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松本清張著作等身，享譽環球。他的筆下有日本社會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各式人等，各種場景。他的部分作品中描述了某些日本政要、財閥的秘書們，在政商活動中所發揮的勾連、媾和作用。

根據作家的觀察和描寫，讀者體會到秘書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上傳下達的渠道，也是老闆的緩衝器。優秀的秘書熟知老闆的個性特質，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給老闆的主意點讚，什麼時候提醒老闆使用減速閥。日本政治世家中的秘書，甚至肩負教導、輔佐幼主的重任。

不過，位高權重，被老闆視為股肱之臣的秘書畢竟是極少數。絕大部分秘書的主要工作只不過是貫徹老闆的意圖，作為一種“工具”的存在。如果對此不能保持清醒的認知，就可能招來災禍，1973 年的周恩來，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1973 年 11 月 13 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結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臨時提出要同周恩來討論中美軍事合作問題。由於時間緊迫，而當時毛澤東主席正處於“入定”的裝他也，周恩來沒有請示毛澤東主席就與基辛格舉行了會談。雖然這次會談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成果，這個舉動仍然令毛澤東主席極度不滿，隨後指示中共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時的“右傾軟弱”，統稱為“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夫人江青在批判會上指斥周恩來，給他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說周恩來“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毛澤東主席並且把國務院外交部定性為“周恩來的‘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國務院”只不過是他的一個辦事機構，沒有經過他的認可，就和美國人商談“軍事合作”的重大議題，就是一種僭越，所以要用雷霆手段加以震懾。事件以周恩來做深刻檢討而告終。

1954 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由原先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改制而成，性質類似於內閣組成單位，各部委負責領導和管理某一方面的行政事務，行使特定的國家行政權力。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儘管不少行政部門受到衝擊，國務院仍然在行使其行政權力，負責國計民生的治理。雖然說“偉大領袖”內心只把國務院看作是“秘書處”，也曾經嘗試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理論來指導國務院的工作。卻由於從第一屆國務院成立伊始，它就有一套既定的工作流程，基本上沿着敷設好的軌道運行，且不說是不是“獨立王國”，卻從本來不曾降格為“秘書處”。恐怕這也是那位躺在水晶棺材裡的偉人耿耿於懷的一個遺憾。這個現實既有其歷史因素，也有周恩來總理個人特質的原因。

過去十年間各種“小組”的成立，國務院早已從“鐵板一塊”被敲打得東零西碎。際此國際上“東升西降”態勢已經形成，國內“定於一尊”的狀況鐵板釘釘，這個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進一步把國務院的職能弱化，“國務院”終於蛻變為“秘書處”，足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靈了。

根據本屆國務院領導層的組成來作客觀的分析，這樣的演變確實也很合理。領頭的李強和丁薛祥，都有豐富的政治秘書經驗，也都從來沒有實際參與過國家層面的治理工作。其餘三位副總理，在各自的領域有一定建樹，卻也不是“下大棋”的高手。通過這個《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把相當一部分治理國家的部門劃歸“黨中央”，一方面體現了“垂直領導”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降低了由於國務院領導層經驗不足的短板可能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

國務院總理李強 3 月 14 日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會議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會議指出，機構改革是當前一項重大政治任務，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講政治、顧大局，精心組織、周密實施，確保機構、職責、隊伍等及時調整到位，確保改革期間各項工作正常運轉、有序銜接。要以這次機構改革為契機，適應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工作機制，提高工作本領，改進工作作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以上文字引自新華社：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研究國務院機構設置有關工作 討論《國務院工作規則（修訂稿）》 新一屆國務院開始全面履職）

上述文字有三處亮點，第一點“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第二點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由此“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所以人們看到，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所有“工作討論”，全都圍繞着這三個亮點開展。由此看來，李強總理和他的班子，非常清楚本屆國務院的功能和職能，也對自己本身的定位有很清晰的理解。

習近平主席可以放心了，本屆國務院一定能夠做好“秘書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