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人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說：“大談愛國的只有兩類人，一類是毫無底線無恥的騙子，一類是非常激動的傻子。這兩類人是絕配，前者負責收割，後者負責奉獻。”

在中國輿論場活躍了數十年的司馬南近日被指“翻車”：這位以“愛黨愛國”而著稱的公眾人物、網絡大V近日承認，早在2010年就在美國購置房產。司馬南本名於力，在90年代因為氣功打假而出名，之後一直活躍在中國政治評論領域。他經常批評美國和西方社會，發表過不少帶有明顯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被一些評論人士稱為“大五毛”、“反美鬥士”。近年來，針對司馬南“向海外轉移財產”、“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之類的質疑和傳聞不斷，他本人則一直強調這些是不實信息。近日，又有人曝光其在美擁有目前已價值百萬的房產。

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以小說《日瓦戈醫生》聞名於世。他出生在一個猶太“藝術家庭”，父親雷奧尼（Leonid）是名畫家，母親羅莎（Rosa）是鋼琴家，從小就能作曲，也會寫詩。莫斯科文學院畢業，留學德國的馬爾堡大學，攻讀哲學，又在歐洲各國遊歷，小說《日瓦戈醫生》因批判了蘇聯體制，長期被列為禁書。後來以意大利以及其它二十多國譯文，在歐洲廣為流行。

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是“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他感動地致電瑞典學院：“極為感謝！激動！榮耀！驚訝！慚愧。”（“Immensely thankful, touched, proud, astonished, abashed.”）伊萬諾夫、丘科夫斯基等鄰居都向他祝賀，四天后由於蘇聯眾多輿論的反對，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甚至有人舉著標語遊行要求驅逐出境：“猶大——從蘇聯滾出去！”他只好拒絕領獎，致電寫道：“鑑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領獎，請勿因我的自願拒絕而不快。”他又一一簽署致《真理報》和致赫魯曉夫的信文，並“在痛苦與孤寂中度過他苦難一生中的最後兩年”。

1986年蘇聯作家協會正式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並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1989年12月10日由其子代領，會中演奏巴赫D小調組曲中的“薩拉班達”大提琴獨奏曲。帕斯捷爾納克曾說過：“當我寫作《日瓦戈醫生》時，我時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時代人面前負有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是試圖償還債務。當我慢慢寫作時，還債的感覺一直充滿我的心房。多少年來我祗寫抒情詩或從事翻譯，在這之後我認為有責任用小說講述我們的時代……”。

談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散文創作，就不能不提及其中篇小說的代表作《柳威爾斯的童年》。《柳威爾斯的童年》《柳威爾斯的童年》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說。故事的主角葉尼婭·柳威爾斯出生於彼爾姆城。一天夜裡，她因看見河對岸的沖天火光而大哭起來。

第二天一早，她得知那裡是家官辦工廠。不過，葉尼婭·柳威爾斯並沒有向大人提出在她看來最本質、最讓她不安的問題。歲月流逝，孤獨伴隨着葉尼婭·柳威爾斯的童年。父親經常外出，母親也總是在孩子不需要的時候出現。後來，葉尼婭·柳威爾斯和家人搬到了葉卡捷琳堡。這裡的生活是全新的。父親有一個即將回國的比利時朋友，他在臨出發前說自己的一些書籍放在茨維特科夫那裡，如果葉尼婭·柳威爾斯需要可以去取。

過了不久，一個出現在陌生花園裡的跛腳人引起了葉尼婭·柳威爾斯的注意，這就是那個比利時人提到的茨維特科夫。然而，兩個人之間並沒有產生過什麼直接的聯繫。一天傍晚，父母去了劇院，葉尼婭·柳威爾斯留在家看書。不知過了多久，葉尼婭忽然聽見許多雜亂的聲音，其中凸現出母親的喊叫聲。原來，在戲劇結束後，父母乘坐的馬車壓死了路人。而這個被壓死的人正是茨維特科夫。說實話，這個故事沒有多少情節，也沒有什麼波瀾不驚，只是很平常的作品而已。小說中沒有過多的關於葉尼婭·柳威爾斯童年經歷的錙銖必較的冗長敘述，也沒有像一般傳記體小說那樣沿着時間的自然順序逐再現她的見聞，而是將葉尼婭·柳威爾斯的精神心理的成長變化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經由若干時空場景的轉換、日常生活事件的發生和人物形象的素描，勾畫出女主人公從走出童稚階段步入少女時代、走進青春時期的心靈歷程，着重表現了她的女性意識萌生、青春期的激動不安，以及對於愛情、婚姻、生育和家庭等人生問題的最初感受與理解。

不管是他的成名作《日瓦戈醫生》，還是《柳威爾斯的童年》，我們都可以發現，他將個體的生命自然化，通過回歸自然來打破社會的桎梏，重新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生命是脆弱的，意外死亡更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因此人需要戰勝死亡，尋找讓生命永恆的途徑，這個方式就是回歸自然。死亡並不意味着個體生命的消亡，而是生命的遷徙和移居，它更新了生命的存在形式，使之變換形態繼續存在於自然中，生命依然得以詩意地棲居。同時，自然也革新着人的精神面貌，它讓個體生命得以升華，並獲得終極意義上的救贖與超越。

社會由個體組成，無數個體匯聚而成國家和民族這些整體。而任何整體為了其目標和利益的實現，必然或多或少限制和犧牲個體的權益。個體渴望自由和解放，但為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他又必須接受整體的限制。這是一個永恆的二律背反。帕斯捷爾納克生活的年代正值宏大敘事、整體利益的時代，無論是革命之前，還是革命之後。革命之後，整個社會進入一種實現烏托邦理想家園的狂熱之中。整體對個體的壓制達到了極致，個體必須完全服從整體，把自己當作整體的一個符號和工具，從而徹底喪失個體性，個體被完全消解。

整體遮蔽個體生命是專制的，宏大敘事也必然走向專制，最後成為一種極權社會。帕斯捷爾納克或許已經感受到了一種極權社會的前奏。在宏大敘事和專制統治下，整個國家都在監控下，到處都有告密者，人們的活動受到各種鎮壓和迫害，民眾深深地感到恐懼和害怕，每天憂慮重重，變得謹慎保守、麻木不仁、膽小怕事、奴性十足、苟且於世。個體變得越來越渺小和微不足道，他們的命運越來越不受自己控制，沒有自由，沒有選擇，只能認命和服從。正因為如此，帕斯捷爾納克才要強調自然，將個體融入自然，到自然中尋蹤庇護，喚起了人的心靈之善，也讓人的靈魂得以安息，彰顯出他對圓滿、永恆的人類精神家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