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讀到關愚謙先生在《信報》發表的《和德日學者討論“共產”一詞的出處》，覺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這裡回應一下。關先生提出的要點，大致如下：
　
　 （一）Communism中譯為“共產”，是日本仔發明的，中國在老毛帶領下，把日譯的“共產”搬進中國。 　　
　 （二）日譯“共產”的原意，是“共同集體生產”──是生產的“產”，非財產之“產”也。

　 （三）“共產”一詞到了中國，顧名思義，就變成財產的“產”，此乃大錯，而後來老毛實行共財產而走向“大鍋飯”的人民公社，一錯再錯，嗚呼哀哉！
　
　 　　我認為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是對的，因為Commune（公社）一詞，的確有“共同生產”之意。然而，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日本仔相當蠢。這可不是因為他們錯，而是對得太厲害！試想，在香港、美國等“資本主義”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產都是“共同集體生產”的。
　
　 　　可不是嗎？在我們所知的所有機構，不管是上市或是獨資的，皆共同生產也。就是我現在獨坐桌前爬格子，也是與報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產的。既然差不多無“產”不“共”，而 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這個寫稿佬，把Communism譯作共同生產不僅毫無新意，而把我這個奉信“私產”（財產的“產”）的人說為“共產”成員，實在有誹謗之嫌！從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個以私產來共“產”的人，非老馬所說之Communist也。
　
　 　　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與老馬的心意是較為接近的。老毛未老時，熟讀老馬的《資本論》。該“論”的確有“共他人之產”的傾向。
　
　 　　在大學念書時，我也曾拜讀老馬的《資本論》。但當時我比老毛幸運，因為我對費沙的“資本”概念與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馬胡說八道。
　
　 　　在《資本論》中，老馬不反對市場。正相反，他認為市場大有好處。老馬也不反對私產，雖然他沒有高舉私產的功能。老馬反對的，是資本家──以“剩餘價值”來剝削勞力的資本家。在費沙與高斯的思維下，老馬這三個論點怎樣也加不起來！
　
　 　　費沙與高斯皆邏輯井然。以費沙之見，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而資產私有，其市值就是資本。以高斯之見，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市場。那麼老馬贊成其一（市場），不反對其二（私產），反對其三（資本家），豈不是難以自圓其說？
　
　 　　我認為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比日本仔高明，是因為老毛顯然是從老馬反對資本家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不硬性推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廢除費沙所說的資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寫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題為《費沙與紅衛兵》。內容是說小小的紅衛兵深明費沙的一般性的資本概念，比老馬高明，他們的行動是要徹底地廢除費沙筆下的資本家。這篇短文在芝大經濟系內傳閱時，該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經濟學報》的老編讀到，拍案叫絕，堅持要把該文發表。
　
　 　　老毛在中國搞的人民公社，當然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制度。但那所謂“公社”與資本主義下的“共同生產”機構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鍋飯。這是因為“公社”的成員若能自由轉業，可以隨時另謀高就，資本家就必定會出現。若不容許自由轉業──不管是搞什麼“公社公分制”或“多勞多吃制”──大鍋飯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鍋飯，私產就沒有什麼意思，要把之廢除易過借火矣！
　
　 　　共同生產或多人把財產合併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權利劃分，或以股份界定權利，有自由的轉讓及轉業權，就是私產制，每位參與者都是個資本家。這與老馬筆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產那麼簡單。“公社”的重點不是共同生產，而是強制參與，其權益誇誇其談，但因為沒有股份轉讓權及自由轉業權，參與者就變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鍋飯是“共他人之產”的制度，徹底行事，就沒有資本家，這應該是比較適合老馬的心意的。
　
　 　　愚見以為，日本仔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不可能錯，但因為凡是社會皆如此，說了等於沒說，是相當蠢的。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可能錯，但從以強逼“共同生產”的辦法來剷除資本家的角度看，其對老馬的解釋則比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卻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難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國佬及我們的關愚謙先生，還是要研討他究竟是說什麼！
　
　 　　天下間怎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是最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