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八十年代的躁動、怨望和妖氣

1.

八十年代後半段社會上有妖氣，最典型的就是特異功能和氣功熱。當時我也很感興趣。1988年夏，我離開北京才半年，從日本回來過暑假。聽說影協有一場氣功講座，是北影廠廠長汪洋推薦過來的，我就去了。講座在影協的“標准放映室”（現在叫影協劇場，已改為對外售票的公共場所）舉辦，參加的人很多。我等燈暗下來才悄悄進去，因為當時出國還是件新鮮事，被同事看見了勢必圍上我問長問短。

氣功師是兩個小伙子，好像都是工人，一個坐在主席台上，一個在劇場里來回走，觀察聽眾的反應。先放一段錄像，是他倆在北影廠發功的實錄：那是在一間普通的小會議室，聽眾有十來人，散坐在靠牆的椅子上，其中有好幾個是電影觀眾都非常熟悉的演員，女性居多，中老年居多。氣功師發功後，只見這些人有的拍大腿，有的搖晃身體，有的哭„„用“群魔亂舞”來形容，一點兒不過分。

在錄像看到一半時，我感到兩條腿從腳上開始發熱，一直傳到小腿。

錄像放完，劇場里燈光調得更暗了，主席台上打了一點光，使大家能看到氣功師籠罩在光影里。他閉上眼，把手肘支在講台上，合掌，慢慢前後搖動手掌，越搖越快„„我忽然腦袋使勁往後仰，覺得仰得脖頸很舒服，接着緩緩向左轉起頭來，轉了幾圈，又往右轉，越轉幅度越大。同時心裡很高興，或者叫喜樂，忍不住張開嘴笑，但是不發出聲音„„

說不清過了多長時間，我一直轉腦袋。燈光漸亮，氣功師收了功，我才停下來。全場有多少人有反應？我不知道，似乎並不多。氣功師讓大家談談感受，沒人說話。冷場了一會，他忽然指着我說：“那位同志，您談一談吧，剛才您轉得不錯。”忽啦——大家都看向了我，“哎喲！小顧回來啦？”這回我想隱藏也隱藏不了了。不過我一句話也沒說。

忽然後排站起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們單位一位四五十歲的男性，因為沒打過交道，現在已記不住他的名字和部門了。他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頭髮總是打着發蠟，向後一背，油光光的，也很講究穿戴；平時愛說，說話娘娘腔，還愛以手指指人，指人時用的是“蘭花指”。所以我早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梅蘭芳”。 梅蘭芳跨前幾步，站在通道上，伸出蘭花指指着台上的氣功師說：“你們這是騙人的！„„搖什麼搖？他搖是因為讓你們給催眠了！我參加過多少回氣功講座了，全是大師，比你們強多了，我一回也沒搖過！什麼感覺也沒有！不信你們，你們就沒戲！你能讓我搖嗎？休想！還有人說能讓我內傷、讓我死，你讓我死啊！我不是還活得好好兒的嘛！„„”

梅蘭芳似乎是個嫉惡如仇的人。之前我們單位有兩個人因經濟問題被抓，他“喜大普奔”，手寫了很多份材料（那時候可沒有複印機啊！），每個辦公室門縫里塞一份，一方面歡呼罪有應得，一方面繼續揭發問題，“×××揚言：怎麼抓進去的還得怎麼放出來。他為什麼如此狂妄？”似乎暗示有幕後人物。“×××在裡面居然當上了學習組長”，對此憤憤不平。

聽眾中沒有人向梅蘭芳抗議，都是笑着看熱鬧，氣功師也說不出話。這場講座，就這樣被梅蘭芳砸了場子，散了。

2.

改革從農村轉向城市後，情況有點不妙。價格改革“一步到位”、“闖物價關”，使得物價飛漲，但城市居民的收入並沒有增加，搞得人心惶惶。當時經常有某種商品要漲價的謠言，謠言一出，人們瘋狂搶購囤積。那還是在“貧困社會”階段，家庭支出中占大比重的是食物和日用品。這些東西一漲，對社會擾動極大。記得我媽媽曾跟我說：花生油要漲，快去買點兒。可是，等我去到商店時，花生油已經賣斷了貨，而且不是一家商店，幾乎所有商店都空了。什麼洗衣粉、肥皂等等，都出現過同樣情況。十年後我回北京收拾家裡時，還找出了一整紙箱的燈塔牌肥皂。當時民間流行的一句話是：什麼都長，就是小平的個兒不長。還傳說有人在公交車上說了這句話，被抓走了。

那時流行的民間怪話還有：“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跟着跑”等等„„都近於寫實。

高乾子弟經商，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深為各界所詬病。康華公司本來是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辦的一個小公司，設在南小街的一條胡同里，我還去過，破爛的一個二層小樓。沒幾年，忽然成了正部級單位，經營項目無所不包，在廣州、深圳等地開設起分公司，打着康華的旗號招搖撞騙的更是遍地開花。朴方的名聲由此敗壞了。

另外一件事，我印象特深：我們單位同事、《中國電影報》記者梁京生，平時老老實實、不多言不多語。有一天我正在他們辦公室，他推門進來，皺着眉臉色鐵青，我跟他打招呼，他卻沒頭沒腦、咬牙切齒地來了一句：“中國不亡，天理難容！”我噗嗤一聲樂了，說：“別介哥們兒！遇上什麼不順了，咱慢慢說„„”原來，他有個女兒5歲，生了急病，為就醫，滿北京跑醫院，不是這家掛不上號、就是那家不給看„„求爺爺告奶奶找了好多關係後，剛剛才把女兒送進醫院。具體的原因和細節我現在忘了。他由這一件小事，被僵硬的體制碰得鼻青臉腫、也洞悉到人心極端的冷漠和無情。出此惡言，激憤之情可知。

1986年，我在3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文藝界思想界均是死氣沉沉。”到了這年年底，合肥、武漢、上海、北京的學生相繼鬧事，越演越烈。官方彈壓，如火上澆油。鄧小平講話說：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一兩年，要長期反„„並直接點了幾個著名文人的名。後來又把這幾個人開除出黨了。

1987年1月，胡耀邦辭職。

那時，老百姓怨聲載道、知識分子壓抑絕望、社會開始被金錢所糜爛„„幾十年後的今天，我驚訝地看到眾人在齊聲贊美八十年代，把它說成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充滿情懷的、純真和詩意的、自由包容的美好時代。這簡直是烏托邦！我此生從未有幸遇到這樣的時代，自然也沒經歷過如此美好的八十年代。

如果你也是八十年代的過來人，請再好好想想，你現在的記憶中是否遺漏了什麼？我們當然會無限懷戀自己的青春，但卻不能把度過青春的年代加以美化。歷史必須回到事實。

沒有什麼美好年代，無非就是松一點兒緊一點兒的問題。松的時候別以為你能蹬鼻子上臉，松到有限的程度必然會緊；緊到快勒死你的時候，再松松，讓你感恩戴德。

七十年代是勒得過緊了，幾乎勒斷了脖子，所以稍微一松，就有明顯感覺，吸入一口空氣，便能體會到幸福和愉悅。但人心是不知足的，欲求會不斷提升，空氣吸夠了，光有空氣就不夠了，還要吃飽穿暖；飽暖之後，會思淫慾，淫，是過分、泛濫的意思，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淫，因為它溢出了體制。所以“反”是必然邏輯。八十年代初期的解放感，實源於起點太低。

3.

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圈子裡，流傳着一句話，叫“到北京先看萬里長城，再看馬德升”。馬德升是回民，生得高鼻深目、皮膚細白，他是星星畫會的發起人之一，與黃銳、王克平、鍾阿城等舉辦了新中國破天荒的第一次民間美術展，轟動京城。他還經常在西單牆前發表演講，據說有一次演講的開場白是這樣的：“同胞們！我們的農民弟兄們，他們的肚子裡塞滿了什麼？他們的肚子裡塞滿了白菜幫子！”聽眾一片叫好。他幼年患小兒麻痹症，架雙拐行走，卻堪比“燕子李三”，滿城飛。

他家在安定門拐棒胡同，是一個很小的小院，因為家裡人口多，他住的西房小屋有好幾個兄弟，所以被他戲稱為“男生宿舍”。他長發披肩、手大如箕、能說能笑，很有魅力，把老外們迷得團團轉。他家門口經常停着各國使館的黑牌車，有點兒萬國來朝的意思。這時，拐棒胡同口就得布上警車，監視老馬的一舉一動。所以，法國、瑞士等國給他發邀請去辦個展，公安局始終不給他護照。最後是有一次法國總統訪華，在會見殘聯主席時，特別提到了馬德升的事。在朴方的關照下，老馬才得以出國。

順便說一句：北島第一次出國，也是困難重重，後來在胡耀邦會見台灣作家陳若曦時，陳反映了不發給北島護照的情況。胡耀邦親自過問，才終於獲准。

老馬的底兒這麼“潮”，走到哪兒都有人盯着。一次我們編輯部開研討會，我把他叫去了，結果第二天警察就找到我們單位詢問情況。雖然如此，老馬家仍是門庭若市，“男生宿舍”里總是擠滿了拜訪者，當然，還是中國人比外國人多。他那時就是一個江湖上的明星，全國各地都有人慕名而來。

有一次廣州一個名人來訪他，在餐館吃完飯，又到我家聊天。“名人”喜歡裝神作怪，先給各位看手相算命，他舉着老馬的手掌，驚呼老馬的掌紋人世罕見，乃天降奇才。接着給大夥做性格和心理測驗，自稱是他自己發明的方法：一張紙上畫着十字坐標，另一張紙寫滿各種選擇題。受試者答題，根據答案，在坐標上畫出曲線，他根據曲線來解說受試者的性格和命運。他拿着老馬的曲線圖讚嘆：“美呀！真美！你看別人的，到這兒，拐了；到那兒，又拐了。你看老馬的，往這里一直下去了！„„好美好美！”後來老馬告訴我，在他答題時，“名人”附在他耳邊不斷提示：“選A„„選C„„選A„„”敢情他的曲線圖是在“名人”指導下完成的，怪不得那麼“美”。

老馬也愛給人算命，男的不管，攥着小姑娘的手就不松，滔滔不絕，特別會分析人家的“感情線”。我經常沖他嚷嚷：“嘿！嘿！該撒開了啊！把人手都給攥沒血了„„”

有一次我和他去人藝的樓里看畫展，出展廳時遇到了荷蘭電影大師伊文思。伊文思夫婦跟老馬很熟，非常熱情地打招呼，老馬嘰里咕嚕跟他們說了幾句英語。我挺驚訝，問他：你還會英語哪？老馬笑而不答。呂麗萍聽了幾次老馬跟外國人講英語後告訴我：“老馬說的英文其實就那一句，是廣播電台英語教學裡的話：‘請大家翻開第36頁。’”

老馬到我家來聚會，每次都會帶東西：水果、酒、自己寫的字等等，而且會聲明是“給老太太的”。所以我媽媽特別喜歡老馬。老馬在別的地方喝了酒咬人，經常發生戰斗，有一次咬在芒克肩膀上，芒克是個身經百戰的北京老玩主，扛得住打不怕疼，他咬他的，芒克照常吃喝談笑，他咬了半小時，嘴巴沒勁兒了，才鬆開。但在我家，沒發過一次酒瘋。當然他的嘴也不會閒着，有一次有幾個跳舞的漂亮姑娘在，他整整侃了一個通宵，我在旁邊坐着，愣插不上話。

老馬曾與一個朋友合作，拍攝北京的胡同，用的是彩色反轉片。他恐怕是最早的有意識地以胡同為拍攝對象的藝術家。他們花了大概一年時間，走街串巷，跑遍了北京城。以老馬的身體狀況，真是一個壯舉。完成後，在我家放過幻燈片，老馬坐在人群後面，手拿一個塑料袋，不斷有節奏地揉搓發聲，疾徐相間、高低錯落，用來作為背景音樂„„老馬現在住在巴黎，一定會保存着這些照片，幾十年過去了，它們不僅是精美的藝術作品，也成為十分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

4.

我的同事妮妮的父親是陝西人、老幹部。1987年1月的一天晚上，他從電視新聞里得知了胡耀邦下台。驚訝良久之後，他很不高興地說了一句：“怎麼連個招呼也不打！”

按照慣例，這麼大的變動，應該先在高層搞搞“吹風會”、“打招呼”，做好了大家的工作，再一級一級往下傳達，最後才上新聞。這次完全不講這一套了。

全社會普遍引起震動，不少人心理受到巨大打擊。

一天早晨，我還沒起床，我媽媽突然推門闖入，情緒激動地說：“你能去日本嗎？你走吧！別在這兒待着了，趕快走！„„你要是因為我（無人照顧）不走，我就上吊！”她從未說過這麼狠的話，我感到震驚。此前我的確因為媽媽年紀大了，並沒認真考慮過要出國。回想1978年我回北京後，晚上看電視新聞時，經常跟她爭論。我是個憤青，不罵罵咧咧也是冷嘲熱諷，她實在聽不下去了，就批評我。後來她在全國政協工作，接觸到大量伸冤訴苦的群眾來信，跟李立、周穎（聶紺弩的夫人）等去外地視察，冤假錯案令她觸目驚心，幾年下來，思想一點點發生變化。而這次，則是顛覆性的。

北島說他氣得直上火，嘴角都爛了。我說他：“人家那兒換掌柜的，跟你有什麼關係？你生什麼氣呀？”

這當然是玩笑話。實際上跟所有人都有關係，而且關係很大。它點燃了兩年後驚天動地大事變的火藥捻子。

第一波出國潮由此湧上高峰。我們單位的年輕人人人都在談論出國，朋友間四處傳播着與出國有關的各種消息„„我把這稱之為“勝利大逃亡”，當時正在上映一部史泰龍主演的同名電影，講的是納粹時期盟軍戰俘策劃逃亡的故事。

在我們編輯部，小夏捷足先登，走得最快。記得他到美國後給我們來的第一封信中，這樣描述他剛到美國的所見：“（北京）首都機場比起肯尼迪機場來，小得就像在首都機場上停着的一架飛機„„在肯尼迪機場，每一分鍾就有××架飛機起降。”當時，首都機場只有現在的1號航站樓那一小塊。他說的這些令我們驚嘆，卻無從想象。

接着是我，人們都用羨慕的眼光看我，那時沒人認為出國是不愛國。之後兩年中，小田、妮妮、出版社的劉林、小張等都先後走了，這還只是我認識的。影協機關300多人，不知道走了多少。我周圍的朋友那就更多了。

友誼商店是不讓中國人進的。有了護照，才可以進。但在友誼商店售貨員的眼裡，洋人才是人，中國人不是。我想買一條領帶，一位中年女售貨員就在櫃檯里閒着，我叫她，她連頭也不抬，叫了三四聲，她才從櫃檯里拿出領帶，向我跟前一扔，又走了，那付鄙夷的樣子，叫你感覺自己狗都不如。我心裡想：世界上還有哪裡的人能比友誼商店售貨員更看不起中國人呢？

我去過秀水街的美國大使館看熱鬧，景象真是壯觀。在簽證處入口，是蜿蜒的長蛇陣，排隊的人個個心驚肉跳，就像直接面對着“命運”，不知到了簽證窗口前，是禍是福。使館對面全是人，比簽證的多出好多倍，人們圍成一團一團的，互相交流着信息。有一個戴眼鏡的小伙子，20多歲，無所不知，問什麼答什麼。“你這是護士學校的錄取通知，絕對拒簽，美國最缺護士了，畢業就能找着工作。你肯定不回來呀！”“你這個有移民傾向，懸，可以試試。今天不行，你最好找個美國的節日之後„„什麼節？聖誕節、感恩節、復活節„„簽證官剛過完節，心情好，容易通過。”人們圍着他，視若神明。有人問他：“那你是簽什麼的？”小伙子說：“我什麼也不簽！我是陪朋友來的。”

那時候，很像是一群一群的耗子突然從自己的窩里沖了出來，四散奔逃。這是大地震的前兆！老鼠們憑本能感知到了災難的逼近。

八十年代的大幕從這時起徐徐落下。它本來是金色的，在垂到舞台地板的那一刻，幕布濺上了青年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