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读美术史，那个系有五位主要的教授，其他是在这里兼课的教授。
我到学校的第一天见到的是系主任娜爱尔教授。她四十岁出头，个头不高，两颊喷红，长得浑圆结实，令人马上想到刚刚出炉的小面包。第一次见面时她非常客气，殷勤备至，领我去熟悉图书馆、计算机房等学习环境，并邀我和她去共进午餐。一路上凡见到系里的学生，就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笑容满面地和我打招呼，热情洋溢，这样的场面委实使人感到温暖。只是过了两天发觉，当我独行，狐狸身后没有老虎的时候，人们彷佛立刻不认识我了，这就罢了，令人扼腕的是娜爱尔教授和我的友好关系也只象兔子的尾巴那么短。开学不久，娜爱尔教授就邀系里的三个外国学生到她家里吃饭。一位从印度来，一位从沙特阿拉伯来，再有就是我。不用说我们欣然受邀，各自带了些土产上门。她的家屋宇高轩，四周林木参天，自然是气派的很。她的丈夫在金融界做事，也是个头不高，但笑容可掬，人情事故极为练达。他的说话有水的脾性，能极迅速地往干涩之处渗透，弄成一片滋润，让客人决不冷场受窘。他们有一个十来岁的独生儿子，叱吒吆喝，虎虎有生气。入座之后不免谈到我们的学业，娜爱尔教授便问我们几人的兴趣所在，那位印度学生打算研究印度佛教美术，沙特人要研究伊斯兰建筑，我一听便笑道：看来我从中国来非得研究中国画不可了。娜爱尔教授便接下去问，那你打算学什么？我告诉她我的兴趣在美国现代艺术，她沉吟道，那当然也很好，不过你若是研究中国艺术会比美国学生容易，这在一个竞争很强的形势中对你是有好处的。再说，如果选中国的题目来做，左右也就不过是一篇博土论文罢了，做完了这个你爱研究什么不成。你们都可以在这里先学两年的课，完了之后再回国去做一段研究，可不好？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顿，一下子对桌子上喷香的玉米和烤鸡腿失去了胃口。在娜爱尔教授的语气与心思中让我感到一种明确的功利成分，使我不快。她的打算实在说来是利己利人的，我们几个可以凭了熟悉本国文化的优势巧取博士学位，而这个系对东方美术的研究也不妨因此得到加强。这原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偏有些呆气，总要在世道人心之外期待一点动心动情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取得博士的方便而选中国的题目做，大概会象吃美国的快餐，惠而不实，心中因此觉得别扭。事后我专门找娜爱尔教授，特别告诉她说，中国的题目我是不做的。我要学美国现代艺术。她见我不知好歹，于是“圣心震怒”，从此不大理我。
不过另外两位外国同学最终也都与娜爱尔教授不欢而散。那位印度姑娘英文很好，又刻苦认真，一直是由系里出奖学金支持着，两年之后娜爱尔教授突然要移款它用，就建议她回印度去做论文，系里可以把她的奖学金免了。这位印度姑娘自然生气，她这个博士学生系里不给钱供养着，倒要教她回去由父母供养着来完成，岂有此理。于是她马上动手向别的学校申请奖学金。娜爱尔教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不乐意，她原意是想马儿跑却又不吃草，闹个鸡飞蛋打她倒也不肯。于是明令系里的任何教授不得给这学生写推荐信。这种阻挠颇有雕虫小技之嫌。世界之大，找出两封推荐信来有何难哉，这学生很快被另一个学校录取。临行前她非常得意地告诉我，娜爱尔教授竟对她说，你留下，我给你钱，马上吃她回一句“Ｉｔ’ｓ ｔｏｏ ｌａｔｅ！”“当我把这句话对娜爱尔教授抛过去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瞬间。”印度姑娘如是说。
那位沙特人先要完成硕士学位，他英文吃力，怕闭卷考试，与娜爱尔教授恳谈之后，得到恩准用一篇长的论文来代替硕士资格考试。他自去悬梁刺股，累得两眼抠偻，形容憔悴，终于炮制出一篇一百多页的大块文章（通常系里要求硕士学生考试之外交一篇四十页的论文就够了）。竣工之时，娜爱尔教授用一秒钟改变了主意，仍然让他考试，这位沙特人因此特别请我去喝咖啡，让我听他用阿拉伯风格的英文把娜爱尔教授骂了有两个小时以上。
与娜爱尔教授积怨似乎不只限于外国学生。系里一位美国女生原与娜爱尔教授亲厚，竟住到教授家里，每天花两个小时照看娜爱尔教授的儿子，她则免付房租，彼此相得。当娜爱尔教授全家出门度假时，这同学邀我和另外几个同窗到娜爱尔教授家中，她要借了教授美丽的房子请我们吃饭。尽管我们这些人以前都到娜爱尔教授家来过，但面对教授的恩威，我们都挑着字眼说话，夹着尾巴做人，此番二进宫，不比前一次，用美国的谚语说便是“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ｔ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于是我们这些小耗子窜进主任教授的每一个房间，着实地把他们家收藏的希腊罗马骨董狠狠地细看了一遍。待我们在餐桌上坐定，享受这位同学做的意大利面条时，我们问她，在这里住着如何？美国人真是爽直得可爱，这位同窗张口就说：“娜爱尔教授，哼！Ｓｈｅ ｉｓ ａ ｂｉｔｃｈ！”然后一五一十地数落如何说好了只给教授看孩子，教授竟指使出许多分外的事情让她做。甚至在要考资格考试的前一天派事情给她做等等。我们谁不了解娜爱尔教授的为人，知道这位治希腊史教授的心正如出土的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既硬且冷。Ｂｉｔｃｈ这句美国“国骂”用的倒甚是贴切。只是坐在人家考究的餐桌边，使着人家精美的刀叉盘盏，一面还笑嘻嘻地听骂此人Ｂｉｔｃｈ，这大概是我毕生做的最缺德的一件事了。
里特教授教中国美术，他可以讲一口不流利的中国话，也能对付着看中国的古书。他年轻漂亮，英气逼人，笑口常开，招人喜欢。因此选他课的学生是系里阵容最整齐的年轻姑娘（美术史系有相当的女生是中年和老年女性）。醉妞之意绝不在酒，单靠了中国明清绘画是很难对这些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ｃｋ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的。里特教授上课全不严格，也不按钟点到，即使来晚了，也要腾出时间来跟学生说几句轻松的话，大家笑嘻嘻地跟他应酬，全无责怪的意思。若是换一个老而衰的教授试试，这一班漂亮的学生们恐怕早就沸反盈天了。在春日莺飞草长之时，他便不肯囚禁学生于四壁之内，常常率队而出，与学生摊坐在野花与草地中，薰薰而谈，颇得中国“竹林七贤”之遗风。好在中国绘画原是中国人在山水之间捕捉的灵感，与欧洲艺术——无论是中世纪内心玄想的宗教艺术，还是文艺复兴强调健美人体的人文主义艺术——正走了一个反，所以屡屡到室外去沐浴着清风上课也很说得过去。轮到学生开ｐａｒｔｙ，顶喜欢邀他，他逢邀必至，带酒一瓶，很有情致地在酒瓶上系一红绒绳，与学生一起喝酒，说笑话，讲故事，笑成一团。学生们（主要是女学生们）待他如众星拱月一般，他象被人宠着的孩子，叫人怎么看，怎么是地方。这种师生之间的微妙情愫象他这样的聪明人，怎的不心领神会，于是他总是出手大方，动辄给学生Ａ，得Ｂ的是极少数，多半是为了用来点缀，总不能让人人都是Ａ，在系头那里说不大过去。
这样一个宝贝，终于没有叫人失望，演出了一些风流故事。在那一群捧月的众星中，有一位叫奈丁的姑娘，娇小玲珑，风姿绰约，目如点漆，顾盼生辉。和里特教授不着痕迹地好了，于是里特教授弃了结发的妻子，奈丁姑娘解了未婚夫的婚约，两人结为秦晋之好。我原来以为，美国人观念开放，风气自由，喜新厌旧，不以为怍。其实不然，里特教授和奈丁的事一发，全系哗然，系主任为此大为光火。不过象里特这样的乖巧角色哪能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尴尬地位上，他安排好在奈丁毕业那年便放弃了这里的教职，跑到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岛去做事，自然是携了奈丁双双飞去。等此事毕露之时，早有一片大洋把惊异、哗然和指责隔开了。
教现代艺术史的兰度教授是一位小个子急性子的女性，走路活象敲小鼓一样，笃笃笃地一阵风过来了。在图书馆一落座，总要摊一桌的书，翻动得哗哗作响，旁若无人，神色紧张而且庄严，彷佛作战前察看军事地图的将军，令我们学生肃然而敬。而她的说话则象开机关枪，呱呱呱呱，快得连美国学生都怕，更遑论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同学告诉我，她是纽约人。待我去了一次纽约，见识这个兼疯狂的热情和竞争的冷酷于一身的大都市之后，对兰度教授的性格得到一点客观的背景。我每一次不得以要去找这个纽约籍教授，活象乡下人进纽约，头皮发紧，手心出汗，慌的不知所措。这位纽约城里人没有义务容你慢慢用不够熟练的英文组织心中的意思，她更没有工夫重复自己的话，她的时间，嗨，寸寸都是金的，你绝对浪费不起。
有一次在她的课上轮到一位黑人女生报告自己的学习结果，这位学生动作起来如机器短了润滑剂欠着灵活，站在台上，摸摸索索，理稿纸装幻灯，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兰度教授霍地站起来，一头的短发根根乍立，气急败坏：“大家都出去，留她一个人在这里慢慢地弄，等她弄完我们再进来。”做学生的却不过她教授的脸面，只得慢慢地站起来，陆陆续续地出去了。我呆着没动，想，这位同窗是这里的一只黑羊，我不也不是一只白羊，留着陪陪她也好。另一个美国学生，一出去，马上又返身进来对这只慌张之极的黑羊说：“我可以帮你吗？”。可惜，这话由兰度教授过来说才对。
由于她的严厉，对她的课——苍天作证——我总是化最多的时间，投最多的精力。事与愿违。在我所有的成绩中，数她给我的成绩最差，这自然是我的不是，兰度教授的课最重基本训练，她往往开一大串艺术家作品的名字和创作年代令学生背诵记牢，这种训练正与我散漫的天性相左，使我往往事倍功半。原来满心要在现代艺术中大陈张罗，做一番事业，不料却偏撞在她严格训练的枪上出丑漏怯，真是不幸的很。不过，这种训练颇象中国人过年时贴在宅第门扇上的门神，吓得退任何小鬼想要进门的一切兴致。这话虽是我说的，却并不是泄私愤的气话，美国学生在我之前就先总结说：跟着兰度教授学毕加索，没学之前爱毕加索，学完之后恨毕加索。恨得有理，毕加索这位老小子多产，一生画了有千千万万张画，这便苦了我们这些徒儿了，应付一次考试，少说也得背他百十来张画，弄得人人面容惨淡，灵府淤塞，凡见到毕加索的画不及揣摩神气，欣赏形色，脑子里只在记忆的抽屉里忙着寻它的标题与年代。教授是不能开罪的，于是人人迁怒毕加索，只说他作孽，这样的艺术家真该在上帝面前参他一本，罚他到冥界去流放两年。因为做大艺术家不一定偏要多产，另一位也是大艺术家的杜尚，一辈子只画二十来张画，名气居然不在毕加索之下，如果在兰度教授手上学杜尚这样的艺术家日子一定好过许多，所以学生们很技巧地不怪兰度而怪毕加索。
兰度教授的这种训练方法倒不是她的专制，系里多数教授都是她的同道。三人成虎，这种训练还引为这里治学的风气。在我们系的书库里有一个从计算机系来的学生，帮助建立图书计算机检索系统，他为了近朱亦赤，也好意在我们系选两门课听听，希望借此增加对艺术的了解和兴趣，结果他抱怨说“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 ｈｅ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ｋｉｌｌ ｍ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ｎ＇ｔ ｉｔ ｓｔｒａｎｇｅ？”（这儿的教授没有激发我的兴趣，反倒扼杀我的兴趣，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听了大乐，知道他是个“外人”，不明究里。他哪里知道区区美术史，青史留名的艺术家至多几百人，靠了他们找饭吃的教授和学生在美国倒有上万。所以执掌传授此术的教授之义务，第一，先要去掉自以为可以到这里来消闲自在的清客，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和那些工厂作坊一样，也是生产衣食的重地，只该挂上“闲人免入”牌子。第二，在这片谋衣食的领域中，为了增加竞争的难度，一定要多设人为的障碍，彼此才可以决出能力的高低，优胜劣淘，循了进化的原则推进。我们系的教授深谙此道，其中正推兰度教授为最。难怪她总是神情严肃，态度凌厉。她是对的，因为稍不留神，艺术史这玩意儿极容易被人品散荡的闲杂人等拖入游戏欣赏的歧途中去，这对人家捧着的饭碗简直是罪恶昭彰的事。
罗宾逊教授是从新西兰来的年轻教授，个子不高，谢顶，脑袋大部分是光的，他教美国艺术史，而且是二十世纪前的美国史。尽管二十世纪的美国艺术轰轰烈烈很象一回事，但在二十世纪前差不多总跟在欧洲人后头打闹，实在叫人不来情绪，所以一开始我不选他的课，后来才知道，太可惜了。我没有料到，这一段不出色的时期偏偏摊上一个极出色的教授，不为这段历史，单为这个人我也该从头到尾地选他的课，好好地尾随他治学做人。由于他的存在，这个学校才让人觉得呆的有价值。
罗宾逊教授的学问好，逻辑清楚严密，还有惊人的体贴入微的理解力。这理解力使他讲课丝丝入扣，深入浅出，触类旁通是不消说的，更难得的是他把这种出色的理解力不仅用在他的学问上，更用在他的做人上。我们凡有难处找他，不仅肯倾心相听，而且马上就能看出你问题的所在，给你开导疏通，使人立刻峰回路转。和他相处，只有四个字可以概括：如沐春风。他的性格正合了我们中国古训的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形象地说，如果兰度教授的性格厉如刀片，罗宾逊教授的性格简直是“温润如玉”了。他彷佛能产生一种场，让你身心和谐，让你自信，让你完全自在，只想打开心扉对他一五一十地倾诉。找别的教授，终归你是你，他是他，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他给你解决是他在外面帮你。罗宾逊教授却不是，他好象有隐身法，他能迅速地走到你心里去，他能顺着你的思路去想，能用你的心去感受，当问题被解决之时，他使你觉得是你自己找到这个答案的，他只是把你心中现成的答案上蒙着的布轻轻挑了起来，这种天赋简直让人忌妒。系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由衷地喜欢他。实际上我们说起他来不用“ｌｉｋｅ”，这个字含量不够，我们用“ｌｏｖｅ”，我们的确是每一个人都爱他。除了爱他，每一次想到他，我心里都会溢起一片温柔的感动，他把人做的太美好了。尽管我举不出特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他似乎没有做任何比别的教授更多的事，他也就是给我们上课，批作业，对我们微笑，听我们说话，为他做了一件极微的事情时他对我们诚心道谢。若要说待人客气礼貌是不难做到的，系里的教授们谁不是被同一个社会的礼教调教出来的，他们对人点头问好无一处不含着板眼，顺着规矩，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象罗宾逊教授那样，他的微笑他的问候是他心田上开出的洁净的莲花，幽香四溢。在他那种从容温和的存在方式中，他让人看到了一个生命充满了盈盈笑意的最美丽的一面。
有一次和一位同学在学校的餐厅吃午饭，我们开始谈起罗宾逊教授，我说，我简直不知道他的这种魅力从何处来，那位同学马上附和道：“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谜，你知道，有一次我竟做了个梦，梦见有一屋子人，听罗宾逊教授上课，大家都问他一个问题：你的人生原则是什么，他笑嘻嘻地却不说，转身出去了，大家一起追出去，他却越走越快，竟飞起来了，成了一只大鸟，这只罗宾逊大鸟用嘴衔来一支巨大的笔，开始在天上写字。你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的天，他在天上写满了一个字——ＬＯＶＥ。天上写满了，他就写在海水上，而且是五彩的字，你做过彩色的梦吗？这是我有生以来做的第一个彩色的梦，真是迷人极了。”我听得呆了，认定这几乎是一个神的启示，怎么倒被她得了去。不知怎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他的秃顶，我说我们中国有一种生发灵药，涂上去可以保证他长出头发来，我真想买上两瓶送他，使他的才华与头发并茂。可是这种礼物送不出手，彷佛是在指示他的缺陷。同学听了直笑，说：ＮＯ，ＮＯ。正说的热闹，突然见她面容陡变，对我作手势，我回脸一看，险的闭过气去，罗宾逊教授隔了一张桌子和三两个人一起也在用餐。他好象没见到我们，正和别人谈笑。我们知道以他的善良，即使被他听去，也无可不可。但在实际的感觉上却是：我们在背后可以毫不作难地赠系主任“国骂”，对这位教授，无论什么背后的议论却都是亵渎。我们两人都羞愧万分，不待吃完，落荒而去。从此我和这位朋友，凡落座，必环视四周，然后才开始交换新近的流言与是非。
罗宾逊教授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意中人”在加州，也是一位美术史的教授，因此这里便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我到这学校的第三个年头他就迁往加州去教书了，听说他已经买了房子，和他所爱的人住在一起。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全系的学生彷佛有天地异色之感，不过，罗宾逊教授，我们都已经被你阳光似的人生照耀过了，这片光明较之你传授的美术史更会使我们受益终生。
法珂丝教授在我入学一年之后才到这个系来，她刚从学校毕业，年纪不大，很是亮丽。我们看着她一边教我们欧洲近代艺术，一边结婚，怀孕，生孩子。她的孩子出世之后，她找到我，让我在她有课的时候帮她照看孩子，因为我的住处离学校很近，而且我选的课和她的课时间正参差着，钟点不多，我就答应了她。她的小婴儿出奇的乖，吃起来象一只可爱的小兽，全不用人费事操心，吃完，自己在小篮子里沉沉睡去，很少啼哭，容我在一边看书。因为协助她照看孩子的缘故，我和法珂丝教授相处很近，成为朋友。
法珂丝教授这几年在系里的努力，挣扎与沉浮，好象一幕全本话剧，我正充当了忠实观众的角色。她新来乍到，在没有评上终身教授之前，系主任对她操有生杀大权，所以她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在教满工作量的课之外，她还要写出一本书来，才可以保证五年以后不被学校解聘。对一位年轻的又是刚刚做了母亲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份不轻的负担。使她难上加难的是，系主任娜爱尔教授天性偏生的不厚，又有一个如刀片般锐利的兰度教授在一旁助纣为虐，她的日子十分地不好过。有一次我随口问她，听说娜爱尔教授想离开这里，另谋高就。她说，对，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未及说完就掩口不说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娜爱尔对处于她之下的人的苛求，我哪里能不知道。比较更不好的是，兰度教授竟把法珂丝教授班上的学生找了去，向他们打听法珂丝教授课上有的失误和短处。我奇怪娜爱尔和兰度同是女性，又都是过来之人，在法珂丝教授开始起步的时候，不来帮补她，倒来排挤她。怪不得贾宝玉跌脚发狠，最不喜结了婚又上了些年纪的女人，诧异她们的心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法珂丝教授除了玩命干活，别无选择。她实在是干得昏天黑地的辛苦，一星期工作七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差不多十点了，我打电话到她家里找她，她竟不在，她的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婴儿——已经两岁多了，在电话里软语娇音对我说“ｍａｍｍｙ ｗｏｒｋ， ｍａｍｍｙ ｗｏｒｋ ｖｅｒｙ ｈａｒｄ！”我听了又惊又笑又叹，原来以为读博士就够难熬的了，不料做了教授却更难了，身份高了一级苦难也深了一层，这样依次递增下去，人生何时是一个了结。有一次我约法珂丝教授去看一部关于艺术家的电影，她在路上告诉我，她最末一次进电影院的时间是两年前。我吃惊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大概至少看了有五十部电影，“所以你应该做教授，而我只配当学生”我向她打趣。“哼，我倒愿意跟你换一换，做学生，而在两年中看五十部电影，而不做两年只能看一部电影的教授。”我不大厚道，赶紧声明“不换”。
法珂丝教授面临的形势因为她那个不同寻常的丈夫变得加倍地严峻了。她的丈夫是这个金钱社会里的一个罕物，他重精神甚于重物质，爱自由甚于爱金钱。他虽然是学法律的，却没有热心在这个密网似的法治社会里顺流而下，大发其财。他一开始倒还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做一些事，在前两年美国经济滑坡的时候，他被裁员了。法珂丝教授告诉我，她的丈夫不为此伤心竟为此高兴，因为他从此可以不必西装革履地去上班了，他宁可穿不体面却松软舒服的衣服，宁可过不富馀却消闲的自在的日子。他的祖上是瑞典的山民，因此遗留给他两样东西，一是血液里粗旷的山风的气息，另外是北欧的民间舞蹈。前一种东西使他和这个重实利，不重自然人性完整的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使得他因此愿意不要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做人的面子，却要保存自己纯任自然的天性，从此他只在家做饭，和女儿戏嬉。后一种东西是使他每星期到一家俱乐部去免费教人跳两次民间舞蹈。这两件遗产尽管听来很潇洒，但没有一件可以兑换出钞票来。当然啦，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子，胸前常抱着一个娇嫩如花的小小孩子，实在是非常动人的组合，这种在生存中能把精神的闲适自由看的比物质的获取重要的人，当得起是生活的艺术家呢。而且，这种心性就美的欣赏方面说比那些被铜臭熏染的灵魂要可爱到十倍以上，可惜这一切在美国社会中全不实用，只苦了自己的娇妻。法珂丝教授在全力争取终生教授的时候，心理上就要同时负有两份责任，一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的脸面，另外则是家庭的一份衣食，她得拼了全力维持住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法珂丝教授在系里已经是第五个年头的开始，最近她告诉我说，她那本为了取得终生资格的“ｄａｍｎ”的书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本书果然ｄａｍｎ，因为在这许多心理负担的压迫之下，这本书成了逼“印子钱”的债主，在这些年中几乎不容她在家喘息逗留片刻，把她脸上鲜亮的颜色掠夺得荡然无存，几年下来，眼见她已是玉容惨淡，老了许多。
从她的这个经验里，我对图书馆中满谷满坑的书遂起了极大的怀疑：它们中间有多少是从这种精神的勒索和压迫中产生的呢？如果是这样，它们又如何可以给我们传递生命自由的消息呢？从此，有着庄严的烫金封面的书再也吓不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