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东西对我是件难事儿。平时跟着人家帖子后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转算是为了防止遗忘中文的写字锻炼。

若干多个日子在这个坛子上闲逛，看到不少中共啊輪教啊互殴的场面，也不愿意管闲事儿。今天写的东西不过是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只作陈述不作评论。

我的年纪比起各位在坛子上的老前辈估计都小，是文革末期出生的，所以对文革的印象几乎是零，唯一的记忆是当时有一个什么人过逝了，各家各户，男女老小聚在一起做白花。然后有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厂子里的电视间里，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啊。我嚷嚷着要看，邻居大姐就把我顶在头上，让我看到了黑白电视里有很多人围着一个闭着眼睛躺在那里的人鞠躬。当时的记忆就基本上到此了，还记得一点就是回家的路上我早就倒在邻居姐姐的背上睡着了。

说起来，我也算是长在红旗下吧，小学的时候，我们五讲四美三热爱，那三热爱可不就是首先要从热爱共产党开始的吗？虽然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还是积极地第一批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当我和同桌MM带着红领巾，大踏步从烈士陵园归来，一路上两人不时相视而笑，这笑容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上进引发的，也就是一种优秀感。那天的周记我连烈士的名字都记不住，随便安了一个上去，老师居然也没有纠正我。

一转眼上了初二，老师开始鼓励我们要积极上进，那时候上进对我来说是就是要做个好人，做个全班都认同的好人。好人好事我也忘了我做过什么了，反正迟到早退是绝对没有了，学习成绩那是一直在第一方阵里。初二上半学年，班主任跟我一说，我就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班主任说要考查，这一考查啊，就一直考到了初三，整整一年，把我熬的哟。其间我不但当过课代表，还当了文娱委员，虽然自己写作能力很有限，但是每周一期的黑板报和每周一次的班级文娱活动那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了。

小时候思想就这么简单，总想在班上的top10里混，有些人一上初中进我们班就已经是团员了，心里就暗自较劲了。考察了我一年，好不容易戴上了团徽，才发现原来这团员资格其实并不值钱，因为随后我们班的团员就像是雨后春笋般的，蹭蹭蹭，赶着毕业的时候，火线入团，最后班上几乎90%都是团员了。后来到了高中我才知道，我的入团申请是先交给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然后呢，这个愣愣的傻大姐居然忘了好几个星期才交给了班主任，估计班主任认为我不积极，哎，被无缘无故害了一把。当然了，要不是这个傻大姐是个老实人，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我估计我不会饶了她（她后来又不故意地害了我一次，我们有时间另外分享）。

到了高中，对“政治上进”还是停留在做个好人的阶段，现在要讲说在团员堆里做个大家认同的好人了。这个时候呢，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一丝民主意识，那就是我发现有人递了入团申请后请所有的团员表态，举手表决从来是一致通过。Too good to be true 是我出了国才学会的一句话，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意识。我要改变现状，于是积极竞选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一职，让我失望的是，虽然我的竞选演说到现在我都认为是感人肺腑的，投票的结果我还是排在了第二名（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所幸的是得票第一的那位“老支书”并不想续任，我就坐上了这把交椅。当了官才知道，原来民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我们的英文老师的儿子跟我是同班，这家伙成绩一般，人有点木木的，也不跟同学合群，对班级事务也是漠不关心。偏偏我当了团支书就递交了申请，我也偏偏就改了举手表决为无记名投票，然后这位老兄对环境的漠不关心导致他偏偏就忘记了午休后的团员大会，让大家空坐了20分钟，当然了，结果就可想而知，没有通过啦。这下可不得了，英文老师跑到学校里的团委总部去投诉，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不过奇怪的是，她居然没想到我这个始作俑者，回头找我算账。但是从这件事过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埋头苦读英文，为什么？深怕英文老师找茬给小鞋穿。这下大家知道我的英文为什么现在还混得过去的原因了。

一晃大学毕业，上了研究生。我从一个“政治上进”分子转变成了 一个落后分子。原因呢，就是我高中当团支书的那两年里让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诸如学校团委为了集资搞活动，私自把团费从每月一角分钱提到1元，却又提供不出任何红头文件。随后某年，向全体团员摊售某书籍若干册。每次收钱的时候，那一束束从高考压力下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射出来的冷冷目光，深深刺痛了我的一颗单纯立志要做好人的心。

进了大学，周围都是尖子学生，我这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凤凰立刻成了只土鸡。学联里个个都是上进分子，我们这些新生嘎子一踏进校门，就跑来问候冷暖，顺便就建议“不如加入我们自律会”“不如参加我们生活部”“不如到团委来帮忙”，大有香港铜锣湾“中兴会”和沙头角“红兴帮”的气势。结果呢，个个出门都扛了一个“部长”、“副部长”或者是“XX委员”的头衔。最近听说，大陆的公务人员对老百姓的比例是1：26，估计都是我的学长和学弟学妹们的天下了，可喜可贺。对这些头衔我都表示了没有兴趣，于是成为了年级里占总数只有10%的平头百姓组成的“少数民族”。我的随和性格让各帮各派也没有难为我。

上了研究生，同窗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人很好，就是有点啰嗦。平时很愿意跟我进行学术讨论，处久了，老兄开始推心置腹地劝我入党。已经心灰意冷的我婉言谢绝，虽然呢，我还是很积极地参加了党章学习班，因为有很多的参观访问活动，十分开阔眼界。那老兄断断续续劝了我一年，我以各种理由搪塞，诸如想出国啊，家里人信基督阿，等等。可是老哥对我可真好，不弃不离，两手撑着下巴一一帮我化解顾虑，出了国这个党是可以退的，不退也行，你不说，人家签证官也不会知道，家里信基督也没有关系啊，多张党票还是有好处的，然后掰着手指头跟我算有这样，那样的好处，还有就是犯错误还可以顶一下。也不知怎么地，我最终没有答应，这个哥们是个好心人，他这样劝我完全是为了我着想。我也没有因此而得罪他，我们至今还是很好的朋友。当然了，我毕业前办出国的时候被研究生处穿了小鞋，因为我拒绝我老哥的同时也就扫了研究生处老师的面子了。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坚信好人有好报的原则，终于遇到几位省人事局好心的老师，和一位通情达理的签证官，破例允许我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递交了申请。

遇到輪教，已经身在国外两年后的事儿了。当时是听说北京发生了那档子事儿，然后全国上下抓邪教，连香功啊，养生益智功也被归了类。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说吓得都把练香功用的扇子都烧了。那时候对輪教也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它好像得罪了某人。我遇到的第一位輪教人员不是亚细亚的品种，是我的邻居介绍给我的一位貌似金凯利的瑞典帅哥，原来他对中文有兴趣，想找人教中文。我一思量，好啊，我可以练练英语。后来才知道，原来“金凯利哥哥”想看李大师的原著，甚至要拿它当中文教材，我推托说程度太深，“金凯利”才作罢。不过呢，我就有幸拜读了一下这本颇具影响力的书。本人呢，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名著，散文，诗歌，武侠，甚至情色作品，什么样的书都有兴趣浏览，这个我可是跟着人家大文豪学的，要不是知道钱钟书老先生对《肉蒲团》评价得头头是道，我也没有胆子去碰什么禁书地。可惜的是，我的文笔太差，记性也不好，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有可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李大师的书号称综合了世界上各大教派的精髓，有其理性和知性的深度。我看过后只觉得书中涉及了道教和佛教的皮毛，但是并未深入探究。劝人为善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施道的逻辑实在是有点可爱。“金凯利”哥哥后来可能觉得跟我学中文太慢了，就打算将来去中国学，我呢，乘机把祖国大好河山大大推销了一番。

我遇到的第二位輪教人员居然是当地的一位分舵领袖。是位很面善的女士，人是很好的，有求必应，私下从来不主动提及信仰，不像摩门教徒或者是耶证人员见面就狂轰滥炸，不管你是否在吃饭睡觉，还是在五谷轮回。我当然尊重别人的选择，虽然不接受他们的那套东西呢，但是看到他们不论寒暑都起来练习，脸上的专注神情还是让人佩服的。

不久，就开始有什么报派发了，一张中文报纸本来也没有什么。后来呢，报上就登了一些所谓的迫害消息，我看了呢，也表示深切的同情。然后呢就愈演愈烈，在报上登出来北方某镇七月飘雪，原因是当地迫害了某学员。可巧，我的一位大学密友毕业后就返乡恰好落在消息上所指的某镇谋事。我呢也恰好回家省亲跟他见了面，提及此事浑然不知，说，不要说下雪了，整个夏天连滴雨都没有下过。当我回到国外，街头开始流行起“迫害小品”来了，那个逼真程度和血腥程度，让人怀疑是否个个去跟斯皮尔伯格拜了师。于是乎，网上开始拿这些迫害小品的剧照充当证据流传开来。我的本来富有同情思想的脑袋开始持续摇动起来。

不管怎样，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想自己的国土变得美丽富饶。无论用什么方式去改变，也希望是理智，和平和诚实的方式。记得1999年，看了英国BBC的一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侯德建所说的，“想要揭穿一个谎言，一定不能用另一个谎言去揭穿，因为你的谎言会被最先揭穿”。此话让我受益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