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的结论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全盘肯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但操之过急，开始的时间提前，过渡的时间缩短；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很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反复强调过，这个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最初的设想？有一种看法说，毛的新民主主义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从来就不准备实施。因为是在野党，要成为执政党，需要一个赢得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提出的策略或口号。一旦目标实现，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影响，即来自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他看来，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说毛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压力，所以，中共执政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这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要求政府集中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恢复，比原先的估计更快。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改造也可以更快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发生了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据簿一波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情形跟东北局的一样。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还是说现在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这回毛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
关于这个问题，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这一理论，反而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私有制改造，后来搞人民公社，"文革"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说胡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从此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直到现在也没有完结。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而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是否必要？民间研究早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革"结束后，改正错划右派，全国没改正的（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不到一千人。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二十七人，只摘帽不改正的只有五个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
还有一个争论是：整风运动是不是一开始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朱正先生的看法。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斯大林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搞了。毛说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还有，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斯大林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苏关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波、匈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非常自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舆论都是批评。这其实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党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就像"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不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这个制度过分集权，认为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中共执政以后历次运动和政策，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

九、"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了的数字。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其中涉及人口的内容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丛进教授。他在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
第五个数字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我个人对两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死亡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死亡三万人，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接近十万。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是近四千人。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准确也很难说。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这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撕毁合同；二是"三年自然灾害"。
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将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这三年，比起五四年、五七年、六五年和七〇年、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李锐先生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功德无量。这两部书里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这段历史有一个问题：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缺乏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有一个底线，就是"三面红旗"。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那些"动摇分子" 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其实，毛上庐山之前和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大跃进"，那里面有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毛对此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是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美国的《纽约时报》马上报道了。毛对苏联的看法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他想走出一条跟苏联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对于人民公社则连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和美国人、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我认为这个大会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
"文革"发动的原因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革"。我以为，直接原因是"大跃进 "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工作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与成绩，总起来讲，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刘的话中可以听出某种批评的意味。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应是经政治局讨论再下发，可这次没有讨论，报到毛那里，毛决定直接印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对后十年的经济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后来这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
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对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联部、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 "。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不仅仅是刘的问题，整个党都完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很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这种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作者简介：
韩钢，生于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党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
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二卷）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