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清那个夏天我和理查德之间的友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了。也许是在那个夏天，因为我和野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野树和理查德的关系一向不错，于是我们三人时不时地总是在一起活动，比如周末去百货商场给基金会买东西，或是在午饭时值班，或是下班以后一起吃饭，或是傍晚去办公室处理一些基金会的事务——我们三个人都经常在一起。

　　同时，我对理查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开始只是好奇。理查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在几乎是一边倒地倒向自由主义的耶鲁，简直就是“稀有动物”。政治态度保守还不说，他还有很多“反潮流”的观点，他很偏激——或是喜欢显得如此——而且毫不掩饰地傲慢。

　　比如他说到他为什么要上耶鲁：“因为它有名嘛！我当时打定了注意，一定要上长春藤，不然在上流社会是没有前途的。那些州立大学，都是中等偏下层阶级的人上的。伯克莱也不例外。”

　　如谈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敌视，他则耸耸肩表示不以为然：“他们算什么，要不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帮助他们，他们能有今天吗？现在又把二战时的狼狈全忘了，又嚣张起来了吧？”在欧洲国家里，他最讨厌的是法国，觉得法国人最装腔作势，而且最敌视美国：“他们在哪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是草包一个？最后总得让美国把他们救出来。真不如当初把他们割给德国算了，能省现在多少事，少出多少个酸不溜叽的所谓文学家？”

　　他坚信二十一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对欧洲不屑一顾，一有机会就刺他们一刺，弄得崇拜欧洲文化的罗伯特好几次跟他吵起来。

　　“文化算什么？我们现在是商业社会，连文化都得被商业来包装。”理查德说，“这样才好，容不得有人来附庸风雅。”

　　他时不时做出一种典型的反智力态度来，宣称：“我除非实在不得已，否则决不看书。那样太浪费时间了！我只看由书改编成的电影。”他在夏令营成立了一个“电影俱乐部”，每天下午跟学生们看一部电影，全都是典型的好莱坞专给青少年制作的商业片，俗不可耐的高中生的爱情故事，但是学生们个个看得津津有味，他的俱乐部也成为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

　　不过呢，他虽然作出如此姿态来，懂得的却不比任何人少，谈到任何时事、历史、政治、科技上的话题，他都能把他的观点阐述一番，说得头头是道。

　　听到我们基金会的自由派们攻击连锁店麦当劳，他反唇相讥：“我最喜欢麦当劳了，我就喜欢这种大连锁店，走遍天下都是一个味，又很便宜，让人放心。在法国的时候，我天天吃麦当劳。”一提到我们基金会中许多人喜欢去的一个很便宜的印度餐馆，他就作出不寒而栗状：“天啊！那儿到处都灰不溜秋脏兮兮的，他们去那儿吃饭，纯粹是为了假装是劳动人民或是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要不就是去安慰他们自己正在滴血的自由派的心。”他最喜欢用的词就是“脏兮兮”。

　　他经常把话说得特别夸张，令我忍不住骇笑。有些论调真是令人心惊肉跳，许多观点也让我不敢恭维。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其实是很多人想过而不敢说的话，让他这么淋漓尽致不加掩饰地说出来，也能让人感到痛快。

　　当然，我也知道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故意夸张地耸人听闻，“语不惊人誓不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是像看一台好戏一样地看他的。我时时紧跟着他，因为这台好戏随时随地可能上演。理查德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个机会，就故意语惊四座，让人哭笑不得。

　　野树说的好：“你不能对理查德太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