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 - 1962），字月涵。梅贻琦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1909）。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曽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1 - 1948，1955 - 1962），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梅贻琦“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

在 1948 年这个攺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时刻，作为清华大学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为何置部分同事甚至中共秘密劝说于不顾，执意南飞？向以沉默寡言，处事稳重严谨的梅贻琦本人没有留下回忆文字，只有从身边的親朋好友、同事弟子的片段回忆来加以梳理和探讨。据抗战胜利复校后担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回忆：“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沒有联系了”。据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梅贻琦离校后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回忆：1948 年 12 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  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员还曽尽量给予庇护，但是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并不是代表他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十分明白。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争之后，于 1945 年 11 月5 日的日记中曽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好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淸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的原因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 ...... 与毛语彔的理论共存？”。

至此，我们仅仅是考察了梅贻琦南飞的政治层面上的原因，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现在再把他的 1931 年出任清华校长时的讲话再仔细读一下，他当时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是重要，“乔木” 与 “世臣” 之分别，意味着对 “故国” 不同的价值认知。可以说梅贻𤦺心里的故国，并不是那大陆的疆土，而是那些中华民国的“世臣”。

梅贻琦南下，除了为 “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做筹码报效 “故国”。1949 年 6 月底，梅贻琦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扺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后经英国伦敦，於当年 12 月飞抵纽约。自 1950 年起，梅贻𤦺出任 “华美协进会” 常务董事，“华美协进会” 乃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这就是梅贻琦的 “因缘大事”。他到协进会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已从中仅支付薪水每月 300 元，与由清华基金支付给当时在美留学生的生活费相同。1955 年 11 月，梅贻琦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創建了台湾清华大学。

1962 年梅贻琦在台大医院去世。清理遗物时，秘书发现病床底下有一个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经常携带，视为珍宝。后来当这个手提包在众人面前被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随之热泪盈眶。里面装的，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帐本，毎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注》

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清华基金的历史。1900 年 6 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受害国赔偿军费、损失费等款项共计982238150 两白银，由 1902 年起至 1940 年止，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 32939055 两，合美金约 24440778 元。当时美国的高级官员知道，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在 1905 年 4 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思：“总统认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已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梁诚立即致函外务部，当立即声告美国政府，若此项赔款回归，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1908 年 10 月 28 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 4 年，毎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 100 人。如果到第 4 年派足了 400 人，则自第 5 年起，毎年至少派 50 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于是，1909 年 6 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8 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 - 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館的舘址。后来，清华大学对庚款的使用，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为清华本校的经费，另一部分为留美学生的经费。1924 年 9 月 13 日由中美双方共同组织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由蒋梦麟为董事长。1929 年 4 月 30 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当时的基金管理办法是：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教育部拥有基金的审查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据蒋梦麟在 1947 年 1 月 9 日 致信清华校长梅贻𤦺中陈述：关于清华基金，经函转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根据 1945 年 12 月 31 日该会纽约财务委员会报告，基金为美金 432.3 万元，利息全年净收 15 万元。

本节参考：

岳南，南渡北归，第三部 离别，上。湖南文艺出版社。

岳南，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维基百科，庚子赔款。

叶企荪（1898 - 1977），也作叶企孙，名鸿眷，字企荪。中国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8 年 6 月，叶企荪毕业于清华学校后，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插班进大学三年级。1920 年获学士学位。同年 9 月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奨得主珀西 . 布里奇曼，在此期间，他主要完成了二件工作。一是在哈佛教授威廉 . 杜安指导下，叶企荪与 H. Palmer 合作用 X 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个测定值当时被公认为是最精确的结果，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十余年。二是在导师布里奇曼指导下，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影响，于 1923 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 1925 年发表。1923 年 6 月，叶企荪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24 年 3 月回到上海。1924 年叶企荪任国立东南大学（后攺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付教授。其间经任鸿隽教授介绍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1925 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为物理学付教授（另一教授是梅贻琦）。1926 年清华大学部开设学系。叶企荪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任物理系系主任。此后他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等）。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叶企荪着眼于研究所的组织和研究生的培养。他在昆明西郊大普集创立了两个物理类型的研究所。一是以吴有训为所长的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有余瑞璜、王明遵等；二是以任之恭为所长的无线电研究所，范绪筠、孟昭英等为研究员，此外还有陈芳允等。叶企荪当时还主持清华的校务会。1937年，叶企荪辞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职务，并且放弃1937 - 1938 年度出国休假、研究一年的机会，声称有病。而实际上带领他的学生熊大镇等人潜入敌占区天津，为八路军制造炸药、无线电收发报机。西南联大时期（1937 - 1946.6.），清华大学成立为抗战服务的特种研究所，叶企荪任主任委员。下设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成立于1936年），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成立于1937年），金属研究所（所长吴有训，成立于1938年夏）等。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清华物理系七级学生熊大缜，祖上是江西南昌名门望族，生于上海，毕业论文系由叶师指导。为适应抗日国防之需，课题是与军事技术密切相关的《红外光照相术》。那时中国人连普通照相胶卷还不会制造，何况国外刚发明的红外照相。但是熊大缜却研制成功，并在深夜拍出清晰照片，轰动了国内科学界，深得叶师赞尝。因此毕业后留系做助教，住在叶师家里（叶一直是单身）。叶师准备于 1937 年秋送熊大缜去德国研究军事上的红外光技术。可是，据《吕正操回忆彔》记载：“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推荐他去德国留学，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成行，1938 年夏来冀中参加抗日工作。他领导军区供给部，无论是军工生产方面，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39 年被晉察冀军区除奸部突然秘密逮捕，同时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熊大缜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处决”。

吕正操原为张学良副官，参加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吕正操回原任职的 53 军 691 团任团长，于1937 年初加入共产党。七七抗战开始，在蒋介石部分嫡系部队和万福麟（53 军军长）部队向南撤退时，吕正操的 691 团受命与日冦作战掩护。当 691 团在石家庄东的梅花镇突围后离大部队已远。全团几乎都是东北战士，在吕正操和几个共产党员的鼓动说服下，便一致同意与 53 军割断联系，北上抗日打游击。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在政治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吕正操当时之所以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的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然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便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 年 8 月，以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吕正操和军区共产党令导存在不同意见。吕认为熊大缜等舍弃优越条件，跑到根据地来艰苦抗敌，应充分信任和重用。而军区政委等则认为知识分子出生于剝削阶级家庭，不能过分信任。当 1939 年春国共关系恶化时，各根据地成立了锄奸部，他们便怀疑熊大缜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先秘密逮捕交通员张振声，酷刑逼张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熊大缜等人也是特务，于是就将熊等人逮捕。1939 年夏秋之交，在军区机关转移途中，锄奸部史某私自决定处死熊大缜。当史举枪时，熊请求史省下这粒子弹杀日本鬼子，宁愿史某改用石头砸死自己。

1939 年底，便有学生告诉叶企荪（时在昆明），熊大缜在冀中遭拘禁。叶还写过一封信，给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请他们转冀中区至熊大缜收。1940 年 2 月 19 日，叶企荪接到另一学生从天津发出的电报，证实熊被捕的消息。说 1939 年 9 月间熊大缜等数人被诬为日本特务汉奸。接着朱家骅也发来电报，称熊等被解往晋察冀边区政务委员会，下落不明。叶企荪心急如焚，但仍抱有希望可以营救熊大缜的性命。1940 年 3 月 16 日，他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第五次评议员会议，一下飞机，便去了张伯苓处（时兼国民参政会付议长）向董必武（参议员）打听熊大缜下落，并希望通过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请求冀中区释放熊大缜。

1967 年 6 月，国家经委等单位的红卫兵为批斗吕正操翻找到熊案材料，随后，叶企荪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 年 6 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叶企荪被关入北京卫戌区监牢，他是在日夜不停的残酷逼供下度过 70 岁生日的。1969 年 11 月因缺乏实质证据而被释放，但是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可是他已经重病纏身，腰弯成 90 度，两腿僵直，小腿粗肿似桶。开始北大不肯收留，有人看不下去，才暂住到校园外一间学生宿舍里，但还要继续接受㧗斗。当时人们常看到一位老人趿着钻出脚趾的老棉鞋，穿着露出棉絮的破衣裤，腰间扎根草绳，花白发须结着冰，在海淀粉中关村街踽踽独行，或仰天孤坐。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后来神智逐渐清醒些，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钱三强，他却嘱咐钱：“你快离开，以后见到我，不要跟我说话，省得连累。” 说完马上离开。

1972 年 5 月，北大对他作出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的决定，以示宽大。1977 年初，叶企荪去世，任何报刊不发消息。1984 年，八旬高龄的吕正操将军致函中共河北省委：“1938 年何时逮捕李𣇈初、熊大缜（已被处决）和张珍同志，我都不知道，...... 是孙志远同志也曽多次向我表示 '内心负疚'。我作为战火中幸存者，为了对党负责，有责任对他们死者、生者的冤案向党申诉，为他们彻底平反。”  1986 年 10 月中共河北省委克服很大阻力，做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1987 年 2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深切怀念叶企荪教授》，才把叶企荪的光辉业绩包括冀中抗日公布于世。他曾为中国培养了 79 名院士，23 位两弹功勋中，有一半以上是他的学生。

现在再回到本文的《抉择》这个主题。在北平解放前夕，叶企荪作为当时中研院的院士，清华的主要教授之一，在送胡适或梅贻琦南下的飞机上是有他的位子的。令作者惊讶的是，这样一个能够作出精确观察的物理学家，在政治上的洞察力却是如此不堪。爱徒熊大缜的事件，原本可以使他比旁人更加警觉和认识到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另外，叶企荪应该与梅贻琦有比较親密的关系，他为什么当时不能了解和听取梅的看法和观点？

本节参考：

虞昊：叶企孙，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