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的负担(burden)在原告，而被告一开始并没有取反证的负担。只有在原告完成取
证之后，被告才有提供反证的负担。

民事案和刑事案的区别是，在刑事案中原告必须提供确凿(clear and convince)证
据，民事案只需提供优势(preponderance)证据，即可能性大于%50的证据。

针对彭宇案，焦点是谁提供的证据占优势，也就是三个人的口述谁的可信，谁说的
最符合现场事件发生常理。被告彭宇倒霉就倒霉在他是紧随老太太身后的人，这就
说不清楚了。由于此案难以判断谁的证据占优势，这是一个典型的需要陪审团做决
定的案子。但是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只能由法官作决定，如果判决不符和民意，法
官就等着挨骂。

与彭宇案不同，贺梅案的事发经过可以说一清二楚(undisputed)，主要凭法官依法理
作判决。法官Childers颠倒法庭程序，把取证负担推到被告贺家身上。明明贺家要
求监护权就是为了要回孩子，法官却说“要求监护权是不履行职责的借口”，如此
谬论竟然被上诉法院接受。多亏岳东晓博士向田纳西最高法院居理力争，论证了要
求监护权是试图探视(ATTEMPT TO VISIT)，田纳西最高法院采用了这个论点。就这
两案比较，法官Childers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