家----哪怕是職業數學家----都要為自己的經費，乃至生活費而奔忙（這跟國內現在的狀況也比較相象）。在這種大背景下，成果成了數學家自己用來交換生活質量的一種貨物，成了不能輕易示人的獨門手藝。

另一方面，16世紀之前，絕大多數數學家前身都是Cossists。這是一種職業的名稱，受僱於商人和實業家，用來解決一些複雜的會計問題，相當於現在的精算師。因此，數學和某些解題的方法就成了民間秘方一樣，不僅僅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也給他們帶來獨一無二的聲譽。一般情況下，保密自己的成果已經是當時行業里 不成文的規矩，一旦遭到破壞，往往帶來劇烈的爭吵甚至敵對。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關於卡爾達諾（Girolamo Cardano）的禁書《大衍術》(Ars Magna)。這本書主要描述了一些虛妄飄渺的鍊金術和不着邊際的儀式，但也第一次引入了虛數的概念和討論了一些博弈的問題。在此之外，他還披露了一個可以迅速求解3次方程的方法-----而這是他十年前從一個朋友塔爾塔利亞(Niccolo Tartaglia)那裡獲得的。結果，後者勃然大怒，斷絕了與卡爾達諾的所有關係，並掀起了非常激烈的爭吵。

總之，這樣的例子只是讓當時的數學家們更加的守口如瓶。這時，還好有一個人改變了這一切。這個人在笛卡爾那章有過短暫的出場---可見每個龍套都不可以忽視，都有自己的貢獻與故事----這個小角色就是掌握笛卡爾在荷蘭行蹤的神父，梅森。

梅森作為一個數學愛好者，對數論有過一丁點兒貢獻；但作為一個規則破壞者，他對數學卻有着很大的貢獻。而且後來的種種情形顯示，梅森不遵守這種保密性，確實沒有任何私心。他數學上的才能也許很普通，然而其人格高貴並不遜於任何的大數學家。

由於梅森的神父身份，所以他和很多當時的大數學家都有頻繁的書信聯繫----那個時候宗教就是高於一切的力量。他自己同時也研究數論，並向其他的修士和修 女講課。但當梅森在巴黎主持一個米尼姆修道會時，他看到那些與會的數學家們對自己的成果，總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仿佛一個青澀的姑娘。他感到很悲哀，並 下定決心要打破這種阻礙科學的堅冰。

他開始鼓勵數學家們交流自己的思想，促進互相的工作。同時，他定期安排會議----這個小組後來成了法蘭西學院的核心和前身-----而當有人因故缺席 時，他就會把此人的信件、或者是文章，公諸於眾，讓他的成果得以被小組所熟知，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從這裡繼續前進，去研究更深一步的問題。

雖然這種行為在我們現在看來非常理性的，然而在當時，尤其是一個穿修道袍的人神父，這樣做並不符合其職業道德。後來，笛卡爾便因此和梅森鬧翻了。但在笛卡爾遭到教廷的質疑時，梅森依然為他而辯護。

閒言碎語不要講，表一表數學天才費大郎——

當時費馬也與梅森神父保持着頻繁的書信聯繫，但費馬的低調在整個數學史上都是最顯著的。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公開出版自己的任何成果和 發現，這可能是一種貴族的固執。同時也因為，公開發表和被人們承認對費馬來說毫無意義，他已經是一個成功的社會人士。

數學對他來說，尤其那些沒有被別人發現的美妙定理對他來說，是一生中重要的愉悅的來源，他可以在自己的時間裡做做數學就已經很滿足了。

雖然這種對數學的單純的追求和熱愛，如今依然值得我們提倡。但費馬確實沒有意識到，如果有用的數學研究和成果沒有被及時發表，那麼損失的，將不僅僅是個人的榮譽，而會拖慢整個時代數學前進的步伐。

但在梅森神父的組織下，費馬開始與其他人數學家通信了。這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好幾個人和他鬧僵了----並不是出於他的態度，費馬一直是一個謙謙有禮、 平和冷靜的紳士----而是費馬那種類似於【挑逗】的意味。而這也是他最大的一個特點。他總是喜歡敘述他最新的定理，但是不給出證明。我只能說，這也許就 是費馬給他平淡的生活帶來的【天才惡作劇】吧。

他這種把解答藏起來的習慣，惹惱了不少同行，也引誘這無數的後來人，就是單憑着好奇心，也要去尋找他的證明。這其中就包括費馬大定理。而被挑逗到發飆的大 人物中，就有我們的軍人，笛卡爾。事實上，笛卡爾和費馬不止爭論過一次，而是好幾次。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費馬幾乎每次都是對的。我們的律師用沉着冷靜打敗 了急躁易怒的將軍。

笛卡爾有一次氣急敗壞的說：“費馬是個加斯科尼人，可我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費馬無非是個“吹牛者”。雖然如此，費馬這種習慣對自己而言，還是有一定好處 的。這樣他就無需去再花上大量時間，來完善自己的解法，反而能更迅速的投入到下一個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由於證明一旦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對其進行仔細的 研究和探討，那麼將其隱匿就意味着，無需承受那些出於嫉妒而挑刺的折磨。

雖然如此，費馬與其他人的通信依然帶來了好的成果-----他與帕斯卡的通信，讓兩人共同創立了【概率論】這門學科的理論基礎。而且，就費馬去世後出版的記錄來看，他完全有能力單獨完成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