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天津往北京赶。我本来以为会有象从上海到南京那样的动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结果并没有。买到了一张站台票，搭上了一趟从合肥开往北京的车。自然是没有座位的。这种感觉并不陌生，想当年，坐完一天汽车，再到徐州转火车上学，每次都是一场噩梦。尽管徐州是始发站，可是人还是多得要命。要挤上车不拼命是不行的。最糟糕的一次，在我踏上车门的一刻，后面的人挤得太凶，结果，我的头和背都被挤趴下去，后面的人明明见到我被踩倒了，还是拼命往我身上踩。我根本没法站起来。当我感觉到头和背都在承受着无法承受的重量时，那种恐惧感永生难忘。我觉得我肯定要被踩死了，求生的本能迫使我狂喊救命，大概使出了这辈子从来没有使过的劲，终于在门口列车员的帮助下（我已经不记得是不是列车员了，只有个模糊的印象），站了起来。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那次真的是在生死线上徘徊。同那样的经历比起来，这次从天津去北京，没有座位，简直是小菜一碟。春节刚过，不是运输高峰期，又是短途，站一站算什么？不就两个小时嘛？

话虽这么说，站了一会儿后，我还是觉得需要找个地方靠着。大概火车上的人坐了一夜，都累了。不时有人要站起来走动走动，也有其他象我一样没有座位的人在到处找空间。站在那里总是碍事。我开始搜寻比较瘦的旅客，见笑了，要是有两个人都比较瘦的话，那他们那一排往往能有点空间，我至少可以找个地方撑着手以保持平衡。过了一会儿，我旁边的那个中年旅客起来去洗手间，我就先坐下歇一下。他回来后，我又站起来。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就主动往里挪了挪，给我腾出了点地方，居然足够我坐下的。我十分感激地谢了他。然后，我就开始观察火车上的旅客的表情，都说中国在迅猛发展，这趟硬座车上的人是否也感觉如此？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和我出国之前在火车上碰到的人没有任何不同。大都神色茫然或者疲倦，或者看起来心事重重。偶尔也有几个人在说笑。和前几天软卧车上的人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全中国每天有那么多的火车来来往往，卧铺车能占百分之几？

我坐的那一排，过道对面有个三十多岁左右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巨大无比的X光片。我想，肯定是什么大病，要跑到北京看。只是不知是谁病了。过了一会，列车员推着车来卖吃的。坐在我正对面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两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小孩在哭闹着要吃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当妈妈的什么也没有买。等列车员走过了一会儿，她才象是下了狠心似的，叫列车员回来，买了一盒方便面。我旁边的那个中年男子发话了：“没水，就让他干吃吧。”原来，他是小孩的父亲。有其他旅客告诉他，在车厢节头处，有热水，他才过去打了点不是很开的水回来。小男孩对着方便面，终于安静了下来。很显然，这个小孩的父母没有什么外出经验。

不知什么时候，小孩妈妈旁边又挤了一个胖乎乎的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她和那个拿着X光片的人在聊天。“从这个片子上看，他脑子里好几个瘤是比较明显的。不过，问题是很有可能在手术中间，又发现许多其它更小的，没法摘除，怎么办？那就非常危险了。合肥不愿意承担风险，也是有道理的。就算没发现小的，手术之后，能否恢复，也不能保证。所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听着听着，觉得这人好像挺懂医术似的，说出来一套一套的。就问她是干什么的。原来她是天津某医院退休的外科大夫。过了一会儿，我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几个人是一家子，合肥肥西人。那个吃方便面的小男孩是病人，他得了脑血管瘤。合肥的医院诊断之后，不敢动手术，建议他们到北京协和医院，也许有点希望。拿X光片的是小孩的叔叔，他看着是个见过一些世面的人，陪着哥哥来替小孩看病的。

“小孩病了，是我哥哥的事，但是也是我们全家的大事，我当然要带他来看病。”这么朴素的言语，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了。

外科大夫一直不停在那里说着，旁边小孩的妈妈就在不停地掉眼泪，无声无息，小孩的父亲则用双手抱着头，冲着地面看，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们全家主要是种地，我哥哥也在外面打工，但又能挣多少钱呢？一年也就挣个一万多块罢了。”

断断续续，我一直在听小孩叔叔和外科大夫在聊天。

我想起了外公。十多年前，外公才刚６０多一点，被查出患了癌症。是个病人，当然要去看，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外公有七个子女，两个舅舅因为没钱还没找着媳妇，其他五个成家的子女个个过得紧巴巴的。没有人能够拿得出钱来给外公看病。结果，就没有人带外公去动手术，我记得，那年春节时，外公看起来气色还不错，还在不停地干活，到暑假时，他已骨瘦如柴，暑假还没有结束，外公就去世了。外公是个坚强的老人，尽管没有药物治疗，无论有多痛苦，他从没有哼过一声，怕让家人难受。痛不欲生的时候，他就跪在床头，咬紧牙关，其情其景常让人一想起来就要掉泪。多少年来，当年没有能够给外公看病，一直是所有子女的心病，大家都觉得对不起外公，每到清明、过冬之类的节日，每个人都要念叨几句“我们对不起您，当年没能够给您看病。”我这次回去给外公上坟的时候，和我同去的舅舅和姨夫也不例外。我在难受的同时，也知道这种愧疚将会伴随到他们自己终老的时候。亲人有病，没钱去看，这样的痛苦和那种看了未果而失去亲人的痛苦是无法相比的。

我问小孩父亲：“你们在协和医院有熟人吗？能及时找到床位吗？”他摇摇头。

小孩吃了一些方便面，开始玩耍，又有旅客说：“这小孩真聪明。”他父亲答：“他是很聪明，但是他病了。”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受到他的痛，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谁愿意自己的儿子要去面对死神？我悄悄地背过脸去，擦掉不由自主涌出来的泪。

我犹豫了一阵，想要不要帮帮这个不幸的家庭。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的原则是自己身边的人还帮不过来，哪有精力去帮不认识的人。谁知道我的钱是不是被贪官污吏挪用了。有次，单位强迫大家捐款，我就捐了个最低数。但这次不一样，这个家庭就在我眼前。那个母亲的泪仿佛是我母亲、我姨或者是哪个舅母的泪，那个父亲和叔叔的神色仿佛就是我的父亲、姨夫和舅舅的神色。这一切，是那样的让我心痛。但是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要不要动用网络的力量，多帮他们一点？但是，一想到自己还要找工作，事情太多，又怕万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了。左右为难，最终，感情战胜了理智，我决定要帮他们。

我悄悄地拿出纸和笔，包了一百块钱，在纸条上写下：“请留下地址，我也许可能帮忙筹点医药费”字样，递给小孩的叔叔。他狐疑地看着我，打开了纸条，表情十分复杂。不是惊喜，也不是感激，而是一种从心理上不想接受帮助，却又确实需要，不知所措，不相信，却又十分感激的混合体。他几次想把钱退给我，我赶紧摆手，请他“拿着，拿着。”想起网上有个人说过，在上海给了乞丐一百块钱被朋友抱怨了一阵，说要是被别人看到，就走不了的事，我有点担心，要是车上万一有小偷知道我给钱的话，说不定，我包里的几百块钱呆会儿要遭殃。但是，小孩叔叔给我写了他家地址之后，还是公开地告诉了他哥哥。说：“人家给你一百块钱，咱怎么收得起？”小孩的父亲嚅嚅着说不出话来。我赶紧再一次请他收下。最终，小孩叔叔收下了钱，说了一句：“世上还是好人多。”我顿时觉得十分羞愧，我配不上这句话。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百姓，他们不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懒汉，只要不是不得已，他们就是再苦，也不愿意向别人伸手！

但是，更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车过廊坊的时候，我旁边站着的一个大概还不到三十的小伙子问我：“请问到北京还得多长时间？”我说大概还得一个小时吧。他说：“还要这么长时间？我干嘛拿下我的包呢？”他把行李又扔上了行李架。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很高兴，笑咪咪的，朝气蓬勃的样子。我感觉他似乎是这节车厢里最快乐的人。可能别的旅客也被他感染了，有人开始和他聊天。他说：“我从黑龙江来的，咳，我是个农民，第一次来北京，走亲戚串门子，没赶上直达北京的车，就先坐到天津，再换车的。”

当我给了一百块钱的事被公开之后，这位黑龙江的农民大哥（或者小弟），也掏出了二十块钱，给了小孩妈妈，并且请她一定收下。我再一次被这样的人民所震撼！两天前，卧铺车上，我见到的是政府官员疯狂挥霍百姓的血汗钱，这列硬座车上，我见到的是爱心，同情和帮助！谁说中国人素质差，没有慈善意识！中国有的是好百姓！

我知道，其实，根据那个外科大夫所说的，小男孩很可能来日无多，但是，那个家庭恐怕仍然会倾其所有直至负债累累坚持到最后一刻。我所能做的，也仅仅是给这家人一点点力量，希望他们能在小男孩走了之后，还要继续为活着的人坚持下去。

你我他的力量虽然大，终归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中国有无数需要帮助的家庭。我希望，社会变革尽快发生，只有制度变了，才能从根本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美国这样有两百多年民主历史的国家，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不过眼下，我还是希望我所写的，能够给这个我承诺过的家庭带来一点实际的帮助。

后记：

如果您也有意给这个家庭贡献一点热量，哪怕只是一顿饭钱，这里是那个小孩叔叔留的地址。我想，他肯定没抱任何指望，因为我跟他说，我有可能筹不到钱。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对自己也算是有个交待了。

安徽省肥西县丰乐镇肖圩村新二新村

王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