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与实践 |
| 送交者: 邓复辟 2007年09月16日00:00:00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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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 lesson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与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与实践 ——在纪念杰出平民领袖毛泽东逝世31周年会上的发言
一、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如何继续革命的思考与分析 在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下，在对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展开了对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经济战线、文化战线上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中由于遇到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把这把革命的“火”烧到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 第一，共产党执政后必须选准革命目标和对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在夺取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以后，是不是到此就止步了呢？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呢？是不是就可以与其它剥削阶级一样打江山、坐江山、当起老爷来了呢？但如果不想止步，又如何才能选准革命的对象和如何进行把握革命方向呢？这些严肃的重大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袖毛泽东主席，始终思考着和研究着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开始就表明了民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不能把革命停留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而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奋斗，让群众起来革资产阶级的命——用大民主的形式来监督自己的党和政府，铲除资产阶级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并让群众在革命的进程中用实践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和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化，最终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在当时中央的高层领导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人就不认为或不承认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无走资派和需不需要对这些人进行革命，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关键性标志。 第二，进入社会主义后是否需要坚持继续革命。自从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和工农商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改造，初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的活动是否就已经宣告完成，需不需要继续革命，倘若要继续革命，又如何进行革命，需要进行那些范围和层面上的革命等等，都是前途未卜和等待思考的重大问题。因此，毛泽东?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被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第三，是简单模仿还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是简单地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一条腿”走路，模仿赫鲁晓夫搞物质刺激、专家治国，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反对暴力革命搞和平过渡，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滑向资本主义泥坑——搞修正主义，还是走出有别于苏联发展模式、走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能够为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地区）人民提供经验性借鉴的模式。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地告诫全党：“……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了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拿起这把刀子杀向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思考与分析 1959年经过庐山会议上激烈斗争之后，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笔记。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就是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文化艺术部门仍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等思想。这些思想在哲学基础上，自然与毛泽东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赫鲁晓夫集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及修正，毛泽东及时地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科学地预见到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然还存在着修正主义并可能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气候及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探索经济发展模式上，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和经济战线上，采取有效措施的防止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回潮与复辟，其考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点与建国初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关注中国重心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和巩固，毛泽东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和前途，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步转向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领域，从关注经济建设的数量型逐步转向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方面。比较具体反映在，经济建设的重点由原来的数量上超英赶美、抢时间、比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逐步转向了经济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总目标的深层次领域；政治、文化领域建设已由原来建立健全公有制为重点，逐步转移到了要分清大是大非的总目标总方向上，目的是如何有效地防止防止重走向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主席在分析建国以来国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进攻与颠覆形式的变化，国内各级执政者的思想观念转换和思想异化发展情况，阶级结构和新型特权阶层正在出现的状况，一些身处高位的当权者已经逐步转化为国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论，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特质。毛泽东主席认识到，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其资产阶级可能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尚无法消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通过其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来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要通过现行体制内占据要害位置的人来作为其代言人和代理人，最终实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已经身居高位的部分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员等，既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也是最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甚至是代理人。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膨胀，会危及生产资料公有制、造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等级工资制和级别本位主义常常会导致对革命热情的丧失，因此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二，关注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了共产党内。随着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包围和中国国家自身政权的逐步巩固，毛泽东关注阶级斗争的重点和对象也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党外逐步转移到党内。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被打倒前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指出他们随时可能会配合国民党和美帝反攻大陆，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危险重点，主要来自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这些被打倒的国内外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已被大大削弱，但发现这些敌人对抗和斗争的形式已经转化为，在共产党内寻找反映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党内热衷于走资本主义的正在掌权的当权派，党内的这些不同层次的干部时刻都可能与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观察到党内已经产派生出了一个的新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资产阶级式的代表人物。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如“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部分高级干部已明显地表现出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把斗争矛头转化为直指劳动群众，于是就产生了要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时也把斗争的矛头逐渐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了新生的权贵阶层，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在国际上有力地批驳了修正主义谬论。苏联在赫鲁晓夫的上台后，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产生极大的压力。毛泽东在领导与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斗争中，清醒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场充满凶险性、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在领导与赫鲁晓夫面对面的反修斗争中，亲自组织撰写论战的文稿并进行修改订正，严肃地批判和揭露了“三和两全”、“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等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后，并在自己执笔的《九评》中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在与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交锋过程中，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从中深深地感到了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毒害作用，而且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的过程里，所以深有感触地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第四，严肃警示党内和国人防止修正主义出现。进入六十年代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反复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强调中国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并作出了一系列有关革命有可能马上会遭到腐蚀和颠覆的梦魇般的预言和警示，如“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中央会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在身边”等等。毛泽东对全党发出振聋发聩的警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无疑，毛泽东提出这些危言般的警告，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历史决定等原来的僵化论，找回了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创了创造社会主义未来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种“不经斗争、和平渐进、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和思潮，这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重大转变和产生的质的飞跃。 三、毛泽东对国家政权和政治层面上的分析与思考 毛泽东清醒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在国际上面临的，不仅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阵营“颠覆”的存在，而且还有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势力的“干扰”存在；在国内面临的，不仅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存在，而且也有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和气候——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这些国际国内的势力和残余势力必然要在中国寻求发展的空间及市场，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继续存在、发展下去，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利益所在，其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求代言人和代理人为之服务。这些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选中的代言人和代理人，既有蜕化变质的共产党人，也有“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些被敌人选中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言人代理人，以及党内自身的“蜕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背景十分复杂，能量也十分可观，这些人物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紧密结合的混合物。 第一，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都不断地有不同成份的人员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受资产阶级支派而故意进入革命阵营而从事特殊工作的，有的则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受到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而蜕变为专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的，有的是想通过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而实现其心底深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美梦的，还有的是抱着改朝换代的态度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最终要实现的是要剥削压迫别人。这些人物只要遇到适合的机会，就必然要争取和扩大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往往会冻鑫约骸⑽什准缎Ю偷谋旧矗匾被够嵯嗷ゾ篮显谝黄穑餐次约何什准斗竦木置妗? 第二，党内政治派别的“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部的成份中，确有一部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他们加入革命队伍的目的不是要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强国发展道路，心底里只认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为正宗——共产党内的民主派。这些人物被革命的大形势卷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心里总感到有些别扭和不痛快，缺少彻底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三座大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四清《十条》）。这些人物总有一股自觉或不自觉的的要回归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兴风作浪，为发展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经济制度摇旗呐喊、助威，遇有适合条件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必然要推行起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来。 第三，修正主义式人物群和派别。修正主义式的人物群或派别，是由上述第一和第二类人物组合而成的。这些人物群或派别由于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利益为背景，为了共同的目标有机地组合成一定的势力和派别。由于存在着共同利益的驱动很容易形成上挂下联、心心相映的联动机制，构成了党内的“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相联系的阶级。这些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往往因内心的驱使，打着各种革命的旗号和幌子，运用手中掌握的执政运作权力，实施和扩大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为自身的特权阶层服务，他们的目标总是被掣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难于尽情实现，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党外的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作妥协、并和他们携手合作。由于这些人物掌握着从上到下的政治、经济、行政、司法、舆论、文化等等权力，只要机会成熟就会不顾工农群众的反对，千方百计地推行和扩张一切资本主义“好东西”，最后实现“和平演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些相互混合的修正主义派别和势力，能够采取极大欺骗性和手法，通过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而实现的长久化，互相呼应实现利益集约化，方法相互配合实现和平演变化，最终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自身的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 四、毛泽东对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层面上的思考与分析 在1957年后，毛泽东主席运用全面的和辩证的动态观点来看待国际国内与党内党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敏锐地预见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赖以依存的根本剥削制度虽被消灭，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决出胜负。资产阶级借以发生影响的方式转向了对无形的文化资源占有，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转向分散的、游离的旧思想、旧观念。 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次年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重申了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将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政权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进行着相互作用并将产生的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中特权阶层的长期存在，必然要追求显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消费，给整个社会渐渐带来一种崇拜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会反过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推行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创声势、造舆论，最终打开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闸门，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第二，在文化领域的思考。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注意到了文化与政权的关系，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上层建筑领域，仍然是为老爷、小姐服务的文化官僚的体系，被“古人、死人、洋人”为底蕴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封资修所把持所统治。毛泽东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的讨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1954年10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也指出：“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修正主义一号头目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作者注）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第三，在思想意识体系领域的思考。1963年在《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文化部门的城市老爷们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很多有关资产阶级化集团个人生活挥霍、大搞特殊化（《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和“裴多菲俱乐部”精英圈子的豪华生活等事实（《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而这些当时的共产党内高官，由于自身特权和享受的需要，就曾经培养和发展了大量的“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权威集团，让他们通过他们所垄断的文化渠道，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将他们自己需要的世界观充斥到“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利用的文化“独立王国”中统治者和剥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完全服务于这个等级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造就了党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流合一的“自由王国”，而这种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们常常试图掩盖这种默契关系，把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反对“反动权威”、“学术权威”行为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了“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五、毛泽东对党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分析与思考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前，当时正在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复辟资本主义的共产党高层人物中，主要形成了第一个修正主义核心头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化集团。这个集团的头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或反映，许多的说法和做法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而已，而是有着其内在联系和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党内也存在着许多同志在政治上，还看不清这些人和思想的本来面目的情况下，由于当时的第一个修正主义集团不仅权高位重，还结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关系网络体系。这正是毛泽东担心并下决心发动群众，夺回被这些地位显赫的复辟资本主义势力把持的权力，再重新回归劳动大众人民的根本初衷。 第一，对第一个复辟资本主义势力集团的脉络分析。翻开中国第一个修正主义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这些人并非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糊涂思想，民主革命的思想浓厚，改朝换代当官做老爷施“仁政”思想也特别深厚，在许多重大政治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上曾多次具体地表现出来，而且有着历史的一贯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由于多种原因逐步把许多党内和经济建设的领导大权转到了修正主义头目系统的靡下，由此这些人一唱一合推行了很多非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东西，并且也很得心应手。诸如说：“资本家现在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提出了“剥削有功论”鼓励剥削的主张；1951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有些人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农业要实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提出了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和主张等等，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56年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了个别地区外已经被消灭了军事家阶级也正在消灭之中。”“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与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如出一辙；在1959年的政治报告中讲：“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造成严惩恶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60年在苏联的演说中讲：“现在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执行着宏伟的七年计划，开展着全面的共产主义建设，以新的成就吸引着全世界各国广大劳动人民。”高度赞扬苏联的“成果”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修养》再版时，在当时那样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下，在进一步对内容进行修改以后，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的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把两处引文中间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也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不但避开了而且是有意地避开了，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故意删掉的。特别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异常复杂的条件下，在内容上作了重要修改之后，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10个字就没有恢复。1964年12月召开的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推广“桃园经验”，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来概括运动，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 第二，对复辟资本主义势力集团所作所为的分析。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头目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贯坚持和在建国后处于高位上的路线主张，以及思想动态和所作所为是比较清楚的，但当时最害怕与担心的是——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国家主席，与身处第六号总书记人物完全纠合在一起，仍然坚持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态度，而且搞资本主义东西的立场是坚决的、行动是果断的——正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必然要继续全面地推行这一套的“理论”和路线。特别是在权高位重的情况下失去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已初步形成，很容易或者说必然要变成“赫鲁晓夫”式的资产阶级新型典型代表——逐步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条比较系统的干部“路线图”。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色、改变发展命运的大事大是大非的面前，决不能坐视不管，这就是毛泽东最终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本来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的，这既是修正主义头目能够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能超过其他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毛泽东席曾经把第一个修正主义一号头目选定为接班人（1959年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这个人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一号头目的工作并不满意，特别是对其思想上理论上凝固和根深的消极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与修正主义头目政治上对立的导火线。所以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针对修正主义头目提出和执行的所谓“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进行批评时指出的：“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5－6页）反映出了修正主义头目在四清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既具有“左”的一面又具有右的一面，形“左”实右是符合修正主义头目思想实际的。 6.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与实践。通过文化大革命前中后形成的大量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毛泽东大量的著作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的深层着眼，尤其是思考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走向修正主义深渊的教训，从中国建国后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执政党内思想等方面的客观形势变化，如何确定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形成了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向。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整个思想的构思，从产生到成熟，是在经历中苏论战的实践斗争中具体分析了党内发展趋向，由外部逐步转化为内部而最后形成公开，从枝节转向原则，从利益摩擦转到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冲突，前后经历了十年左右的酝酿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运用，是各种斗争都集中交汇的时期，与国内外的反帝和反修矛盾纠缠在一块，与党内外的反修和防修冲突交织在一起，与国际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建设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汇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复杂的难解难分的斗争格局——矛盾和问题特别尖锐突出的历史阶段。毛泽东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在国际上批判和汲取赫鲁晓夫集团修正主义上台教训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变化和党内高级官员的思想发展情况，得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二，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当时存在着处于高位并把持着要把中国革命引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化势力集团，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由于当时存在着处于高位并总是想把中国革命引向资本主义的势力集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物思想没有死并正在到处活动，只要时机成熟就必然要兴风作浪，把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回归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上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动因和需要迫切着手解决的根本问题。 第三，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实践形式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席晚年深刻而又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中央和地方资产阶级化人物掌握着执政、行政权力的状态下，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狂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让广大劳动群众在夺回自己权力的运动中，自己通过自己的行动教育自己，自己通过自己的行动提高阶级觉悟和识别能力，不断地识破并清理混进各条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那些掌握着领导权或已经蜕化为资产阶级式的人物，防止这些人继续把持着各级的领导权并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深渊。于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革命将在当时的世界革命中心——红色中国展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选择了首先从文化上开刀——力求将孳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与温床彻底根除，所以运动的名称也理所当然地定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选择的方法步骤是以文化批评为先导，以撕开文化官僚的“独立王国”为突破口，这场斗争既是“思想教育、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又是“阶级、政治领域”的大搏斗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毛泽东在世期间，以杰出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英勇气概，始终代表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一切反动势力和腐朽思想，阻止了两个资产阶级阴谋集团迅速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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