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它的判断、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也比较大。
我将这些研究动态大致归纳为以下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连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不提。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文章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十月份，伍平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新华日报》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说陈是 "汉奸"毫无根据，相反，他发表了许多抗日的言论。《毛选》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版本说"托陈取消派是指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等于官方表态。
所谓"叛徒"是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的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做了叛徒。其实在他入狱五年中，没有发生任何因他的被捕而使中共机关遭破坏的事。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一年多中国托派的领袖。
"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研究会影响很大，但是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陈独秀研究的突破是由于苏联档案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说他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其实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陈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中，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陈独秀研究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领导人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
陈独秀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敏感的方面，就是对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批判非常深刻。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关于"ＡＢ团"的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到当时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ＡＢ团"。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所以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临时中央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先把事变领导人都逮捕，枪毙了红二十军独立团长刘敌等二十多人。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仅两人逃脱）。此后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杀了"ＡＢ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教授。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由此，围绕着富田事变展开了激烈争论。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专门调查富田事变问题。整理出"ＡＢ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组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查阅大量材料，包括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ＡＢ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ＡＢ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差点交火，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长期以来的说法是：九月九日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张、周、毛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把电报给了叶剑英。叶把它抄在一个烟盒上，向毛报告。毛等决定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七九年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王年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第一次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第二，在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也引来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坚持原来的说法。吴的文章一发表，就有很多人质疑：密电，特别是给领导人的密电，从来只能由机要科长直接向接电人送达，绝对不能给第二个人。而且一、四方面军的密电各有各的密电码，吴黎平是一方面军的作战科长，不可能知道四方面军的密电码。四方面军的机要科长绝对不敢把给陈昌浩的密电给这个吴黎平看。况且，吴是作战科长，不是机要科长。所以，你凭什么能够接到这个密电？你接不到。
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号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据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军科院研究员范硕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去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表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 "；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四、西路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在《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当时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因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希望中国红军从东方牵制日本，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跬揪叮铀樟〉迷?quot;北上抗日"就是这个意图。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共二万一千八百人，先过了黄河，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切断后路。中央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预期任务。十一月份，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结果是五个月之内全军覆没，只剩下四百多人。西路军兵败河西，长期以来被做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等都如是说。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文章指出，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主要战略部署之一，河西部队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改为打通新疆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变化不定，大大超出应有限度；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孤军深入敌军腹地，旷日持久，进退失据，缺乏援应，丧失了战场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指挥官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例如，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结果八千人的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邓小平，邓批转李先念。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给了陈云。陈云同意《说明》，让送中央党史研究室，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其中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谁的命？"于是将几万册印好的书中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第二集《血染祁连》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但到现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整风中运用他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变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他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相关的问题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几乎都把帐记在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负有重要责任，但毛是中共中央和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把康和毛分开，还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部分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六、朝鲜战争问题
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陆续披露了一些档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以及军科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等收录和引述了有关档案。
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史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学者对此也很清楚。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的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朝鲜方面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但毛泽东也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原因是什么，迄今还缺乏档案揭示。有一种分析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一九五〇年一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签订的这一条约，一个重要内容是归还旅大海军基地，而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军事计划。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朝共同解决。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相信斯大林已经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只能赞成。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人所共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认为搁浅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第二个问题，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这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得失的评估也不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估计，最好做一些具体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比例是二点六二比一，远远超过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４２．６％降到３０％，结果反而涨到了４５．６４％，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此外，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