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周处除三害》是我近年看过的极少数华语电影之一。拍得不错，让我从头看到尾。

周处的故事不少人知道。出自《晋书》。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被视为与山上猛虎、水中蛟龙并列的三害。周杀虎，后入水搏击蛟龙失踪了三四天，乡人以为周处与蛟龙那两害都死了，庆祝之。结果周回来了。周意识到自己为害之烈，于是改邪归正，造福百姓。云云。

同名台湾电影借用了这个故事的标题而已。甚至编剧是否读过这一故事都是一个疑问。

主角陈桂林说：周处除三害，大家只记住了周处。似乎在说：被除的三害籍籍无名。

事实上，周处的故事中，其中两害不是人而是畜生，畜生无名，无所谓“籍籍无名”也。而第三害就是周处本身。如果周处不是曾为一害，其造福一方的行为就不可能这么有名。

陈桂林是黑帮成员，因为多年前杀死两个黑帮头子而逃亡，成为三大通缉犯之一。因为被骗以为自己是肺癌末期，决定去追杀其他两个通缉犯。电影就围绕陈的暴力追杀展开。

结果：陈杀死了其他两名通缉犯，自首，被死刑处决。陈桂林实现了除三害，杀死了其他两名罪恶深重的通缉犯，自首而被处死刑，于是三害都肉体消灭了。

对比周处的除三害：其他两害非人，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周处在除去其他两害之后没有用肉体消灭的自杀来除掉第三害，而是改邪归正，改为害为为善。

相比之下，原版的周处故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自然界作斗争，与人性恶作斗争，并且战而胜之。尤其是改邪归正的情节，充分体现了人的自省能力、行动能力与改变能力。

而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呢？最终落入了商业电影的窠臼，满满的暴力血腥（所谓“暴力美学”）：拳打、脚踢、刀插、枪击……周处的故事框架似乎还在，落到实处却变成对人类社会暴力的渲染。

导演黄精甫是香港导演，生于七十年代。《周处除三害》似乎是对曾经辉煌的香港警匪片的致敬与怀念。

在台湾2023年10月首映的这部电影票房仅4700万元新台币。票房收入还不及6000万元新台币的投资。然而三月份进入中国后的票房据三月十三日台湾中央社报道已达18.2亿元新台币，是台湾票房的近四十倍！

台海两岸观众对该电影的反应之不同，背后有什么原因么？

且不说中国与西方脱钩，政府对影视娱乐行业管控与审查日严，导致中国市场上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之基本状态对于《周处除三害》的火爆构造了有利形势。

单说电影本身，作为商业片，《周处除三害》的节奏还是张弛得宜，叙事也算流畅，暴力视觉效果颇为血腥，但是也不出《Kill Bill》、《John Wick》系列电影范畴。总体娱乐效果不错。

显然，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很浓，电影利用了中国古代周处故事而浅表化、庸俗化，却迎合了今日中国大众的庸俗化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其中暗含的个体暴力主题，实在是切合了中国民众压力山大之下的普遍阴暗心理。

君不见：仅仅在海外社交媒体X（前推特）上就可以看到多少在今日中国发生的暴力惨剧。很多都是个人恐怖事件，“报复社会”事件，等等。

华语观众对暴力美学电影并不陌生。香港警匪片，特别是当年的吴宇森电影，被认为是此类电影的代表。

暴力的审美化本身源远流长，古已有之，不论中西。然而把暴力美化的武侠文化却似乎是中国特有的。

我疑心，武侠文化及暴力美学的背后是两千余年的中国式专制。

中国式专制制度，或称“东方专制”，是人类历史上压迫性最强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设计在于依赖诈计与暴力两种手段来夺权与维稳。中国式专制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朝代更迭的死循环，或称朝代更替的周期律。

两千多年来，依靠诈计与暴力，特别是暴力，东方的专制制度在中国实现了朝代周期更迭而制度不变的千年帝国。

更可怕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未变！2024年的今天，依靠诈计与暴力的东方专制制度依然在奴役着中国、香港与澳门的民众。

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在两千多年的专制压迫之下，无力脱困，看不见希望与未来，心理上的压抑寻求突破口，于是暴力，特别是民间的、个体的暴力行为，往往独来独往的“侠客”、“好汉”就成了普通底层民众反抗暴政愿望的一种精神寄托。

侠客都具有超凡的武力或暴力手段，因而可以跳出芸芸众生有限的体力、能力上的局限。这完全符合中国底层民众在专制重压之下无力感的心理补偿。

从无力到有力，甚至超能力，侠客、江湖好汉身上寄托的是反抗中国专制统治者的美好理想。从刺客荆轲起，这类“游侠”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的传说中，不绝如缕。

古代周处的故事却不算一个武侠故事。传说中的周处有过人的武力，然而没有什么行侠仗义、更没有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流行”的事迹流传。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却似乎有了“侠客”的影子。其除掉为害民众的两个黑帮人物的行为，本也可以算入“行侠仗义”之列了，因为肉体消灭黑帮分子迎合了普通民众的愿望。

然而，电影中陈桂林的初衷似乎是为了出名，或者说，“刷存在感”。这一动机使得他除害的行为无法真正归入“侠”的行为，然而却更迎合了今日中国底层民众被共产极权重重压迫之下爆发的愿望。

众所周知，中国底层民众作为共产极权统治下的“韭菜”、“人矿”极其欠缺存在感。然而他们还是有头脑的生物，偶尔也会动动脑，对于自身的无力感、边缘化处境乃至暴力反抗的愿望或许会隐隐察觉，且默默自宫（出于生存本能）。

个体默默自宫之后，其被压抑的能量在武侠传说、特别是个体暴力行为中得到宣泄。武侠小说、影视、游戏等在东方社会，特别是华语社会的流行，或许就是底层民众普遍的补偿心理的一种表现。

于是，21世纪的“周处”被改造成了为民除害的侠客，为两千多年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底层民众带来了一次暴力狂欢的高潮。

可惜，这一狂欢是虚幻的，依然遵循了个体反抗的逻辑：只反为恶之人，不反为恶之制度。大家注意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影子了吗？

《周处除三害》电影在台海两岸票房的巨大差异，也许说明了自由民主制度与共产极权制度对社会心理的塑造作用。

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台湾民众没有韭菜般的无力感与被统治阶层重重重压的压抑心理，因而对渲染个体暴力的电影缺乏中国民众那么强大的心理需要。

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中国民众的“侠客梦”就一天不会终结，《周处除三害》之类的暴力电影的票房就会有保证。

这是中国文艺的悲哀，然而悲哀不是反抗。行动才是。

肉体消灭一个恶人是反抗，然而却是有限的反抗。只要恶制度继续存在，更多的恶人会继续压迫民众。

改天换地的制度变革是艰难的事业。台湾、日本等国都经历过，他们成功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也尝试过，却屡屡失败。

然而，中国民众要从人矿变身公民，中国要从野蛮转成文明社会，却必须在制度变革上继续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电影塑造的用暴力行为刷存在感的“周处”顶多是一种宣泄，而晋代的周处的思考能力、行动能力和改变能力却是中国民众实现制度变革真正需要的。

今日中国已经有许多陈桂林式的人物，他们个体的反抗标明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与中国政府的专制暴政之惨烈，却没能改变中国。

要改造中国，我们需要晋代周处代表的人的反省、思考、行动与改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