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章。班长，不上导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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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赛（二）：羊皮书历史

灾难降临

回到君士坦丁堡，我和约翰·迪恩登上加拉达塔，凭栏远眺。越过金角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君士坦丁堡城辉煌的全景。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占去了大部分景色。蓝色清真寺令人回忆起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这常常是更大灾难的先兆。但是君士坦丁堡真正灾难性的洗劫在那之前二百五十年就已经发生过。那是来自西欧的基督徒的胡作非为。

１２０４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的是要从欧洲进攻埃及，然后理论上再从那里进攻“圣地”。当时的问题是如何到达埃及。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已经准备好提供一只配备四千名骑士、九千名侍从和两万名步兵的舰队，但他要价是八万六千马克。十字军同意了，但在他们即将启程时，还缺三万四千马克。因此他们答应帮威尼斯人重新占领达尔马提亚人的扎拉城，并用掠夺的战利品来弥补差额。十字军捣毁了扎拉城，但是当他们洗劫之后，战利品还是不够还债。十字军从信誉上讲，无法拖欠威尼斯总督的债务。他们必须偿还债务。怎么办？政治提供了答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伊萨克二世在１１９５年被阿历克修斯二世篡夺皇位，弄瞎双眼并投入地牢。伊萨克的女儿嫁给了士瓦本的国王腓力，他的儿子阿历克塞·安基卢斯也在腓力的宫廷谋事。阿历克塞·安基卢斯答应，如果十字军和威尼斯总督将他扶上君士坦丁堡皇位，他将付给他们双方二十万马克。这事教皇一定会高兴，因为阿历克塞·安基卢斯同意即位后让全城改信天主教；威尼斯总督也会高兴，因为他能把钱拿回来，并获得贸易特权，而且强大的士瓦本腓力国王会在君士坦丁堡有个傀儡。即使是现代政治也不会比这肮脏到哪里去。

中世纪征服的现实，却可能比这肮脏得多。十字军兵不血刃便成功推翻了阿历克修斯二世，阿历克塞·安基卢斯和他父亲伊萨克二世被立为共治皇帝。但是，即使傀儡皇帝在位了，债务仍旧拖欠着。君士坦丁堡根本没有打算拿出阿历克塞·安基卢斯允诺的那笔钱。当十字军战士等着这笔钱时，他们中的少数人开始攻击一个清真寺。随之而来的混乱中，突然燃起了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很快城里一些主要场所陷入了火海。大火持续了八天，数百人丧生，烧毁之处形成一条三英里宽的带状，正好穿过古城的中心。即使这样，钱还是没有影子。毫不奇怪，阿历克塞·安基卢斯失去了被包围的城里居民的支持；他被勒死了，他的父亲伊萨克二世则在悲伤中死去。敌对再次爆发。１２０４年４月１２日星期一，十字军突破了狄奧多西的古城墙。同一天夜里，又一场大火突然燃起，烧毁了古城更多的地方。次日君士坦丁堡宣布投降。然而，彻底的恐怖只是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这就是尼基塔斯·侯尼亚第一手记载的恐怖灾难。结果，钱进了总督的金库，城市落入十字军的手里，天主教信仰被强加于东正教之上，古典著作被完全销毁。

对于地中海古国的文献，这确是一场巨大的灾变。古典著作的方舟已被烧掉。这就是为什么佛提乌斯谈到的三十三位史学家中有整整二十位消失了。谁知道有多少份阿基米德著作也消失了？这些著作的未来已不在君士坦丁堡。十三世纪幸存的著作只能上别处去找。古抄本A、B、C飘零在地中海国家的水域上。让我们看看它们会漂流到哪里－－首先看古抄本A和B，然后再看古抄本C：我桌上这本书。

阿基米德在意大利

１８８１年，一位名叫瓦伦丁·罗斯的古典学者在大梵蒂冈图书馆偶然发现一部手稿。它的作者是来自穆尔贝克的威廉，他是一位圣芳济会修道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希腊著作翻译家，译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几部论著。不过他在这部手稿里是将阿基米德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于１２６９年１２月１０日星期二完成了此书。因为威廉曾在意大利维泰博当过教皇克莱门四世的牧师和教诲师，时间是１２６０年代的某一段，而且１２７１年他还在那里，所以他一定是在维泰博翻译的阿基米德著作。

但是，威廉翻译的是什么手稿呢？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当时有两部这样的手稿，都在１３１１年教皇的手稿书目中列出。这些手稿就是我们所说的古抄本A和古抄本B。第６１２号是古抄本A。即使在１２６９年它的情况也肯定不大好，它的封面已经丢失。古抄本A在这份书目中被标记成“安茹王的”。这很可能意味着这部抄本是在１２６６年贝内文托之战后，法国安茹王查理一世送给教皇的。第６０８号是古抄本B。由于古抄本A不包括《论浮体》一文，威廉是从这第二部手稿中翻译这篇文章的。

所以，古抄本A和B漂流到意大利。但古抄本B并没有存留多久；自从１３１１年人们就一直没有再见到它。另一方面，古抄本A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抢手的古抄本之一。１４５０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得到了它，并委托来自克雷莫纳的雅科波将它重新翻译。１４９２年，伟大的劳伦佐·德·梅第奇委派波利提安搜寻自己图书馆里没有的著作。波利提安在威尼斯的乔治·瓦拉的私人图书馆里发现了古抄本A，并制作了复本。这份复本目前保存在米开朗基罗的建筑学杰作、佛罗伦萨的劳伦佐图书馆中。瓦拉觉得古抄本A太珍贵，所以不让它离开自己的图书馆，甚至拒绝了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斯特的借阅请求。来自卡尔皮的阿贝托·皮欧后来买下乔治·瓦拉的图书馆。１５３１年皮欧去世后，手稿属于他的侄子鲁道夫·皮欧。他侄子１５６４年死后，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古抄本A。

尽管古抄本A和B失踪了，它们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阿基米德的论著和思想传到了近代。马歇尔·克莱杰特的不朽学术著作《中世纪的阿基米德》，对当时阿基米德如何被接受有着极其详细的叙述。无论是直接通过古抄本A，还是通过威廉和雅科波的拉丁文翻译，阿基米德的著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才大师们所掌握。的确，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拥抱这位伟人及其著作。

传说中的阿基米德已成为聪明的投资者和数学家的箴言。譬如，菲利浦·布鲁内莱斯奇在十五世纪初期建造了宏伟的佛罗伦萨圆顶大教堂，因此被预言为“阿基米德第二”。然而文艺复兴大师们在论著中发现的阿基米德跟传说中的人物非常一致。著名的佛罗伦萨派作家、建筑家及画家里昂·巴提斯塔·阿伯提，知道《论浮体》这篇文章并将它运用到自己对“尤里卡”故事的叙述中。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如詹姆斯·班克２００５年所显示，画家皮埃罗·代拉·弗朗切斯卡，作品在几何上透着惊人微妙之处，竟然全文抄写了雅科波的拉丁译文。还有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他的著作深深影响了哥白尼，在贝萨里翁红衣主教从教皇那里得到雅科波的译文后也抄写了一份。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数学大师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阿基米德著作。１５４４年，阿基米德著作的印刷版首次在巴塞尔问世。从那以后，得到阿基米德的书就不再是一件难事。对于阿基米德的许多著作，同“毁灭”的竞赛已经以它们的胜利告终。伽利略和牛顿读到了这些著作，近代科学诞生了。

达芬奇从未听说的书

我可能会让你吃惊，因为我把文艺复兴的一位重要大师给漏掉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我们已经看到，从希罗开始，任何时代的第一流数学家和建筑家都对阿基米德感兴趣－－这些人不但能掌握高深的数学，而且还想将知识运用于实践。所以说毫不奇怪，达芬奇也很渴望得到阿基米德著作的复本。他在笔记本中写道：“罗马城里桑塔·古斯塔蒙席的兄弟手里，有一套完整的阿基米德著作。蒙席说这套著作是送给他在撒丁岛的兄弟的。它先是保存在乌比诺公爵的图书馆，但在范伦铁诺公爵时代被人拿走。”达芬奇一定是以某种方法成功地得到了一些阿基米德手稿。他的笔记显示出，他比较熟悉《圆的量度》、《论螺线》、《球体和圆柱体》、《论浮体》以及《平面平衡》。最后这篇论著尤其让达芬奇入迷，这是因为它涉及找重心的问题。达芬奇用它来显示如何找到三角形的重心。（在下一章里，热维尔将和你一起做这种练习。）作为达芬奇，他并没有停留在阿基米德的内容之上。他把阿基米德的工作当作自己进一步演算的平台。请看，在《平面平衡》里，阿基米德仅仅讨论了如何找出平面图形的重心。达芬奇超出这一点，始终利用阿基米德的技巧，尝试找出立体图形的重心。他最终提出了一个如何找出四面体重心的定理。这是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一个显著成就，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在阿基米德基础之上进行研究的典型方式。

然而，有一部著作达芬奇没有听说过。因此，他并不知道阿基米德在他之前一千七百年就已经大大超过他了。在《方法论》中，阿基米德已经找出了比四面体复杂得多的三维立体的重心－－这些是带曲面的立体。阿基米德在写给埃拉托塞尼的信中，计算了抛物面体、部分球体、部分椭球体、甚至还有双曲面体的重心。达芬奇并非没有充分调查他的论题。他不可能知道这篇著作。它不包括在古抄本A或B里，而古抄本A和B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了解阿基米德的仅有两部希腊手稿。《方法论》这篇著作是包括在古抄本Ｃ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曾经是。

一笔勾销

一位抄录人准备开始工作。这些步骤他已经重复过多遍了。他准备好芦笔；将尺子和刀摆好。他坐在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张小桌，放了盛满黑墨汁的墨池。他从边上的一叠羊皮纸中抽出第一张来。他用一个硬的尖头，在羊皮纸上刻出一条条直线，接下去他会在这些直线上写字（他用一条直尺对齐纸页两端戳出的小孔）。现在，他把羊皮纸连同垫板一起放在腿上。抄录人面前的架子上，放着他要复制的古抄本。他摆好姿势准备开写。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啊？很好。再看一眼这个场面。这次我们不去注意放在架子上的古抄本。抄录人手里拿着准备使用的羊皮纸，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它在经受以前经过的同一过程。

当然，你已经猜到了。这个抄录人手中的羊皮纸是古抄本C－－阿基米德从《平面平衡》到《十四巧板》的手稿，包括《方法论》。可是现在它已被拆开，对开页上的文字已被擦掉。这里的抄录人实际上有两位，他们要抄写的祷告文太多，阿基米德手稿的羊皮纸还不够用，不过这难不倒他们。他们干脆把别的古抄本（至少四本）羊皮纸也一起拿来重新利用。

将阿基米德手稿、以及目前祷告书中所有无法确认的文字擦掉重写，是一种冷酷粗野的行为。这些手稿被人从书架上拿下来，封面封底被割下扔掉，每刀纸之间的装订线被解开。这做起来很快，很容易。一旦古抄本大卸八块完毕，接着用一种天然酸擦洗每张折页。找不到任何希腊人的文章解释这种过程。但是，十二世纪的提阿非罗（译者注：不是四世纪同名的亚历山卓大主教）在西欧写《论多种艺术》一书时，提出用桔子汁和一块海绵很容易将字完全擦掉。无疑在我们“羊皮书”的情形中，肯定也使用过某种酸性混合液，但是“羊皮书”所经受的过程要比提阿非罗描述的严重得多。阿比盖尔在阿基米德折页边缘发现一些孔洞，它们看起来是钉子钉住拉紧的羊皮纸时留下的。这点跟下面的事实一致：潮湿的折页因为晾干后会收缩，所以被钉在木板上。阿比盖尔进一步注意到，阿基米德文字的顶上方有擦痕：折页晾干后，再用轻石擦一遍。你看：这就妥了。抄写过阿基米德著作的羊皮，在经过最有效的虐待之后，从木框上摘下来，堆在角落里。

抄录人拿起一张阿基米德折页（bifolio）后，第一件事就是沿着折痕将它一裁为二，这样它就分成两张对开页（folios）。他没有进一步修剪两张对开页，这一点很运气：它意味着在每一张幸存的对开页上，阿基米德的残留字迹一点没有被修剪掉。然后他将两张对开页转个九十度，从中间对折起来，这样它们就成了新的祷告书中两张嵌套的折页。所以说，祷告书的对开页恰好是原始的阿基米德对开页的一半大小。

不过，当抄录人拿起不同的阿基米德折页时，它们的次序已经很乱了，因而阿基米德文字的各个折页在祷告书中是极其分散、身首异处的。此外，它们中间还穿插一些抄录人用到的其它手稿的重写羊皮纸。阿基米德手稿构成了“羊皮书”的整体骨架；其它手稿的羊皮纸使它充实起来。

抄录人将折页裁成两半再转九十度，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使用重写本的标准做法。这个方法的一大好处是，由于是沿新的垂直方向书写，抄录人不必担心受到之前擦掉文字残痕的干扰而分心。在原文之上沿垂直方向书写，要比跟着原文同一方向书写容易许多。当然了，抄录人也可以直接将擦完的折页转九十度，而不是从中间一切为二，再沿另一个方向对折成两半。但是那样做成的抄本太长太窄，使用极不方便。我们的抄录人遵循的步骤是经过仔细设计的，做成的新抄本既实用又节俭。由于这个原因，重写文古抄本几乎总是原始古抄本的一半大小。的确，因为阿基米德手稿的对开页变成祷告书的折页，它可能（也常常如此）构成新手稿中一刀纸的第一张和最末一张对开页。结果是，每张老的阿基米德对开页的中间正好穿过新祷告书的书脊。

即使知道要在什么样的文字上面重新抄写，祷告书的抄录人也不会再重新考虑的。他新抄本里的第一张羊皮纸含有《论浮体》。他在上面覆盖了一篇复活节面包的祝福词。过了一小会儿，他在另一段文字上面抄写了一段悔悟祈祷文。他在《方法论》开篇之上抄写了一段婚姻祈祷文。在《方法论》下一段落的上面，他抄了一篇教堂奠基仪式的祷告词。再看这个－－在命题十四上面，他来了一段给死者的祷告文。

祷告书中的一小段，是我们的抄录人和他一位同事的合作结果。他大概很高兴有人帮忙，因为这个过程确实很冗长。既然研究过“阿基米德羊皮书”的人没有一个对他俩的抄本太感兴趣，抄录人在其中一张对开页上给那些被无理拒绝的人来一段祷告文，还是完全适宜的。

这也许很有些道理，不过祷告书的抄录人真的将阿基米德著作缝了个严严实实。试想，如果某个古怪的家伙出于奇怪的理由，想要读一段被擦掉的文字。你看到他费劲的样子一定会乐。譬如，如果某人对《方法论》的命题十四感兴趣，他很可能一开始找不到它。它其实是从“羊皮书”第１１０对开页正面的第一栏开始。他必须将抄本转九十度才能读，而且是隔着祷告书的文字－－给死者的祷告文－－解读底下擦掉的命题十四的原文。不一会儿他无法再读下去，那一栏文字消失在书脊装订口。他不知道下文躲哪里去了－－实际上是往回翻五页，在第１０５对开页反面。至少有两行藏在书脊装订口的文字他无法读到。如果他锲而不舍，一定还想要读第二栏文字。这时就更复杂了。他得将抄本转一百八十度，读第１１０对开页反面的第一栏，然后再转一百八十度，在第１０５对开页正面找到同一栏的下半部。要读完这张原始阿基米德对开页，他必须重复这一步骤。这张对开页读得差不多之后，他又需要找到下一张阿基米德文字的对开页。这一页可能在抄本中任何地方。实际上，往下翻五十多页可以找到它，在第１５８对开页上。然后整个过程又重新开始。确实是一种高度互动的用户经验。但没人真会这么做，对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件徒劳无益的事。

那么，这个抄写祷告书的愚昧基督徒叫什么名字？在我们判决他有抹掉阿基米德著作罪之前，辩方能找出任何减轻罪名的条件吗？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只能在此严厉谴责一个不知姓名的中世纪无知之徒，然后继续我要做的事。祷告书也继续着它的故事，等我们再次追踪它时，已经是三百年后，在另一块大陆。

埋在荒漠

我和约翰·迪恩把君士坦丁堡甩在身后，飞向“圣地”。我们到达特拉维夫，租了一辆车，开向耶路撒冷。我们去了哭墙－－所罗门圣殿的台基。我们看到岩顶清真寺－－先知穆罕默德从那里升天见到安拉。我们还参观了圣墓教堂－－埋葬基督的地方。次日，我们往南开出耶路撒冷，通过安全检查站，进入约旦河西岸，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往伯利恒方向开，结果中间迷路了。我们找不到该拐弯的地方，又不会说阿拉伯语。约翰一脸的笑容显示着友好，而我的坐立不安显示着不言而喻的苦恼。双管齐下的结果，打动了一位巴勒斯坦人，他极有耐心地把我们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向左拐，朝东开，再开向荒漠。最后路没了，我们只有走下车来。这时正是黄昏，太阳已经离地平线不远，但天气还是十分炎热干燥。一个少年骑着驴从我们左边经过，用他的棍子使劲抽打，把羊赶回村里去。除了羊脖子上拴着的铃发出叮咚之声，四野一片寂静。我们可以从犹太荒漠看出去好几哩。约旦的天是蓝的；而土地是一望无际的焦赭色。沿着一条碎石小道往前下坡大约一哩路，可以看到两个塔。我以前在剑桥的老友帕特里克·组西的书房里见过它们，是一幅十九世纪的黑白版画。眼前的景象看起来一模一样，我知道这两个塔一定是圣撒巴修道院。

我见过的那幅版画，是皇家院士大卫·罗伯兹的作品。１８３９年４月４日星期四，他和乔治·克罗利牧师一起来到圣撒巴修道院。他们当初是从不同的方向（东边）走过来的。克罗利记录道：

直接走近修道院的经历令人难忘……下到峡谷底部已是黑夜，这里是圣撒巴山麓，汲沦谷从这里通向死海，在模糊的月光下，我们看到修道院在我们上方。建筑物看起来又高又大，面对两边陡峭的山腰，它一层层一级级向上延伸，顶端直插云霄。一个年长的白胡子修道士拄着法杖，领着一长队皈依者沿着山腰费力地向上攀登。在我们下面有一颗岩石中生长出来的棕榈树，据说是四世纪时的圣徒种下的。历史加上传奇，更增加了这里的神奇色彩。铁栅栏后面有一个教堂，其中一个洞室里有一堆头盖骨。按修道院的说法，他们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屠杀的几千名隐士。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爬上一个楼梯，钻过一扇一次只能走过一个人的窄门，一下子到了一个大堂，周围是一百多位希腊来的朝圣客……这时刚好是受难周。修道士们礼貌地接待来客，他们不仅允许我们的艺术家画他们的教堂，并且因为礼拜开始时他还没画完，而不愿让他中途停笔。

我和约翰走过圆形拱道的深蓝色大门。十三位修道士中唯一会说英语的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的法名叫拉撒路，是从旧金山来到修道院的。他领我们参观了建筑群，圣撒巴自己的小屋，还有圣尼古拉教堂，那里确实存放着逝去的修道士的头骨。尽管圣撒巴地处政治动荡的漩涡之中，它仍然是一个极不寻常、美丽而神圣的地方。虽然时光流逝，所有的一切还是克罗利描述的那样。拉撒路教友在这里找到了内心安宁。他错过了西方的“死亡”乐队，但修道院常年不断的钟声总能令他想起死者。眼下他的同伴又在鸣钟召他去参加祈祷仪式。他离开我们之前，指着顶上全是教堂和密室的较高的圣查士丁尼塔，告诉我们图书馆就在那里。我和约翰找到了我们的目标。１８３４年，圣撒巴图书馆拥有一千多部手稿。其中一部最貌不惊人的，就是“阿基米德羊皮书”。

我们之所以知道“阿基米德羊皮书”当时在圣撒巴，完全是一位名叫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的希腊学者的功劳。他在１８９９年描述道，“羊皮书”里有另外一刀纸，是十六世纪的，其中一页上（第１８４对开页）的书尾铭文显示，“羊皮书”曾经属于圣撒巴修道院。这部手稿不再有１８４页纸了，这段铭文也不复存在。全靠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我们才知道“阿基米德羊皮书”如何历经几个世纪的劫难幸存下来的。

“羊皮书”包含的祷告文之多，圣撒巴的教友们几乎天天用得到：如果有脏东西掉在一箱酒、一桶油或一罐蜜上，你可以找到一段相应的祷告文；如果灵魂不纯洁，有圣格里高利的驱邪词；吃圣餐时，有约翰·克里索斯通的祈祷文。等等等等。“羊皮书”的外表充分说明了它被使用的情形。抄本的边缘烧焦了，好似在炎热的荒漠中烤过，或是被火烧过，许多书页表面上满是蜡滴，很可能因为是对着烛火念的祈祷文。书中的文字有很多增修之处，有些模糊的文字还被重新填写清楚。除此之外，由于损坏，或者认为祷告文不再有用，“羊皮书”存放在圣撒巴这段期间，一共约有六十张对开页不见了。这大约是整个古抄本的三分之一。

圣撒巴修道院是我和约翰的临时歇脚处，是拉撒路教友的长期庇护所。然而它是阿基米德的坟墓。修道士有一万个理由使用“羊皮书”的祷告文，却没有任何理由解读下面隐藏的文字。抽象数学在圣撒巴不吃香。阿基米德在圣撒巴修道院至少被埋葬了三百年。跟古抄本A和B的命运不同，古抄本C中独一无二的著作一直不为文艺复兴时代和科学革命时代的人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拉撒路教友在《圣经》中的同名人一样，《方法论》和《十四巧板》的作者阿基米德需要起死回生。

活动迹象

我和约翰·迪恩此行的最后一站之一，是去牛津的林肯学院见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和绅士：奈杰尔·威尔逊。我已经谈到过奈杰尔，在讨论古代文献过渡到现代的话题时，你不能不提到他。不过，我是在牛津见到他之后才开始了解他的。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跟我们见面他感到很有面子。礼貌周到只是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是我对“羊皮书”承担着责任，他事后将“羊皮书”解密的工作说成是“能想像得出的最令人着迷的学术项目之一”。“羊皮书”对奈杰尔确实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学院图书馆一遍又一遍对他拍摄，让他重复这辈子从未有人让他说过的极其简单的句子，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一段录音是：“君士坦丁堡是古代唯一保持抄录和研究古老文献传统的地方。”另一段是：“我去剑桥看了那一页，我说，‘就是它，就是阿基米德手稿。’”

事情真是这样。１９７１年，在布朗大学Ｇ．Ｊ．图莫教授的建议下，奈杰尔从牛津去剑桥参观一份羊皮纸残页，帕翠霞·伊斯特林教授已将残页作为数学手稿编目。奈杰尔发觉这些数学内容很容易解读，并从其中一个术语认定这是阿基米德的著作。的确，这份残页来自《球体和圆柱体》，它正好在“羊皮书”第二和第三对开页之间接上。

这份残页存放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它的编目号是Add.1879.23。图书馆收到它们时都有购买记录，这份残页是同其它四十三份残页一起，由一家房产遗嘱执行者在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３日星期三卖给剑桥图书馆的。那家房产是德国古典学者康斯坦丁·蒂申多夫的。

在那之前二十年，康斯坦丁·蒂申多夫作出过一项手稿界空前重大的发现。那不是“阿基米德羊皮书”，而是最早幸存的完整的《新约圣经》，以及相当一部分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圣经》。这部古抄本现在被称为“西奈古卷”。它大约于公元３３０年到３５０年之间写成，可能是由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委托制作的最初的五十本圣经之一。它书写用的是大写字母，跟米利都的伊西陀尔所用的一样。蒂申多夫发现它的地方是西奈荒漠中古老而偏僻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蒂申多夫跟修道士商量借走古抄本，然后将手稿交给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沙皇授予蒂申多夫用于姓之前的头衔“冯”，从而使一位德国医生的儿子成为俄国贵族，并付给修道院九千卢比作为买书钱。真是笔好买卖。

除了别的之外，蒂申多夫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圣经学者。他毫不费力就看出了“西奈古卷”的重大价值。但他为什么会拥有一页“羊皮书”手稿？他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其实他自己差点告诉了我们。１８４６年他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东方之旅》。他在其中详细叙述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耶路撒冷圣墓（附属）东正教修道院的一次造访，他在那里没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一份含有数学内容的羊皮重写本。我们知道，“阿基米德羊皮书”在１８９９年刚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当时就是在那里为它编目。很显然，“阿基米德羊皮书”在１８４０年代就已经在这个东正教修道院了；很显然，蒂申多夫离开那里时将其中一页撕下带走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阿基米德手稿是怎么从圣撒巴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我和约翰·迪恩在君士坦丁堡时，曾试图拜访圣墓东正教修道院，但却找不到可问的人。那时正好是复活节，所有的修道士都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圣墓东正教修道院的发源地－－耶路撒冷的大圣墓修道院。圣撒巴的大量手稿在十九世纪初被并入希腊长老图书馆。因此，不难想像在这种条件下，一本有用的祷告书最后又回到自己七百年前的诞生地。

死亡线归来

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６日星期二的《纽约时报》首页报道了一个轰动性的发现：丹麦哥本哈根的海伯格教授在君士坦丁堡发现一份新的阿基米德手稿。一位叫西恩的教授让他留意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１８９９年制作的编目中对一部古抄本的描述。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没有永久教授职位，全靠论文页数拿薪水。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他对３５５号手稿编目时，他不仅详尽描述了祷告书的内容，而且还抄译了一段被擦掉、被祷告文覆盖的文字。海伯格认出这段抄译的文字属于阿基米德的著作。他先是试图通过外交渠道，让人把手稿送到哥本哈根，但这招没奏效。所以到１９０６年放暑假时，他亲自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见到东正教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一位叫朱卡拉达基的先生，他答应让海伯格研究阿基米德手稿。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海伯格发现了一个沉睡者，含有不为人知的一位天才数学家最伟大的思想。

海伯格在一份名为《赫耳墨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的信，即《方法论》。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１５年之间，海伯格完全重编了阿基米德著作，插入了他对“羊皮书”手稿的解读心得。他的版本最后依赖的是三部古抄本：第一，古抄本A（现已遗失），１３１１年在教皇图书馆编号是６１２；第二，古抄本B（现已遗失），教皇图书馆编号是６０８；第三，古抄本C（现已找到），也就是“阿基米德羊皮书”。

这些发表作品是一位杰出学者的成果，但它们也反映了作者在几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祷告书的装订引起的实际限制：祷告书抄录人制作手稿的方式，使得阿基米德原稿的每一页中间两三行藏在书脊装订口里面，无法读到。在这些地方，海伯格就只能猜测写的是什么了。其次，他只能利用他当时的技术；他甚至没有用到紫外灯，而这是如今研究模糊文字的标准方法。第三，他受到自己专业范围的知识框架限制。海伯格是一位语言文字学者，他喜欢语言，而非图形。他对古抄本里的图一点也没有留意。他在《赫耳墨斯》发表的文章，请了一位名叫宙森的数学同事帮他按原文重新构造图形。然而，正如热维尔手舞足蹈给我灌输的那样，古代数学家不用文字思考；他们用图形思考。“羊皮书”是了解阿基米德公元前三世纪在沙地上所画图形的唯一现存手稿，这些图形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最后，海伯格其实只对阿基米德感兴趣。他确实提到在“羊皮书”中还有别人的著作，他读了其中一篇的几个字，但他除了原来属于古抄本C的那部分外，对别的一概不感兴趣。尽管杰出学者约翰·鲁德威格·海伯格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阿基米德羊皮书”中仍然有大量的东西有待我们学习和认识。

所以，关于“羊皮书”，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二十世纪的学者们都清楚这一点。然而他们无法看到手稿。“阿基米德羊皮书”失踪了。

消失在巴黎

到１９３８年截止，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修道院里的手稿全数转移到雅典的希腊国立图书馆。这是在土耳其当局的眼皮底下干的，他们明文禁止这种输出行为。可以肯定，跟把书留在东正教修道院相比，这么做更安全，因为土耳其的局面开始动荡不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法两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存在扶持着风雨飘摇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欧洲老人”）的苏丹。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成为土耳其之父）离开首都，召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国家。到１９２３年，同盟国军队和苏丹被彻底赶出君士坦丁堡。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之父”彻底击败了１９２１年草率入侵土耳其的希腊军队。作为一个早期种族清洗的例子，成千上万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被强制迁移到希腊。然后在１９２５年，“土耳其之父”废除宗教法令，绞死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主教。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东正教修道院的书稿被偷偷地运到了雅典。没有任何记录说明这是怎样完成的；但可以肯定是非常秘密地进行的。笼罩在东正教修道院手稿的这层二、三十年代的神秘面纱，想必对某人一定太有吸引力。因为，“羊皮书”和其它几部引人注目的手稿其实根本没有运到雅典。

这些手稿目前分布各地，包括芝加哥大学、克利夫兰美术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杜克大学，而且居然还有巴尔地摩华尔特博物馆。亨利·华尔特也购买了一本漂亮的福音书，目录号为手稿W.529。“羊皮书”跟这些书相比就显得难看了，但这是有缘故的。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它跟海伯格见到的那本样子很不同。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还觉得其中带画的四页很别致，但是在海伯格研究此书时，这四页不在书里。藏书目录是这么写的：

四页全都是掉开的，它们是整版色彩明亮的画像，画的大概是福音传播者。有些色彩看起来很现代，让人觉得奇怪……海伯格和柏巴杜普路－克莱默斯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画，所以它们一定是后来加上的，大概是东正教修道院有人头脑不清醒，将手稿装饰一番吸引买主。画像将大、小写两种文本都盖住了。海伯格将这四页全部归为包含阿基米德著作一类……

换句话说，这些画像是伪造的赝品。金、铅、铜、钡、锌，还有很多其它元素，被人涂抹在羊皮和铁元素之上，将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信件的独特内容变成了密码！好像祷告书抄录人将阿基米德著作擦得还不够似的，接下来的这个贪婪者又在雪上加霜，伤口撒盐。

拍卖目录上只说，“羊皮书”离开东正教修道院，最后到了法国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然而，希腊长老提出手稿归属权的诉讼案件，意味着这里的细节需要进一步解释。所以，B先生将“羊皮书”交给我之后，又给我寄了一些文件。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位罗伯特·古尔森先生的宣誓口供。罗伯特·古尔森是安妮·古尔森的儿子，是拍卖前的手稿主人。他认为他的外祖父马里－路易·斯里克斯是在１９２０年代获得“羊皮书”，并保藏在巴黎的家中。

斯里克斯“一战”中曾在希腊服役，１９２０年代初期游历过希腊和土耳其。他大概是在这段时间得到“羊皮书”的。他在巴黎住过，“二战”期间为法国抵抗运动组织作出过杰出贡献，１９４７年战后搬到了法国南部。他离开巴黎时将“羊皮书”交给女儿托管，并把自己的公寓让给了她。他是１９５６年去世的。

安妮·古尔森在六十年代开始注意父亲传下来的书。她向巴黎的邻居波拉克教授以及英国莱斯特的瓦瑟斯坦教授寻求建议。她最晚是在１９７０年知道，自己手上拿的是什么。那一年她将掉下的几页交给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语言史研究所的神父约瑟·帕拉梅。１９７１年，她把“羊皮书”拿到马勒营业所，请他们“去掉一些页面上的霉菌污点并对书进行保养”。当时她准备卖掉它。她在七十年代出过小册子进行介绍，并向少数个人和机构谨慎地提出私下出售的建议。结果都被婉拒。最后，安妮·古尔森找到了克里斯蒂拍卖行的菲力克斯·德莫拉思·欧岩思。

“羊皮书”到我这里的日子是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拍卖引来的官司到那时还没有解决。我和约翰·迪恩在地中海旅行时，克里斯蒂和希腊长老还在法庭上打官司。我们的乐趣比他们可要多。他们对事实并没有异议。这个诉讼案引起对法律的解释，法官作出了对克里斯蒂有利的裁决。法官认定法国法律对此案有效，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安妮·古尔森公开、连续、无争议地拥有手稿三十年以上，她就有权出售它。如果要说明她没有在这些条件下拥有手稿，举证的责任则落在长老的律师身上，而后者并没有提出这种证据。法官同时还解释，即便使用纽约州法律，她的裁决还是会对克里斯蒂有利，不过会根据不同的原则－－懈怠的原则。如果原告不合理地推迟行动而使被告受到不公正的侵害，这项原则便适用。法官一定觉得拍卖前夜才提出申诉属于不合理延迟。此案终于在８月１８日星期三被驳回，那时“羊皮书”展览已在华尔特博物馆开幕了。

我在五个月当中学到了很多。我的故事肯定还有许多漏洞。但我明白这是个悲剧式故事。我不知道擦掉阿基米德著作的蠢货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以什么理由那么做的。但是，我掌握的资料足够展览会使用，我可以以快乐的结尾收场：不论发生过什么，隐藏的文字一定能解密出来。“尤里卡：阿基米德羊皮书”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日星期日开始展出，并在秋天到达芝加哥菲尔德美术馆作巡回展出。展出时“羊皮书”翻开的一页里，来宾只能勉强认出阿基米德信中命题一的插图。

展览是从约翰·迪恩的电影开始。它叙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公元前三世纪生活在地中海一个三角形岛屿上的人，头脑中开始构思。一千二百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这些思想被抄录在一部手稿里，它是保留至今的唯一一份。它见识了帝国的兴亡，目睹过洗劫的城市，经历了书写方法的变革，它逃过所有劫难，幸存到今天。尽管这些思想被擦掉并覆盖以新的文字，它们仍在那里。这是一场令人称奇的经历。

“羊皮书”中的信以“阿基米德致埃拉托塞尼：您好”一句启头，这封信从古抄本C第４６对开页正面第二栏的顶端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信头装饰和阿基米德的名字，然后这栏文字很快就被祷告文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