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教合一的本質，是政治！而不是宗教，宗教只是被利用其中之一的藉口和工具。本質上是政治與權力，是控制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和洗腦。剝奪他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論！

任何宗教，信仰，政治口號，都可能成為控制人們思想，剝奪自由的工具。例如：今天西方的民主黨政治正確，同性戀，種族歧視，白人至上都成為對青少年洗腦政教合一的工具。這些都與宗教毫無關係！就是冠狀病毒的“命名”都已經被“政治化”，性別稱謂“man,women”都可以“政治化”，成為國家政治話題？！難道，政教合一需要“宗教”的藉口和形式嗎,不需要？中共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都是權力控制的工具，與宗教無關。任何能夠“占領道德制高點”，能夠給大眾“洗腦”，能夠最“有效灌輸”都是“政教合一”的口號與工具。傳銷組織的本質也是如此“政治與權力”。領導者會“投其所好”，“發財致富”，“一夜成功”都是政教合一“口號”的“變種”形式。它不是“自由市場”的公平價值體系的商品交換。其目標都是一樣是控制人們的思想和洗腦，剝奪他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商品交換！

同理，在伊斯蘭教幾千年的政教合一過程中，他們的什葉派，遜尼派，瓦哈比教派，還是今天ISIS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塔利班等等，千奇百怪的教義教派，都是政治權力的延伸，都是“團結就是力量”，個人服從宗教，宗教服從阿匍（先知的代言人）的政治軍事化組織。選擇不同“古蘭經”的“闡述和解釋”，只是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部落”菌體生態群，目標是產生自己獨特的“抗生素”，以“排斥異己”，消滅一切“非我”的政治力量。政治本來就是“利益”，就是權力。這一切與伊斯蘭宗教信仰無關，與和平無關。

【2】中國“政教合一”歷史的形成：

中國與歐洲在中世紀的“宋元時代”，走上一條與西方現代文明截然相反的道路。在蒙古人血洗歐洲和黑死病的“洗禮”，歐洲走上了文藝復興，政教分離的現代工業化道路。而與此相反，中國吸收了蒙古部落軍事化與伊斯蘭教的政教合一，走上了黑社會（東廠，西廠，特務CIA組織FBI告密暗殺文化），黨爭和文字獄。明朝文字獄在明太祖以至天啟帝的明朝歷代皇帝在位時期均有涉及。尤其在洪武時期和嘉靖為甚，對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中華文化基本上處於“世俗化”社會，士農工商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雖然，秦始皇統一，實現中央集權的專制獨裁的“家天下”文化。但是，除“政權和權力”核心的“法家權謀，厚黑學”以外的廣大農村基層鄉村士紳，基本上還算得上是馬馬虎虎的“儒家文化”。指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最先將訂下“士農工商”的次序，一直沿用至今。這種相對寬鬆的“政教分離”文化一直持續到唐宋時期。所以，中國從周朝世俗化以來，在文化發展，社會經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受儒家文化影響，越南、朝鮮、日本、琉球等漢字文化圈國家，皆在不同程度上沿襲了中國的“士農工商”四民的劃分。

而北方蒙古游牧民族野蠻的部落文化入侵，高度的軍事化管理，以及後來明朝的伊斯蘭教的“政教合一”文化的影響。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儒家文化傳統，就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所以，涯山之後無中國，明朝之後無華夏！士農工商文化被“東廠，西廠”錦衣衛特務黑社會，文字獄告密，黨爭文化取代。

因為，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社會”與野蠻暴力的軍事化，政教合一相比較。等同於一個暴露的人體細胞與冠狀病毒，霍亂弧菌，鼠疫相遇。完全軍事化，政教合一的暴力野蠻恐怖組織一定具有“戰爭優勢”！所以，在暴力，搶劫，戰爭，遷徙，滲透，寄生，分解，墮落與腐敗為基本行為模式的病毒，細菌面前，細胞組織，世俗化社會基本上“無能為力”。

所以，只有更加高度攻擊性，滲透性，破壞性的“共產主義”政教合一暴力意識形態組織（支部建在連上的“斧頭鐮刀”共產黨才能夠“戰勝”滿蒙,軍閥，黑社會地痞流氓文化和意識形態政權，而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但是，中國付出的“代價”是，士農工商文化與傳統道德的完全徹底毀滅與蕩然無存，而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的工商業改造把中國幾千年的士農工商世俗文化，那麼一點點的市場機制供應鏈，產業鏈徹底覆滅（自律性植物神經系統徹底毀滅）。中國走向100%的政治軍事化一體的“計劃經濟”。

而這種高度攻擊性，滲透性，破壞性的“共產主義”政教合一意識形態組織，喬裝打扮成為“普世價值，平等與民主”的新衣，成為美國的國際CIA,國內FBI告密,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爭文化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政治正確”掩蓋下的“文字獄” 模式，民主黨支部建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工會，每一個社區，每一個郵局，每一家報社，媒體，這種“政教合一”正在被奧巴馬，佩洛西，拜登的民主黨學習和複製。這也是民主黨能夠在從媒體到幾乎每一個美國大城市，小城市，每一個郵局與工會能夠“控制局面”取得“選舉”舞弊，欺詐的完全勝利。而世俗化的自由派共和黨，雖然看起來表面上“聲勢浩大”的“川普聚會”，但是，白人的世俗化“已經”深入民心“分散”自由而缺乏內部組織。相反伊斯蘭教團體與黑人選票的“集中體現”已經從90年代開始決定了美國“民主”的天平傾向性。到了2020年即使萬無一失“郵寄選票”也完全成為民主黨的“壓艙石”。共和黨自由派人士（非建制派）基本上無法“動搖”民主黨人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關係的“大樹”。2016年川普當選，只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的一個“意外”而已！美國的世界“民主燈塔”，今天大概也就是這樣了!？

高度集權與政教合一，會扼殺一切社會化分工，自由與不同言論。導致像中國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毛澤東思想支配一切，毛澤東思想治理精神病，毛澤東思想治理聾啞人，鞍鋼憲法，農業八字憲法。。政治思想的絕對單一化，極端化。美國民主黨今天已正在推進這樣一條道路，不過美國規模和深度比較小，算得上是文化小革命。

【3】政教分離的進步作用:

生命體和人類飛躍分別發生在6.65億年之前領鞭毛蟲生物出現它是地球上第一個可以將食物轉變為能量的動物，開啟了地球上的【食物鏈】。1814年英國出現蒸汽機人類工業革命，蒸汽機煤炭石油的應用，把石化能源轉變成為“食物和能量”開啟了人類社會化大分工，【生產鏈產業鏈】形成。多細胞有組織分化的高等生物“形成”，動物，植物的生物圈食物分解鏈形成。非常相當於人類出現高度分工合作的“工業化”以後，【生產鏈產業鏈】形成人類才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和“壽命穩定”，疾病控制的最基本生存問題。

在病毒，細菌生態層次遭遇的最大困境是：資源與自由的極度匱乏，貧困與落後。導致暴力，搶劫，戰爭，遷徙，滲透，寄生，分解，墮落與腐敗成為他們的基本“生存”模式（例如：海地，南非，非洲和中東地區）。因為，病毒，細菌根本無法構建“自己”的食物鏈，生產鏈和供應鏈。

有食物鏈，生產鏈，供應鏈的多細胞組織生物：高等植物，植物動物，哺乳類，靈長類最大的問題是：細胞之間的組織化和平衡發展。因食物鏈，生產鏈，供應鏈而需要的合作分工，協調性“效率”，以及分配與發展的“不平衡”之間的矛盾（例如：美國，歐洲等文明發達國家），因此被病毒細菌的意識形態入侵而產生“疾病和感染”和白左的癌變！這種不平衡“軟肋”就是細菌，與病毒希望的“平等”和“無差別”病灶和土壤，以及癌細胞的無法無天的自由“繁殖與遷徙”。轉變成為意識形態就是無差別的“平均主義”與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市場”在文明社會的滲透與發展。

在低維度生物，病毒與細菌不存在自律性植物神經系統，他們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本能的抵抗自然法律，市場規則的約束，他們的生命周期不受到春夏秋冬，年齡月日等等的影響。所以，這種生物沒有中樞神經系統和自律性植物神經系統的“分工”！他們都是軍事生產生活政治一體化的“政教合一”。例如：非洲原始部落，蒙古游牧部落，和一些中東穆斯林國家。因為，只有細胞組織層面的高等生物，才有大社會氛圍的產業鏈，生產鏈，食物鏈的組織和“分工合作”。才會出現“政教分離”，政商分離，政法分離（政治與司法分離，司法獨立），才會出現中樞神經系統（政治），植物神經系統管理的消化系統(工農業)，血循環系統（物流，商業），免疫系統（司法獨立，政治與司法分離），骨髓造血（政教分離，幹細胞教育系統，培養淋巴細胞，白細胞，紅細胞，等等），生殖系統（立法，高等生物立法不影響器官與組織，幹細胞，而只通過下一代遺傳，參與自然選擇）。。。。等等。

正是這種高等生命的“政教分離”，政商分離，政法分離原則，才保障各種器官，各個部門,各組織，和各個體能夠按照自身特點的內在自然法則，自然周期，相對獨立，自由運行，從而向專業化，科學化方向發展，充分發揮，和實現各行各業的工匠精神，從而形成社會有機的大分工與合作，產生高度分化的，複雜，完整的產業鏈，生產鏈，食物鏈和供應鏈的形成。一旦政治化，軍事化管理和干預，內在各個部門,各組織，和各個體的相對獨立運行，專業化，科學化，和自由就會受到“侵害”，甚至於“消失”。除非萬不得已的戰爭，或者應激反應，不能夠政治掛帥，軍事化管理。

這種自律性植物神經系統的發育和成熟，不受到“政治”的干擾，和人主觀意識的支配。也就是說他們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這是一個肌體健康與成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