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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日记 89年6月4日-10日(上)
送交者: 谭作人 2007年06月06日14:41:06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七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里,只知道“站“起来后,人更矮了。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十二时三十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街头就是丛林,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只能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维,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为模式,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其中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凌晨一时三十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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