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八十年代的躁动、怨望和妖气

1.

八十年代后半段社会上有妖气，最典型的就是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当时我也很感兴趣。1988年夏，我离开北京才半年，从日本回来过暑假。听说影协有一场气功讲座，是北影厂厂长汪洋推荐过来的，我就去了。讲座在影协的“标准放映室”（现在叫影协剧场，已改为对外售票的公共场所）举办，参加的人很多。我等灯暗下来才悄悄进去，因为当时出国还是件新鲜事，被同事看见了势必围上我问长问短。

气功师是两个小伙子，好像都是工人，一个坐在主席台上，一个在剧场里来回走，观察听众的反应。先放一段录像，是他俩在北影厂发功的实录：那是在一间普通的小会议室，听众有十来人，散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其中有好几个是电影观众都非常熟悉的演员，女性居多，中老年居多。气功师发功后，只见这些人有的拍大腿，有的摇晃身体，有的哭„„用“群魔乱舞”来形容，一点儿不过分。

在录像看到一半时，我感到两条腿从脚上开始发热，一直传到小腿。

录像放完，剧场里灯光调得更暗了，主席台上打了一点光，使大家能看到气功师笼罩在光影里。他闭上眼，把手肘支在讲台上，合掌，慢慢前后摇动手掌，越摇越快„„我忽然脑袋使劲往后仰，觉得仰得脖颈很舒服，接着缓缓向左转起头来，转了几圈，又往右转，越转幅度越大。同时心里很高兴，或者叫喜乐，忍不住张开嘴笑，但是不发出声音„„

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我一直转脑袋。灯光渐亮，气功师收了功，我才停下来。全场有多少人有反应？我不知道，似乎并不多。气功师让大家谈谈感受，没人说话。冷场了一会，他忽然指着我说：“那位同志，您谈一谈吧，刚才您转得不错。”忽啦——大家都看向了我，“哎哟！小顾回来啦？”这回我想隐藏也隐藏不了了。不过我一句话也没说。

忽然后排站起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单位一位四五十岁的男性，因为没打过交道，现在已记不住他的名字和部门了。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头发总是打着发蜡，向后一背，油光光的，也很讲究穿戴；平时爱说，说话娘娘腔，还爱以手指指人，指人时用的是“兰花指”。所以我早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梅兰芳”。 梅兰芳跨前几步，站在通道上，伸出兰花指指着台上的气功师说：“你们这是骗人的！„„摇什么摇？他摇是因为让你们给催眠了！我参加过多少回气功讲座了，全是大师，比你们强多了，我一回也没摇过！什么感觉也没有！不信你们，你们就没戏！你能让我摇吗？休想！还有人说能让我内伤、让我死，你让我死啊！我不是还活得好好儿的嘛！„„”

梅兰芳似乎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之前我们单位有两个人因经济问题被抓，他“喜大普奔”，手写了很多份材料（那时候可没有复印机啊！），每个办公室门缝里塞一份，一方面欢呼罪有应得，一方面继续揭发问题，“×××扬言：怎么抓进去的还得怎么放出来。他为什么如此狂妄？”似乎暗示有幕后人物。“×××在里面居然当上了学习组长”，对此愤愤不平。

听众中没有人向梅兰芳抗议，都是笑着看热闹，气功师也说不出话。这场讲座，就这样被梅兰芳砸了场子，散了。

2.

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情况有点不妙。价格改革“一步到位”、“闯物价关”，使得物价飞涨，但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搞得人心惶惶。当时经常有某种商品要涨价的谣言，谣言一出，人们疯狂抢购囤积。那还是在“贫困社会”阶段，家庭支出中占大比重的是食物和日用品。这些东西一涨，对社会扰动极大。记得我妈妈曾跟我说：花生油要涨，快去买点儿。可是，等我去到商店时，花生油已经卖断了货，而且不是一家商店，几乎所有商店都空了。什么洗衣粉、肥皂等等，都出现过同样情况。十年后我回北京收拾家里时，还找出了一整纸箱的灯塔牌肥皂。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都长，就是小平的个儿不长。还传说有人在公交车上说了这句话，被抓走了。

那时流行的民间怪话还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跟着跑”等等„„都近于写实。

高干子弟经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深为各界所诟病。康华公司本来是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办的一个小公司，设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我还去过，破烂的一个二层小楼。没几年，忽然成了正部级单位，经营项目无所不包，在广州、深圳等地开设起分公司，打着康华的旗号招摇撞骗的更是遍地开花。朴方的名声由此败坏了。

另外一件事，我印象特深：我们单位同事、《中国电影报》记者梁京生，平时老老实实、不多言不多语。有一天我正在他们办公室，他推门进来，皱着眉脸色铁青，我跟他打招呼，他却没头没脑、咬牙切齿地来了一句：“中国不亡，天理难容！”我噗嗤一声乐了，说：“别介哥们儿！遇上什么不顺了，咱慢慢说„„”原来，他有个女儿5岁，生了急病，为就医，满北京跑医院，不是这家挂不上号、就是那家不给看„„求爷爷告奶奶找了好多关系后，刚刚才把女儿送进医院。具体的原因和细节我现在忘了。他由这一件小事，被僵硬的体制碰得鼻青脸肿、也洞悉到人心极端的冷漠和无情。出此恶言，激愤之情可知。

1986年，我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文艺界思想界均是死气沉沉。”到了这年年底，合肥、武汉、上海、北京的学生相继闹事，越演越烈。官方弹压，如火上浇油。邓小平讲话说：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一两年，要长期反„„并直接点了几个著名文人的名。后来又把这几个人开除出党了。

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

那时，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压抑绝望、社会开始被金钱所糜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惊讶地看到众人在齐声赞美八十年代，把它说成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充满情怀的、纯真和诗意的、自由包容的美好时代。这简直是乌托邦！我此生从未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自然也没经历过如此美好的八十年代。

如果你也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请再好好想想，你现在的记忆中是否遗漏了什么？我们当然会无限怀恋自己的青春，但却不能把度过青春的年代加以美化。历史必须回到事实。

没有什么美好年代，无非就是松一点儿紧一点儿的问题。松的时候别以为你能蹬鼻子上脸，松到有限的程度必然会紧；紧到快勒死你的时候，再松松，让你感恩戴德。

七十年代是勒得过紧了，几乎勒断了脖子，所以稍微一松，就有明显感觉，吸入一口空气，便能体会到幸福和愉悦。但人心是不知足的，欲求会不断提升，空气吸够了，光有空气就不够了，还要吃饱穿暖；饱暖之后，会思淫欲，淫，是过分、泛滥的意思，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淫，因为它溢出了体制。所以“反”是必然逻辑。八十年代初期的解放感，实源于起点太低。

3.

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到北京先看万里长城，再看马德升”。马德升是回民，生得高鼻深目、皮肤细白，他是星星画会的发起人之一，与黄锐、王克平、钟阿城等举办了新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民间美术展，轰动京城。他还经常在西单墙前发表演讲，据说有一次演讲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同胞们！我们的农民弟兄们，他们的肚子里塞满了什么？他们的肚子里塞满了白菜帮子！”听众一片叫好。他幼年患小儿麻痹症，架双拐行走，却堪比“燕子李三”，满城飞。

他家在安定门拐棒胡同，是一个很小的小院，因为家里人口多，他住的西房小屋有好几个兄弟，所以被他戏称为“男生宿舍”。他长发披肩、手大如箕、能说能笑，很有魅力，把老外们迷得团团转。他家门口经常停着各国使馆的黑牌车，有点儿万国来朝的意思。这时，拐棒胡同口就得布上警车，监视老马的一举一动。所以，法国、瑞士等国给他发邀请去办个展，公安局始终不给他护照。最后是有一次法国总统访华，在会见残联主席时，特别提到了马德升的事。在朴方的关照下，老马才得以出国。

顺便说一句：北岛第一次出国，也是困难重重，后来在胡耀邦会见台湾作家陈若曦时，陈反映了不发给北岛护照的情况。胡耀邦亲自过问，才终于获准。

老马的底儿这么“潮”，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一次我们编辑部开研讨会，我把他叫去了，结果第二天警察就找到我们单位询问情况。虽然如此，老马家仍是门庭若市，“男生宿舍”里总是挤满了拜访者，当然，还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多。他那时就是一个江湖上的明星，全国各地都有人慕名而来。

有一次广州一个名人来访他，在餐馆吃完饭，又到我家聊天。“名人”喜欢装神作怪，先给各位看手相算命，他举着老马的手掌，惊呼老马的掌纹人世罕见，乃天降奇才。接着给大伙做性格和心理测验，自称是他自己发明的方法：一张纸上画着十字坐标，另一张纸写满各种选择题。受试者答题，根据答案，在坐标上画出曲线，他根据曲线来解说受试者的性格和命运。他拿着老马的曲线图赞叹：“美呀！真美！你看别人的，到这儿，拐了；到那儿，又拐了。你看老马的，往这里一直下去了！„„好美好美！”后来老马告诉我，在他答题时，“名人”附在他耳边不断提示：“选A„„选C„„选A„„”敢情他的曲线图是在“名人”指导下完成的，怪不得那么“美”。

老马也爱给人算命，男的不管，攥着小姑娘的手就不松，滔滔不绝，特别会分析人家的“感情线”。我经常冲他嚷嚷：“嘿！嘿！该撒开了啊！把人手都给攥没血了„„”

有一次我和他去人艺的楼里看画展，出展厅时遇到了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伊文思夫妇跟老马很熟，非常热情地打招呼，老马叽里咕噜跟他们说了几句英语。我挺惊讶，问他：你还会英语哪？老马笑而不答。吕丽萍听了几次老马跟外国人讲英语后告诉我：“老马说的英文其实就那一句，是广播电台英语教学里的话：‘请大家翻开第36页。’”

老马到我家来聚会，每次都会带东西：水果、酒、自己写的字等等，而且会声明是“给老太太的”。所以我妈妈特别喜欢老马。老马在别的地方喝了酒咬人，经常发生战斗，有一次咬在芒克肩膀上，芒克是个身经百战的北京老玩主，扛得住打不怕疼，他咬他的，芒克照常吃喝谈笑，他咬了半小时，嘴巴没劲儿了，才松开。但在我家，没发过一次酒疯。当然他的嘴也不会闲着，有一次有几个跳舞的漂亮姑娘在，他整整侃了一个通宵，我在旁边坐着，愣插不上话。

老马曾与一个朋友合作，拍摄北京的胡同，用的是彩色反转片。他恐怕是最早的有意识地以胡同为拍摄对象的艺术家。他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走街串巷，跑遍了北京城。以老马的身体状况，真是一个壮举。完成后，在我家放过幻灯片，老马坐在人群后面，手拿一个塑料袋，不断有节奏地揉搓发声，疾徐相间、高低错落，用来作为背景音乐„„老马现在住在巴黎，一定会保存着这些照片，几十年过去了，它们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也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4.

我的同事妮妮的父亲是陕西人、老干部。1987年1月的一天晚上，他从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胡耀邦下台。惊讶良久之后，他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按照惯例，这么大的变动，应该先在高层搞搞“吹风会”、“打招呼”，做好了大家的工作，再一级一级往下传达，最后才上新闻。这次完全不讲这一套了。

全社会普遍引起震动，不少人心理受到巨大打击。

一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我妈妈突然推门闯入，情绪激动地说：“你能去日本吗？你走吧！别在这儿待着了，赶快走！„„你要是因为我（无人照顾）不走，我就上吊！”她从未说过这么狠的话，我感到震惊。此前我的确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并没认真考虑过要出国。回想1978年我回北京后，晚上看电视新闻时，经常跟她争论。我是个愤青，不骂骂咧咧也是冷嘲热讽，她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批评我。后来她在全国政协工作，接触到大量伸冤诉苦的群众来信，跟李立、周颖（聂绀弩的夫人）等去外地视察，冤假错案令她触目惊心，几年下来，思想一点点发生变化。而这次，则是颠覆性的。

北岛说他气得直上火，嘴角都烂了。我说他：“人家那儿换掌柜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生什么气呀？”

这当然是玩笑话。实际上跟所有人都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它点燃了两年后惊天动地大事变的火药捻子。

第一波出国潮由此涌上高峰。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人人都在谈论出国，朋友间四处传播着与出国有关的各种消息„„我把这称之为“胜利大逃亡”，当时正在上映一部史泰龙主演的同名电影，讲的是纳粹时期盟军战俘策划逃亡的故事。

在我们编辑部，小夏捷足先登，走得最快。记得他到美国后给我们来的第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刚到美国的所见：“（北京）首都机场比起肯尼迪机场来，小得就像在首都机场上停着的一架飞机„„在肯尼迪机场，每一分钟就有××架飞机起降。”当时，首都机场只有现在的1号航站楼那一小块。他说的这些令我们惊叹，却无从想象。

接着是我，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那时没人认为出国是不爱国。之后两年中，小田、妮妮、出版社的刘林、小张等都先后走了，这还只是我认识的。影协机关300多人，不知道走了多少。我周围的朋友那就更多了。

友谊商店是不让中国人进的。有了护照，才可以进。但在友谊商店售货员的眼里，洋人才是人，中国人不是。我想买一条领带，一位中年女售货员就在柜台里闲着，我叫她，她连头也不抬，叫了三四声，她才从柜台里拿出领带，向我跟前一扔，又走了，那付鄙夷的样子，叫你感觉自己狗都不如。我心里想：世界上还有哪里的人能比友谊商店售货员更看不起中国人呢？

我去过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看热闹，景象真是壮观。在签证处入口，是蜿蜒的长蛇阵，排队的人个个心惊肉跳，就像直接面对着“命运”，不知到了签证窗口前，是祸是福。使馆对面全是人，比签证的多出好多倍，人们围成一团一团的，互相交流着信息。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20多岁，无所不知，问什么答什么。“你这是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绝对拒签，美国最缺护士了，毕业就能找着工作。你肯定不回来呀！”“你这个有移民倾向，悬，可以试试。今天不行，你最好找个美国的节日之后„„什么节？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签证官刚过完节，心情好，容易通过。”人们围着他，视若神明。有人问他：“那你是签什么的？”小伙子说：“我什么也不签！我是陪朋友来的。”

那时候，很像是一群一群的耗子突然从自己的窝里冲了出来，四散奔逃。这是大地震的前兆！老鼠们凭本能感知到了灾难的逼近。

八十年代的大幕从这时起徐徐落下。它本来是金色的，在垂到舞台地板的那一刻，幕布溅上了青年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