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９月７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
的两本书》。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时这篇文章时，
就打击“‘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
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
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
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
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
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章说：“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
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
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像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五·一六”已被摧毁。这篇文章的发表，体
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其锋芒所向，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五·一六”，而是
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关于这一点，谢富治在９
月１０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
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
材料，人数不超过５０人，这５０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⒄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
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
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江青说，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文章出来后，
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一切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
被称作“五·一六”分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１９６８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
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
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
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
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当然不信，说只凭一
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
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⒅，清查“五·一六
”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
大批无辜，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
到残酷迫害。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
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
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
一六”运动。
３月２７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
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
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
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
、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
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
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
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
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
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
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
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
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
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五·一六”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
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
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
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
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造
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惨遭迫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
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
纵者。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
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
“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着。身为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
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１０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
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⒆。翌年２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
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１３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
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清查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要求继续清查。例如，１９７２年７月
４日至８月６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
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
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接着
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
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
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
对象已不仅仅限于清查“五·一六红卫兵团”本身，清查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组织
的范围，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４
年批林批孔运动，才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