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九、

对于深圳工厂的迅速衰竭，直至几乎关门倒闭的边缘，勇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这十几年来在商场上连战连捷，几乎每一次的判断和选择都是正确的。勇变得越来越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勇的屡屡成功，他的几位合作者，都形成了“唯勇的马首是瞻”的特点。就拿我们几位股东来说吧：军就不用说了，从大学时代起，他就以紧跟勇的步伐而出名，没有一次不是以勇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就是后面我介绍的老迟，经过十年的合作，也对勇的个人才能彻底迷信，以至于逐步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看法。唯有我，对勇的这个毛病是有比较早的预见性的。

2004年年初，在公司董事会上，我就看到：国内的经营环境很恶劣，节节上升的销售额里有很大的虚胖成分，因为，超过50%以上的货款实际上并没有收回。那么，公司的利润何在？在人家的帐户上。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应该把销售的主要精力和对象转移至澳大利亚市场，这个工厂的产品系列本来就来自澳洲的图纸，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符合那里的标准，此外，我在澳洲仍然据有很大的销售资源，有三家AF工厂原先在澳洲的分销商还愿意继续销售同类的空调产品，这三家公司愿意代销的销售额达到每年300万澳元以上，300多万澳元啊！不是小数目，转化成人民币可以说是2000万元以上了，况且，澳洲的企业都是些信誉良好的公司，他们在订购我们产品的时候是会开出国际通用的定期信用证的，不存在拖欠货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该把生产和销售的主要定位放回澳洲。

但勇不同意我的看法，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们应该先把中国国内这个市场经营好，然后再转向国际市场，自己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怎么能急着向外发展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后来多次发生的现象，只要勇一开口，军和老迟无不频频点头称是，认为勇是对的，而我立刻成了董事会里的少数派，只好默认勇的做法。但勇却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危机，还要继续大量地向银行贷款，用于购置国际先进的制造机器，还要大兴土木，扩大工厂的征地。对此，我再次表示反对：公司的财政情况已经至此，流动资金捉衬见肘，虽有庞大的纸面利润率，可那都是些没有收回的钱，不能画饼充饥的啊！

但勇仍旧是一意孤行，军和老迟都附合勇的意见。我又成了少数派，我发现：勇确实是一个善于幕后操纵的人，表面上看，他推举我做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但我可以控制的股份很有限，而董事会里其他人都是以勇为中心的股东，造成了我“董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的局面。开了半天会，没有一件事是尊重了我的意见，董事会成了勇个人的一言堂。我的脾气和修养是远不及勇的，最后是拂袖而去，董事会开得不欢而散。但勇是很擅长于表面功夫的，私下里又过来看我，表示我在澳大利亚的工资不会被拖欠，分红也不会受到影响。我当时曾非常恼怒地对他说：“以后这种流于形式的董事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开，招我回来做什么？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对做橡皮图章没有兴趣，我烦透了这种木偶般的董事长职位。”勇一连声地陪不是。我这才发现：在善于周旋人际关系的外表伪装下，勇其实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家伙，根本就听不进一点反对意见。

说归说，闹归闹。回到澳大利亚，我还得在那边继续配合勇和工厂的工作，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跟勇绑在同一条战船上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勇都是这条战船上毫无疑义的舰长，即使是把这条船驶向深渊，我也无可奈何。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在澳大利亚坐以待毙。于是，在这几年里，我也着手尝试了一些别的生意，因为我心里的真正想法是：照勇这么瞎折腾，这家工厂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 全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迟早得垮台！

2005年年初，勇又请我回深圳开董事会，我本来是一口回绝的，但架不住他几次来电相求，软磨硬泡，还是回来了。当然，董事会里仍旧是勇的一言堂。至此，我对勇特色的“股份制”彻底丧失信心：什么股份制，完全是扯蛋！此时，公司的败落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但勇仍旧一意乐观，认为前景良好。而我则心急如焚，觉得要为这家工厂找条出路，否则。它可真的要完蛋了。回到悉尼之后，我竭尽全力地为这家工厂寻找合作商，由于AF工厂以前在悉尼颇有名气，还真是有澳大利亚的企业对于与深圳的工厂合作有兴趣，当然，前提是：人家要控股，当大股东。

但勇再一次地拒绝了我的提议，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勇是非常有私心的，他怕失去对自己工厂的控制，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但我却不能不为大家着想，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利益在内，我认为：与其自己经营要搞到破产的地步，倒不如让人家控股，让他们赚大钱，我们也跟着赚点小钱，还可以让这个工厂逐步国际化，学习学习人家的做法，摆脱以前的小本经营意识。但勇仍旧无动于衷，说：“你实在是要一意孤行，可以回来开董事会，看看大多数股东们的意见嘛。”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明明是你自己一意孤行，怎么倒成了我一意孤行？！真是不可理喻。”

说罢，我很愤怒地挂断了电话，顺手将手边的玻璃茶杯砸了一个粉碎：“竖子，不足与谋！”这时候的勇，完全是一个土财主的做派，没有一点儿前瞻性。从此，我与勇的关系就每况愈下。自此以后的两年里，我们基本上没有通过电话，我也懒得再去打听工厂的状况了，心里想：反正勇也听不进我的任何意见，说又有什么用？徒然伤感情而已，还不如装聋作哑算了。2006年年初，勇再请我回深圳开董事会的时候，二话不说，我就断然拒绝。

2006年7月，最后的一幕终于上演了：勇通知我，由于国内的工厂现金流出现困难，让我关闭澳大利亚的公司，与此同时，我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分红，连拖欠我的工资也一文不发。让我自谋生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