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 - 1962），字月涵。梅貽琦為第一批庚款留學生（1909）。中華民國物理學家和教育家。曽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31 - 1948，1955 - 1962），清華人尊稱為“永遠的校長”。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梅貽琦“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

在 1948 年這個攺朝換代的歷史轉折時刻，作為清華大學一校之長的梅貽琦，為何置部分同事甚至中共秘密勸說於不顧，執意南飛？向以沉默寡言，處事穩重嚴謹的梅貽琦本人沒有留下回憶文字，只有從身邊的親朋好友、同事弟子的片段回憶來加以梳理和探討。據抗戰勝利復校後擔任清華教務長的吳澤霖回憶：“他臨走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記了，在門口他乘車出去，我剛走進來，他車停下來，我先問他，怎麼樣？聽說你是不是要走？他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最後兩句話是他思想的一閃念，很緊張。以後到上海後，他給我通過一次信，以後再也沒有聯繫了”。據時任清華文學院院長，梅貽琦離校後主持校務的馮友蘭回憶：1948 年 12 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務會議在梅家開例會，散會後，別人都走了，只剩梅貽琦和我兩個人。梅說：“我是屬牛的，有一點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後我們就各奔前程了。”  他已經知道我是堅決不走的，所以說了這一番告別話。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對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員還曽儘量給予庇護，但是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了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並不是代表他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十分明白。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鬥士”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鬥爭之後，於 1945 年 11 月5 日的日記中曽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據傳，有一次，梅貽琦一個好友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出身淸華的林從敏在談到梅貽琦出走的原因時說：“事實上梅師決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華。梅師一生尊重學術自由，不干涉教授與同學個人的政治思想，這個原則怎能與中共篤信的馬、恩、列、斯 ...... 與毛語彔的理論共存？”。

至此，我們僅僅是考察了梅貽琦南飛的政治層面上的原因，而未涉及更深層的思想根源。現在再把他的 1931 年出任清華校長時的講話再仔細讀一下，他當時說：“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往往是後一句，但前一句對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是重要，“喬木” 與 “世臣” 之分別，意味着對 “故國” 不同的價值認知。可以說梅貽𤦺心裡的故國，並不是那大陸的疆土，而是那些中華民國的“世臣”。

梅貽琦南下，除了為 “避秦”，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攬住清華在美國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做籌碼報效 “故國”。1949 年 6 月底，梅貽琦由廣州赴香港，與夫人、孩子短暫相聚後飛扺巴黎，與李書華等五人代表國民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並出任常駐代表。後經英國倫敦，於當年 12 月飛抵紐約。自 1950 年起，梅貽𤦺出任 “華美協進會” 常務董事，“華美協進會” 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駐美機構，清華大學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這一機構管理。這就是梅貽琦的 “因緣大事”。他到協進會後，專門辟出一間辦公室負責保管清華基金，自已從中僅支付薪水每月 300 元，與由清華基金支付給當時在美留學生的生活費相同。1955 年 11 月，梅貽琦接受台灣當局邀請，離美赴台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繼而創建了台灣清華大學。

1962 年梅貽琦在台大醫院去世。清理遺物時，秘書發現病床底下有一個手提包。梅貽琦生前經常攜帶，視為珍寶。後來當這個手提包在眾人面前被打開時，所有人都驚呆了，隨之熱淚盈眶。裡面裝的，原來是清華基金的帳本，毎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注》

簡單敘述一下這個清華基金的歷史。1900 年 6 月，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向俄、德、法、英、日、美、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挪六“受害國賠償軍費、損失費等款項共計982238150 兩白銀，由 1902 年起至 1940 年止，按照條約所列辦法及匯率，折合各國貨幣償付，是為“庚子賠款”。其中美國分得 32939055 兩，合美金約 24440778 元。當時美國的高級官員知道，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在 1905 年 4 月，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轉達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意思：“總統認為，此項賠款攤付之法，中國早已籌定，若果交還，不知是否攤還民間，抑或移作別用”。梁誠立即致函外務部，當立即聲告美國政府，若此項賠款回歸，以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在美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1908 年 10 月 28 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 4 年，毎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 100 人。如果到第 4 年派足了 400 人，則自第 5 年起，毎年至少派 50 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於是，1909 年 6 月，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8 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 - 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為游美肆業館的舘址。後來，清華大學對庚款的使用，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為清華本校的經費，另一部分為留美學生的經費。1924 年 9 月 13 日由中美雙方共同組織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由蔣夢麟為董事長。1929 年 4 月 30 日國民政府決定將清華庚款基金全部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管理。當時的基金管理辦法是：清華擁有基金的所有權，教育部擁有基金的審查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擁有基金的保管權。據蔣夢麟在 1947 年 1 月 9 日 致信清華校長梅貽𤦺中陳述：關於清華基金，經函轉中華文教基金董事會，根據 1945 年 12 月 31 日該會紐約財務委員會報告，基金為美金 432.3 萬元，利息全年淨收 15 萬元。

本節參考：

岳南，南渡北歸，第三部 離別，上。湖南文藝出版社。

岳南，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下。中國文史出版社。

維基百科，庚子賠款。

葉企蓀（1898 - 1977），也作葉企孫，名鴻眷，字企蓀。中國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1918 年 6 月，葉企蓀畢業於清華學校後，以庚子賠款留美公費生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插班進大學三年級。1920 年獲學士學位。同年 9 月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諾貝爾奨得主珀西 . 布里奇曼，在此期間，他主要完成了二件工作。一是在哈佛教授威廉 . 杜安指導下，葉企蓀與 H. Palmer 合作用 X 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這個測定值當時被公認為是最精確的結果，在國際物理學界沿用了達十餘年。二是在導師布里奇曼指導下，測量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材料磁化率影響，於 1923 年完成，研究成果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於 1925 年發表。1923 年 6 月，葉企蓀獲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24 年 3 月回到上海。1924 年葉企蓀任國立東南大學（後攺名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物理系付教授。其間經任鴻雋教授介紹入中國科學社，擔任《科學》雜誌編輯。1925 年清華學校創立大學部，他應聘為物理學付教授（另一教授是梅貽琦）。1926 年清華大學部開設學系。葉企蓀升為正教授並繼梅貽琦任物理系系主任。此後他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理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席、代理校長等）。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葉企蓀着眼於研究所的組織和研究生的培養。他在昆明西郊大普集創立了兩個物理類型的研究所。一是以吳有訓為所長的金屬研究所，研究員有餘瑞璜、王明遵等；二是以任之恭為所長的無線電研究所，范緒筠、孟昭英等為研究員，此外還有陳芳允等。葉企蓀當時還主持清華的校務會。1937年，葉企蓀辭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職務，並且放棄1937 - 1938 年度出國休假、研究一年的機會，聲稱有病。而實際上帶領他的學生熊大鎮等人潛入敵占區天津，為八路軍製造炸藥、無線電收發報機。西南聯大時期（1937 - 1946.6.），清華大學成立為抗戰服務的特種研究所，葉企蓀任主任委員。下設航空研究所（所長莊前鼎，成立於1936年），無線電研究所（所長任之恭，成立於1937年），金屬研究所（所長吳有訓，成立於1938年夏）等。194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清華物理系七級學生熊大縝，祖上是江西南昌名門望族，生於上海，畢業論文系由葉師指導。為適應抗日國防之需，課題是與軍事技術密切相關的《紅外光照相術》。那時中國人連普通照相膠捲還不會製造，何況國外剛發明的紅外照相。但是熊大縝卻研製成功，並在深夜拍出清晰照片，轟動了國內科學界，深得葉師贊嘗。因此畢業後留系做助教，住在葉師家裡（葉一直是單身）。葉師準備於 1937 年秋送熊大縝去德國研究軍事上的紅外光技術。可是，據《呂正操回憶彔》記載：“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蓀推薦他去德國留學，因抗日戰爭爆發未能成行，1938 年夏來冀中參加抗日工作。他領導軍區供給部，無論是軍工生產方面，還是從平津輸送軍需物品都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39 年被晉察冀軍區除奸部突然秘密逮捕，同時株連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戰的知識分子近百人。熊大縝被定為漢奸、國民黨特務處決”。

呂正操原為張學良副官，參加了西安事變。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後，呂正操回原任職的 53 軍 691 團任團長，於1937 年初加入共產黨。七七抗戰開始，在蔣介石部分嫡系部隊和萬福麟（53 軍軍長）部隊向南撤退時，呂正操的 691 團受命與日冦作戰掩護。當 691 團在石家莊東的梅花鎮突圍後離大部隊已遠。全團幾乎都是東北戰士，在呂正操和幾個共產黨員的鼓動說服下，便一致同意與 53 軍割斷聯繫，北上抗日打游擊。中共對於軍隊一向極為重視，在政治上只信任經過長征的紅軍幹部，呂正操當時之所以被委之為冀中軍區司令，一方面在於呂的貢獻巨大，同時也因呂對晉察冀領導十分尊重。然在冀中局面打開後，呂正操所率的舊部很快便成了審查的重點對象。1938 年 8 月，以處理所謂“托派”案件，將呂舊部大部分幹部送往延安審查。在對知識分子問題上，呂正操和軍區共產黨令導存在不同意見。呂認為熊大縝等捨棄優越條件，跑到根據地來艱苦抗敵，應充分信任和重用。而軍區政委等則認為知識分子出生於剝削階級家庭，不能過分信任。當 1939 年春國共關係惡化時，各根據地成立了鋤奸部，他們便懷疑熊大縝是國民黨特務。他們先秘密逮捕交通員張振聲，酷刑逼張承認自己是特務，並供出熊大縝等人也是特務，於是就將熊等人逮捕。1939 年夏秋之交，在軍區機關轉移途中，鋤奸部史某私自決定處死熊大縝。當史舉槍時，熊請求史省下這粒子彈殺日本鬼子，寧願史某改用石頭砸死自己。

1939 年底，便有學生告訴葉企蓀（時在昆明），熊大縝在冀中遭拘禁。葉還寫過一封信，給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請他們轉冀中區至熊大縝收。1940 年 2 月 19 日，葉企蓀接到另一學生從天津發出的電報，證實熊被捕的消息。說 1939 年 9 月間熊大縝等數人被誣為日本特務漢奸。接着朱家驊也發來電報，稱熊等被解往晉察冀邊區政務委員會，下落不明。葉企蓀心急如焚，但仍抱有希望可以營救熊大縝的性命。1940 年 3 月 16 日，他去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屆第五次評議員會議，一下飛機，便去了張伯苓處（時兼國民參政會付議長）向董必武（參議員）打聽熊大縝下落，並希望通過共產黨駐重慶代表請求冀中區釋放熊大縝。

1967 年 6 月，國家經委等單位的紅衛兵為批鬥呂正操翻找到熊案材料，隨後，葉企蓀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斗、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1968 年 6 月，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發出逮捕令，葉企蓀被關入北京衛戌區監牢，他是在日夜不停的殘酷逼供下度過 70 歲生日的。1969 年 11 月因缺乏實質證據而被釋放，但是仍以“中統特務嫌疑”受隔離審查。可是他已經重病纏身，腰彎成 90 度，兩腿僵直，小腿粗腫似桶。開始北大不肯收留，有人看不下去，才暫住到校園外一間學生宿舍里，但還要繼續接受㧗斗。當時人們常看到一位老人趿着鑽出腳趾的老棉鞋，穿着露出棉絮的破衣褲，腰間紮根草繩，花白髮須結着冰，在海澱粉中關村街踽踽獨行，或仰天孤坐。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後來神智逐漸清醒些，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錢三強，他卻囑咐錢：“你快離開，以後見到我，不要跟我說話，省得連累。” 說完馬上離開。

1972 年 5 月，北大對他作出 “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的決定，以示寬大。1977 年初，葉企蓀去世，任何報刊不發消息。1984 年，八旬高齡的呂正操將軍致函中共河北省委：“1938 年何時逮捕李𣇈初、熊大縝（已被處決）和張珍同志，我都不知道，...... 是孫志遠同志也曽多次向我表示 '內心負疚'。我作為戰火中倖存者，為了對黨負責，有責任對他們死者、生者的冤案向黨申訴，為他們徹底平反。”  1986 年 10 月中共河北省委克服很大阻力，做出了《關於熊大縝特務問題的平反決定》，1987 年 2 月 26 日 《人民日報》刊登署名文章《深切懷念葉企蓀教授》，才把葉企蓀的光輝業績包括冀中抗日公布於世。他曾為中國培養了 79 名院士，23 位兩彈功勳中，有一半以上是他的學生。

現在再回到本文的《抉擇》這個主題。在北平解放前夕，葉企蓀作為當時中研院的院士，清華的主要教授之一，在送胡適或梅貽琦南下的飛機上是有他的位子的。令作者驚訝的是，這樣一個能夠作出精確觀察的物理學家，在政治上的洞察力卻是如此不堪。愛徒熊大縝的事件，原本可以使他比旁人更加警覺和認識到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根本態度。另外，葉企蓀應該與梅貽琦有比較親密的關係，他為什麼當時不能了解和聽取梅的看法和觀點？

本節參考：

虞昊：葉企孫，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科學家書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