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但友爱和温情只施及同志和战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曾志就在革命队伍中有过"冰窟窿"似的（上页２１１）感受。

　　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文革，每次运动无论是什么目的，"清理阶级队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在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包括极受毛泽东信用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 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４９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上页３３３─３３４）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６）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下页３４０）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下页３４１）──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下页３４１）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

　　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事，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下页３４５）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革命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革命"，４９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