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那   邊

（長篇小說）

萬沐

（故事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

五、蘇社長桃花色的學生年代（上）

故事還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說起。

中國蘇南市，有一個從當地醫學院畢業叫蘇羚的女學生，已經不滿足於在當地做一個平凡一生的眼科醫生，也看不上那些圍繞在她身邊的平庸的工程師、教師及公務員追求者，便纏着父母親一定要出國留學，一定要在海外闖天下。但蘇羚的父母親都是普通的中學教師，根本就籌措不出一大筆出國的經費，更何況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子要去到一個根本不了解的天涯海角，也是父母親放不下心的。

然而這個叫蘇羚的女孩子，態度卻特別堅決，她說，只要父母親不干涉就行，經費的問題，她一個去加拿大留學的同學完全可以借錢給她。

無奈，父母親只好由她去了，蘇羚便自己申請起了去加拿大留學的事情，父母想，誰會借這麼一大筆錢給她呢，不管她，碰了釘子，她自然就回頭了。

其實，表面乖巧聽話的蘇羚早在前幾年已經豹變了。

卻說蘇羚雖然表面聽話，一路走來，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學生幹部、學習標兵，其實心機極深。她知道見什麼人該說什麼話，該做什麼事，所以一路順水順風。在大學時候，蘇南地方商業經濟已經領中國風氣之先，蘇羚不僅拼命學好專業課，爭取好的政治表現，成為大學生中少有的黨員幹部，更在經濟上開始動腦筋。

一次她突然牙痛，由於在所在醫學院的門診部看醫生後，兩天仍不見好，便去了當地晚報上打廣告說得神乎其神的一家私人牙醫診所，結果經醫生處理後，果然很快就不痛了，這讓蘇羚很意外。

經過打聽，才知這個小診所的牙醫，卻有着十分不俗的經歷。原來，這個陳姓醫生是解放前畢業於華西大學的高材生，後來一直在上海一家大醫院任牙科醫生。無奈，反右時候被打成右派，在單位和家庭里備受歧視。更慘的是，文革中又被打成美國特務，那個精明的上海太太一看大事不好，立即和他一刀兩斷，幾個孩子和他也失去了聯繫。最後，陳醫生被發配到川西縣城老家接受勞動改造。

雖然被打成了美國特務，但家鄉人知道這就是一個人整人的藉口，用當地革委會會主任私下酒桌上的話說“格老子裡（四川話發語詞），這豆是（就是）下江人整咱們四川人，他娃（這人）可能太老實了，讓人家找個人來墊背，錘子的個美國特務，特務個錘子”！

由於這個造反派頭頭根紅苗正，是從一個生產隊長上來的，所以他說話沒有其他人敢反對，即使成都軍區“支左”的軍代表都要對他讓三分。由於這個造反派投資的庇護，陳醫生沒有繼續下放到生產隊裡去幹活，而是被安排到了金牛公社醫院做了合同制醫生。

不過，儘管當地的農民對他很是敬重，但對在上海生活慣了的這個高級知識分子還是有一種巨大的人生悲劇感。雖然曾經和當地的一個農婦結婚，但那不過是一個比他在公社醫院當醫生更有臨時性質的一場臨時婚姻。

好在十年以後鄧小平又掌權了，陳醫生離婚又回到了上海的大醫院，但這個醫院留給他的已經滿是傷心的回憶，而且還要每周參加兩次對黨感恩戴德的政治學習。更兼那個早年跟他離婚的太太，也拋棄了文革中結婚的軍代表丈夫，又糾纏着要和他復婚。明明是衝着他補償的一大筆工資來的，嘴上卻說為了家庭團圓，他真是煩不勝煩！

當時，國家鼓勵私營經濟發展，隨便在街上擺攤的游醫一個月的收入，都是他的十倍，陳醫生想自己也只是五十開外，開個診所，起碼還能幹個十幾、二十年，這幾十年來被體制壓抑的痛苦也該好好釋放一下了。於是便向醫院打了辭職報告，一時大家都覺得他瘋了。明明苦盡甘來，又在醫院帶着研究生，組織上還準備推薦他擔任市政協委員，他辭職到哪裡去找這種待遇？然而陳醫生卻鐵了心，不想在體制內混了，堅決要辭職，最後醫院報上海市衛生局後只得同意。

陳醫生也不想在上海這座人情味淡漠的城市生活了，最後他選擇了蘇南市，在一條風景宜人的西施河畔租下一座房子，辦起了牙醫診所，由於他的背景和過硬的醫術，使得蘇南醫學院牙科部病人也減低了不少。

而蘇羚在陳醫生的牙醫診所治過病後，便生出了一個想法來，就是自己能不能在周末去那裡謀個兼職。這樣一來可以掙一筆生活費，儘量減輕父母負擔，二來，醫生的工作是手上過的活，早點找個實習的機會，將來學校分配，更有優勢。

於是他在一天專門找了一個機會去西施河邊的陳醫生診所，看到診所沒啥人的時候就走了進去。陳醫生看到有病人來，馬上做出要診病的樣子，但蘇羚卻歪起頭笑着說，她是來感謝陳醫生的，陳醫生也想起了前兩周這個女孩子來看過牙。於是笑着說：“感謝什麼啊，看好了是我的本分，看不好是我的責任！”，一句話說得蘇羚原本還有些緊張的心情剎那間放鬆了。於是，便把自己從水果店裡買來的一袋蘋果放在了陳醫生的桌子上：“我是個窮學生，請您不要嫌棄！”

陳醫生一下用手推開，說：“要不得，要不得，我哪能幹份內的工作，收份外的禮物喃？”蘇羚聽得出，陳醫生雖然說普通話，但四川口音還很明顯，蘇羚父母學校里有一個老師就是這種口音。

但蘇羚很俏皮，又將蘋果推到了桌子原來的位子上。說除了感謝，還有另外的一件事求他，陳醫生茫然地問：“什麼事？”

蘇羚說：“您願不願意招一個實習生，我想在您這裡來打工？”

陳醫生說：“我這裡有時候確實忙，需要一個人噹噹助手，但要有醫學背景的人才行啊！”

“我就是蘇南醫學院大二的學生。”蘇羚興奮地說。

“有學生證嗎？”陳醫生問。

“有”。蘇羚飛快地從書包里掏出了一個紅皮的學生證，陳醫生看了一下，她是蘇南醫學院醫療系一九七九級的學生，出生地也是蘇南市，出生日期是1960年11月4日。

“沒錯”，陳醫生心想，他對這個外表清新，個頭高挑的女孩印象也很不錯，於是便決定用她來當助手。至於工資，陳醫生說：“一個小時五塊錢怎麼樣，每個月結賬，有多少算多少？”

“太好了”蘇羚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竟然一下就談成了，而且工資是那些搞家教的同學的兩倍。

蘇羚在陳醫生的診所主要是周六下午和周日去幫忙，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周末休息只有一天半。由於她並沒有受過牙醫的基本訓練，所以工作一開始手還是比較生疏的。好在她人很聰明，很快就成了陳醫生得力的助手。陳醫生對這個漂亮的江南姑娘很欣賞，而蘇羚卻對這位儒雅的、富裕的中年男人也產生了許多另外的感覺。但是，她所受到的教育卻不容她放縱自己的想法，尤其她作為團幹部，經常組織政治學習，教育廣大團員要抵制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自己這種怪念頭是無產階級思想嗎?

但這種念頭卻一直揮之不去，蘇羚感覺到很糾結，她開始失眠了。幾個月以來，每晚都是輾轉反側，眼前既晃動着陳醫生成熟的、風度翩翩的學者模樣，耳朵又不斷響動着“嘩”、“嘩”、“嘩”數鈔票的聲音。她為自己的心思感到羞恥，但卻又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其實，蘇羚在學校不乏追求者，但她都看不上眼。一個河北來的小伙子，對她十分痴迷，總是有事沒事地找她搭訕，積極爭取入團，她其實很明白他的心思，卻一直裝傻。小伙子雖然學習不錯，人卻太老實，這種人將來在社會上肯定吃不開。儘管打心眼裡看不上這個河北小伙子，但為了自己在同學中的人氣，卻也一直不願意拒絕他，讓她成為自己的死黨。一位南京來的小伙子雖然儀表堂堂，但父親是個“三種人”，她判斷，這樣的人也是不會有前途的，她清楚，中國已經完全翻過了“文革”那一頁。她看上了蘇南市市委宣傳部長的兒子，但部長的兒子卻並不太搭理她，讓她感到很失落、很受傷。

她很清楚，人生在世上，就是“錢”、“權”兩個字，沒有這兩樣東西，你什麼也不是。看看自己的父母雖然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但一輩子根本就沒有出息，她下決心走出父母親的死胡同。

她盤算着，自己要走向社會了，在“錢”和“權”二者中必須有一個，而且，最好兩個都有。她精心權衡着，既掂量周圍的人，也細心地保護着自己。

一個周末，蘇羚猶豫了一下，沒有去診所上班。到了星期六下午，宿舍樓守門的阿姨突然來到她的宿舍敲門，說有電話找他。蘇羚明白是誰，便故意慢慢吞吞地走過來接電話，一看就像生病的樣子。拿起電話，那邊傳來陳醫生的聲音，問她怎麼沒有過來上班，蘇羚便似乎有氣無力地說自己感冒了。

在電話那頭，陳醫生一聽就顯得很着急，問她去校醫院沒有？怎麼不早點告訴他，要不要他馬上過來？蘇玲覺得陳醫生好像一下慌了手腳，像一個沉不住氣的小伙子一樣。

電話這頭，蘇羚心裡突然有些得意，一絲不易察覺的狡黠的笑容掠過了臉上。但嘴上卻說：“陳醫生，您忙病人的事情吧，我沒有什麼 。”並略帶歉意地說道：“我們宿舍樓的電話打不了外線，沒法向您請假，我想去郵局那邊給您打電話，但覺得頭重腳輕，沒法走出去”

“別、別動了，我今天儘早下班過來看你。”陳醫生在那頭語氣很急促的樣子。聽得出旁邊有前來診病的人問他話，但他一直沒有回答。

下午五點過後，陳醫生果然來到了蘇羚的宿舍樓門房，帶了感冒藥，還有一大包的麥乳精、蘋果和新鮮出爐的麵包及蛋糕。從蘇北來的守門阿姨嘖嘖讚嘆：“爸爸對女兒老好啊！”兩人都裝做沒有聽見，陳醫生叮嚀了好一陣子才離開。蘇羚在宿舍放下感冒藥，轉身就帶着陳醫生的禮物回家去了。

大概過了半年多的一個月底，陳醫生又給蘇羚發工資了，當月的工資是二百八十六塊錢，但是陳醫生又另加了五十塊錢作為獎金。這三百三十六塊錢是父母親兩個月的總收入。因為父母親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七十二塊錢，再加上其它一點補貼只有八十多塊，但在他們所在的中學已經屬於高工資了。然而，蘇羚自己一個年輕人業餘兼職竟然有這麼多的收入，令她的野心一下膨脹起來了。她深深感受到了腦子靈活帶來的好處，她也看到了蘇南市許多一夜暴富的人所具有的風光。所以她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再不能過她的父母親那樣的日子了。

她看到，社會上的女青年已經在走捷徑，嫁給獲得平反的右派、資本家、老幹部。儘管學院裡莘莘學子對此不屑一顧，保持着自己的矜持，但現實卻是很諷刺的。七七級的一位學姐雖然學習很優秀，但畢業分配工作時，卻不得不找她的一位中學女同學幫忙。這位女同學中學在中學時學習一塌糊塗，但由於長相出眾，身邊總是圍着一幫狂蜂浪蝶。高中畢業後，許多同學還在待業，她卻進醫院當上了護士。前年又嫁給了市衛生局局長，一個南下的老幹部。聽說局長老婆文革中自殺了，幾個兒子都比這位後媽大，局長也比這位同學的爸爸大。本來這位七七級的學姐對她的高中同學嗤之以鼻，但是剛剛面臨分配的時候，學校卻要讓她到蘇北鄉下去，學姐一聽急了，但又沒有辦法，只有硬着頭皮去找這位高中同學。

這位局長的新科老婆一看她們班上當年學習最好的人來上門求她，一種優越感油然而生。不過也是很給老同學的面子，很快衛生局長的電話就打到了校黨委書記那裡，黨委書記立即過問學生的分配。結果，學姐不僅沒有去蘇北，而且還把去上海的那個名額占了，還進了著名的華東醫院。

這個情況是她周末回家時聽媽媽說的，她媽也是這位學姐媽媽的中學同學。說起此事，她的父母一陣感嘆。聽學姐的媽媽說，學姐的那位高中女同學威風得很，回原來當護士的醫院、參加中學同學聚會都有衛生局的專車接送。而學姐雖然曾經很清高，但沒有同學的關係，恐怕只有去蘇北那個窮鄉僻壤的醫院為貧下中農服務了。

這個事情也給蘇翎一個很大的刺激，她反覆想，如果走父母的那條路，自己將來也就是個老醫生而已。儘管社會讚揚學姐那樣勵志女生，但最終她卻要拜倒在其同學的腳下，這說明什麼？說明了權力決定一切。在中國，錢重要，權更重要。女人沒有這兩樣怎麼辦，美色馬上就可以變現。現在蘇南醫學院的多少領導和專家學者為了職務和職稱，都想高攀上學姐的同學、蘇南市衛生王國的皇后——一個當年高中都幾乎畢不了業的不良女青年。說起來諷刺，但這就是現實。而且蘇羚斷定，這將會成為一個中國的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