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之一：说庾子嵩，看成名不易。

西、东两晋,近一百五十年历史，以文化论，名人只有寥寥数十人。由此可见，晋时对“名人”要求苛刻，成名不易。

晋时的名人，称为名士。东晋袁宏著《名士传》，将十八人列为名士。从晋开国按顺序排，西晋建国前后的叫“正始名士”，包括：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建国以后的叫“竹林名士”，也就是“竹林七贤”：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阮仲容（阮咸）、王浚仲（王戎）；到了东晋，列出了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等八人，称为中朝名士。这些人有什么真本事我不知道，但不管是装门面，还是真下功夫，他们都拿老庄之学说事儿，算是有文化的人。如此看来，那时的“名士”也就是现在的“文化名流”吧。以古论今，现在当名人就太容易了。就拿“网络名人”来说吧，一个肥妹妹撅撅屁股，摆了个唐老鸭“飞天”的姿势，再起个艳名“芙蓉姐姐”，立码儿就出名了。约定俗成，“芙蓉姐姐”有点儿名气后，当然就是写书，准备当“文化名流”。嗨，不知现在有文化的人是真多了，还是人文价值贬值了。不过，我可以告诉“芙蓉姐姐”，在晋时的名人中也有个胖子，你跟他比，只能够算个瘦猴儿。此人名叫庾子嵩，列中朝名士，确切地讲，他成名在东晋。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以我的理解，老庾身高在一米六左右，但用的腰带长度在二米，整个儿一个椭圆形泡菜坛子加横行怪物。胖成这样的，古来几人！

下面说点儿正经的。庾子嵩是河南人，祖籍在今河南禹县（晋时称颍川鄢陵），出身外戚士族，曾任吏部郎、豫州长史、东海王司马越军咨祭酒等官职。通俗地讲，庾子嵩曾是中央组织部享受司局级待遇的干部，但未有过实权，可以给部长们写写推荐干部的信，以后担任了地委级（豫州）的秘书长，算是地委书记的大秘书，有点儿实权。后来，进了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府，有了军籍，给司马越当师级参谋长，也算军权在握。不过，庾子嵩在官场总是平级调动，混不上去，其因不详。按常理，庾子嵩应该比较郁闷，可这个老庾活得有滋有味，人称““颓然自放”，就是自由潇洒。一个人要做到这个地步，智商比“芙蓉姐姐”低十倍的人也能明白，这个胖坛子一定有钱。

庾子嵩肯定有钱，但这不是重点。有钱人凡遇难事，习惯性地“花钱免灾”，老庾不落在这个俗套子里面。那时，有个叫刘庆孙的人，在司马太傅府任长史，也就是秘书长，庾子嵩在同一个屋檐下和他共事。这刘庆孙有点儿象康生，整人上瘾，老想着要陷害庾子嵩。官场上的人都知道老庾生性节俭，家内富有。刘庆孙便怂恿太傅司马越向老庾借贷一千万钱。司马越此人非同小可。在“八王之乱”后期，“河间王颙挟晋惠帝迁长安，司马越起兵奉迎惠帝，应者云集。及惠帝还洛，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独揽朝政。”就是说,司马越起兵把惠帝（老百姓饿肚子时说出“何不食肉糜”的那个白痴皇帝。）从“叛乱分子”手中抢回，还都洛阳，然后朝政的事儿就由他做主了。刘庆孙挑唆司马越向庾子嵩狮子大开口，实指望司马越仗势欺人，老庾一吝惜，那么就可以找借口“劫富”了。司马越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真向庾子嵩借一千万钱。不过，老庾当时正好喝醉了，来了个酒壮耸人胆，缓缓地答道：“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意思就是，我家怎么也能有两三千万钱，随您拿去用。一句话，镇住了司马越。看似抠门的庾子嵩竟视钱如土，司马越没想到。后来，刘庆孙也服了老庾。此事后，有人向庾子嵩说起这是刘庆孙使坏，庾子嵩说：“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俗话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可见，老庾对钱的认识高人一筹。但话又说回来，有时，有钱是福是祸的确不好说，但肯定比没钱强。毕竟，老庾是以金钱为后盾，才敢在司马越面前玩“酷”。还有，也是因为有钱，高官才对老庾另眼相看，让他三分。当然，有钱就能有女人。别看老庾体型跟泡菜坛子似的，据说，爱他的女人也多着呢！到了哪个女人只要能和他聊上几句，就会倾心相随的地步。这有点儿象现在：八十多岁的老翁，只要有地位、金钱，就能得到上帝恩赐的“礼物”。一个特讲浪漫感情的姑娘和老头子在电话里聊了几通，就投怀送抱了。老庾要是活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更是如鱼得水。

钱不是万能的，这不用多说。一个穷人当着富人的面也敢大喊：钱是王八蛋！多数富人会附和道：对，钱就是王八蛋！只不过二者心态不同，穷人是酸葡萄心理；富人是调侃自己。但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没人敢当着当官的面喊：当官的是个王八蛋！除非他活腻了。俗话说的好，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斗。可见，当官的才是老大。如果你又有钱，又当官（不是贪官），那你肯定是男儿当自强的楷模。庾子嵩还真做到了。老庾不仅有钱，而且好歹是个司局级干部。西晋、东晋，统治阶级内部是二元的，分为士族和庶族。士族人员构成是皇亲国戚和门阀世家，有点儿象上世纪文革初期时的高干子弟们，讲的绝对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上学、找工作、结婚都要看出身。士族出身的高干子弟当官非常容易，一般报了出身，就有官做。庾子嵩是高干子弟，但说起出身来并不那么气壮山河，多少有吃软饭的嫌疑。毕竟，他是靠庾姓族中姐妹嫁入皇室，才得以进入士族行列。他当官也未必凭的是真本事。这里多罗嗦两句，讲一讲庶族。庶族人员构成以中、小地主为主，加上这些家庭出身的，能够咏诗作画的知识分子，有点儿象现今社会处级以下的一般公务员，加上混迹于媒体、娱乐业里的那些硕士、博士。他们要当官沟沟坎坎就多了，主要还是因为出身不够硬气，但也不无可能，只是比较费劲。庶族的人经过苦读，掌握了知识，又懂得公关，为高干或者高干子弟所欣赏，就有当官，甚至有当大官的机会。或者，庶族出身的人干脆剑走偏锋，搞点儿伪命题、新花样，比如高喊：“废除中医！”或者，自己光着屁股给学生们上课，让士族的人目瞪口呆，以为这丫的真有学问，这样，就出名了，可以整天和士族的人厮混在一起，从而走上仕途。

放在现在，有了钱，当了官，出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时，你不想出名都不行。玩媒体的人要是把你放过了，就会觉得自己特丢份儿。把你弄出名了，你怎么也得给个三瓜两枣儿。你出血了，还让你觉得他是在拍你马屁。在庾子嵩的那个年代可不成，那时权钱不分，有权有钱的人不在少数，光靠这两样东西出不了名，你还得有学问。到底怎么才算有学问，那时没有量化标准。不象现在，主要靠学历，似乎有了学历就有了学问。空口无凭。就在庾子嵩的老家河南某县，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到乡长、派出所长，递上来的名片大都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名头。由于这个县实在有学问的人太多，国务院给这个县带上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以便让这些人发挥才干，改天换地。庾子嵩生不逢时，那时没有学位制度，买个“硕士”、“博士”头衔也没得买，有无学问全靠口碑，老庾不动点真格儿的是不行的。那时的文科只论老庄之学，不象现在，学科繁多，唱京戏的也能出个博导。这老庄之学说深，则深不可测，说浅，则浅如清水一盆，一眼看穿。这正符合当时之政治现实需要。两晋政治说到底就两个字：杀人！皇帝、门阀贵族、大官僚可以随意杀人，此恶俗竟成一时之风。仅举一例：西晋大官僚，属正部级的石崇好客，一有客人来，就摆酒席，还让自己的小蜜（婢妾）劝酒，如客人整杯酒不能够一饮而尽，就认为是小蜜劝酒不到位，将其斩杀。有一次，王导与族兄王敦（后来二人在东晋时分别官至丞相和大将军）至石崇家，王导害怕石崇又要杀小蜜，只好勉强一杯一杯饮酒。王敦则不同，他故意不饮，石崇于是接连杀了三个小蜜。王导劝王敦饮酒，王敦却说：“他杀他家的人，与你何干！”王敦的话虽然冷血，但也说出了实情，那时杀人真就象捏死个臭虫，无所谓。话又说回来，别看那时的“成功男士”小蜜特多，到了心烦就能杀两个解解闷儿的地步，但心眼也小着呢，“为兄弟两肋插刀，为小蜜插兄弟一刀”的人也比比皆是。杀小蜜不当回事儿，杀其他人就更随心所欲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议论现实政治实在风险太大了。于是，当官的，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搬出了老庄之学，个个钻到里面去，把个庄子、老子研究的玄而又玄，但又摆出一付深入浅出的样子，讲究起所谓“名士风度”。简言之，就是要在人前面带微笑，举止潇洒，若无其事，深藏不露。说起来，这也是在动不动就杀头的官场上保住小命的最好办法。庾子嵩深谙此道，虽人在官场，但决然不谈政治，除了敛财，就是大谈庄子，还写出了学术论文《意赋》，对老子、庄子因辞不达意而产生的苦恼进行研究，最后结论是，老子、庄子的苦恼完全是脱裤子放屁，没有必要。庾子嵩虽研究老庄之学剑走偏锋，但好歹也是精心之作，不是抄袭的。因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所接受，一致评价老庾敢为人先,讲得确有道理，算得上是有学问的人。

庾子嵩有钱，有权，有学问，而且学问不低，要是现在，怎么也能当个院士。可到了这个地步，老庾还不是名人。难道老庾真走了“背”字？非也。老庾要当名人还有最后一道坎儿，那就是必须会“清谈”。各位不要错误理解，以为这“清谈”就是“侃大山”。那时的“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为基本内容，要口若悬河般地引用老庄之学解释儒家经义，大谈人性之好恶，而且语言一定要出彩儿。思来想去，这“清谈”有点儿象文革期间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学毛著的积极分子那时讲起来也都是一套一套的，而且最大特点就是，几乎讲上三句五句就要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当然，这还不够，一定还要有豪言壮语。对比下来，一般的“侃大山”绝对到不了这个水平，但“清谈”肯定到了这个地步。如此推理，清谈者，必为学习老庄之学的积极分子。庾子嵩应该就是这样的积极分子。老庾逢人就自诩为老庄之徒，就象那些学毛著的积极分子，见人就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告之，除毛主席著作，我不读别的书。学毛著的积极分子都有豪言壮语，我所记有限，但有一句印象极深：“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据说，此豪言壮语出自一个学毛著的女积极分子口中。她和红卫兵宣传队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夜宿贫下中农家中，偏那贫下中农晚上爬到她身上去了，那个贫下中农想要什么，她明白，但开始多少有些不情愿。这时候，她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乎，立刻觉得自己如要扭扭捏捏，就是不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想到此，她大大方方地让贫下中农打了一炮。大概，她从中也得到了不少乐趣，事毕后，喊出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庾子嵩也不例外，他处处以老庄之学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当然必有豪言壮语。不过，对比那学毛著的女积极分子，经老庾之嘴说出的豪言壮语要高明得多。某日，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老庾在读庄子的书时，才展开书卷一尺左右，读了那么几行，就读不下去了。于是，他把书卷丢在了一旁道：“怎么（庄子）和我要说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乍一听老庾的话，觉得他太狂了。就好象读了毛著后说：我要说的话，毛主席都替我说了。那不是找啐吗！但仔细一想，佩服老庾真格儿地抓住了庄子学说之精髓。这里我就不卖弄了，有心人去看一下《庄子·齐物论》，必能明白庄子的高明之处。简言之，庾子嵩看透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八个字，懂得为人处世，要换位思考，谈及学问，要融汇贯通。正因为如此，“了不异人意”经《世说新语》记载，成为传于后世的名言。

写到此，我也有点儿烦了。上面写庾子嵩，加了不少零碎儿，但主题只有一个：两晋社会，想在文化圈里出名不易。庾子嵩出身高干家庭，有钱，有地位，这不行，还得有学问。这还不够，庾子嵩还得把个学问谈得让人心服口服，这样，才挤进了晋朝名士之列。对此，诸位读者有何想法？依我之见，，晋时社会并不怎么样，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有一点可取，至少，文化价值取向是不媚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