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海潮 　　父母也知道我整天在创作歌曲，可在他们看来，这跟我每年都信誓旦旦的要考上这大那大一样，不可信。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总喊着狼来了的那个孩子。每次有新歌写出来，我都会兴奋得无以名状，在家里扯着嗓子高唱，看得出爸爸很讨厌我这样，每当这个时候，他要么回到房间把门一关，要么把录音机声音调到最高，让秦腔里的花脸“王朝马汉”跟我对抗，我得承认，没几个人能是他们的对手，要知道，我的声音再高，也高不过这戏剧里的摇滚---秦腔。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唱歌的宝地，那就是我们家的厕所，这地方不但回音效果极佳，而且不用担心引出“王朝马汉”来。这样，我的新歌写出来时听众虽然极少，但听众群却很固定，那就是我的父母，还有通过厕所通气口传播到四楼的冯亮他们家。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虽然觉得我在做一件不切实际的事，但看到我对创作如此执著，也想找人看能不能帮点什么忙。当时妈妈在文化宫门口的一家商店上班，她经常向人打听看能不能在文化宫，或者宝鸡歌舞团之类的单位，给儿子谋一份创作的差事，但对于像我们这样没钱没权也没什么门路的人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创作人，我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一个创作人，首先得是一个自由的人，有一颗自由的心，不隶属于任何单位，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的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真实的世界。你能指望一个拿工资的创作人，去表现给他发工资的人不想让人看到的事情吗？这就好比爸爸养活着我，他即使做的再错我也会选择沉默。 　　虽说我要自谋生路，但一直还住在家里，我拒绝了爸爸让我去他们厂上班的建议却选择了摆摊，这使得本来就不和我说话的他，现在连看都懒得看我了。有一天我晚上回来，看见家里来了客人，爸爸一看见我，立即铁青着脸，我纳闷这又是怎么了？却看见妈妈指了指茶几，我一看，是一包烟，再一看，里面装的却全是挂面，于是心里一惊：“天哪，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原来前几天的一个深夜，我想抽烟却发现烟没了，外面的小卖部早关门了，于是就偷偷去客厅拿了爸爸一包烟，本来我只想拿几根，但都是整包的，我怕被他发现，于是小心地用小刀把烟盒封纸打开，把烟全部拿出来，给里面装满了挂面再封好放回去，等第二天再买一包烟把假的回来，可第二天我忘了为什么了，反正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就有了刚才的场景。那天爸爸气得不得了，借着这件事把我落榜之类的事全翻出来，骂的我抬不起头，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搬出去住！可我能搬到哪里去呢？那时候我已经不常出摊了，一个是确实不是很好卖，另一个我的心思主要在写歌上，写出楼兰新娘之后，我更是痴迷于此。 　　虽然当时我已经写了不少的歌，比较完整的就有将近十首，可是宝鸡这个地方在当时就根本没有那种环境，而我也从没有想到去北京之类的地方闯荡，总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具有那样的实力，我的歌只在我的几个朋友之间小范围流传。薇娜曾让我把这些歌寄给一些杂志社，我这么做了，但都是如泥牛入海。我这个人比较傲，给自己定的目标很高，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给自己定的是华山那样的高度，也许很快就会达到，但如果你给自己定的是珠峰，即使达不到那也不会低到哪儿去。 　　那段日子，薇娜没少鼓励我，还把自己的一个在当时比较贵的随身听送给我，我经常戴着这个随身听，在我们家后面的贾村原边徘徊，那绝对是徘徊，因为茫无目的。我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推敲着我写的歌，我总希望自己能写出惊世的句子或想出绝美的旋律，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家境的人，不拿出比别人强很多的作品，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当时给自己树立的目标，现在看起来还依然遥远，那就是崔健或罗大佑那样的人。我知道，这条路虽然沧桑，但它是正道。 　　我是如此频繁的出没于那个地方，以至于家属院的大妈给我妈妈说;“你得劝劝海潮，让娃想开一些，高考落榜也没什么，我看他老在山上转，那旁边可是引渭渠呀”这让我哭笑不得，我当然会谢谢她的好心，人常常会活在一个不被理解的世界却又无法沟通。 　　九二年年底，离春节还有快两个月的时间，天气已经很冷了，我想在春节之前把存货处理掉，于是又开始到处摆摊。有一天我在文化宫门口出摊，却看见钟维文一瘸一拐的走过来（他的腿因小儿麻痹残疾）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初三住校的时候他是我的室友，只不过比我高三级，他的诗写得非常好。此时他也认出了我，很是惊讶:“你怎么在干这个？” 我初中的时候唱歌就小有名气，他认为我应该更有出息。我们在街上聊了会儿，当他得知我现在在写歌，手一挥：“走，跟我走，别干这个了”我虽然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向哪里，但也确实不想再摆摊了，每天跟各色人等为了几毛钱较量半天，真得挺消磨人意志的，于是就收了摊跟钟维文去了他家。他自己住着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在那里，他给我拿出很多他以南子为笔名所写的诗，我基本不懂现代诗，但好的诗往往打动的是普通人的心，他的诗正是这样。但我发现此时的他兴趣已经不在写诗这件事上了，而是如何去赚钱，而且是赚大钱，因为从后面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一会要承包装修工程，一会又要开饰品店等等，让我和他一起干。虽然这些事后来一件也没干成，但通过钟维文，那个冬天，我认识了一个对我帮助极大的朋友—王凯声 　　凯声也是一个爱唱歌写诗的人，我们聊得非常投机，他在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作，他听了我的歌并得知我和家人关系紧张之后，很豪爽得说：“去我那儿住，就专心写歌吧”于是我就住在了他那三个人的集体宿舍，吃饭也在他们单位的食堂。这样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毕竟他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总想帮他做点什么。 那个时候，中华大地钢材紧俏，宝鸡自然也不甘人后，似乎遍地都是钢铁巨子，仿佛每个人背后都有洛克菲勒撑腰，这从排队打公用电话人的对话中就听得出： “喂，老王吧？……要五百吨盘条？没问题，昨天刚发走3千吨螺纹钢，你这点货，包在我身上…….”类似的对话在街头比比皆是，虽然大部分普通人可能连“盘条”听都没听说过。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天津麻花之类的东西。凯声因为在钢管厂工作，认识一些这方面的人，有一天他下班兴冲冲的对我说：“海潮，咱们要发了！我搞到了五千吨盘条！” 以我一个小贩所见的世面，立即被这传说中的大宗买卖惊得目瞪口呆，凯声接着说：“货在石家庄，是首钢的货，只要咱们联系好买家款一到，那边就发车皮”我们算了算，如果买卖成功的话，刨去中间各渠道的费用，可以赚至少9万块钱！这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这个数字让我们兴奋得在床上翻了好几个跟头，我清楚地记得凯声当时的激动“你想想，五千吨哪！光车皮就得有至少一百节，整整一个专列，不，应该得两个，咱们中国还没有那么长的火车”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凯声还有杜斌这三个人的钢铁联盟迅速投入运作，凯声负责联系与货主沟通，我和杜斌负责找买家。那时候只要有钢材，根本不愁买家。很快，我通过朋友得知一位姓曹的经理急切需要大量盘条，于是我们约好在文化宫门口见面。看得出，初见对方我们彼此都比较失望，曹经理五十多岁的样子，那么冷的天，只穿一件毛衣外加一件旧兮兮的蓝西装，跟我说话的时候不住的哆嗦，而且他看着我时，每隔一会就猛挤几下眼睛，搞得我时不时得回头看一眼，他到底在给谁使眼色？后来我发现这只是曹经理的一个习惯而已，可能眼睛有毛病。这样一个人，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需要大量钢材的大老板联系起来，当然了，从曹经理的眼里，我也看得出，他对我这个学生模样的人却自称有五千吨盘条，也是将信将疑。按说这种货值一两千万的大买卖不在大饭店，至少也得是在小饭馆谈吧？可我们俩就那么蹲在马路牙子上，一人叼一根不带把儿的烟，其中一个还一边哆嗦一边对着行人不停的挤眼睛……这种场景，可能也只有那个全民倒钢材的特殊年代才会出现。 曹经理看出了我对他的不信任，于是要带我去他们公司看看，在公共汽车上，我们俩为了显示彼此的慷慨，争着付价值一毛钱的票款，推来搡去，让一车人为之侧目，他们哪能想到，这两个人将要进行的生意总额，足以买下一百辆这样的公共汽车！没想到曹经理的公司竟然位于市委大院，这不由得让我的信任度大增，曹经理给我介绍了他们的董事长，这位董事长虽然对我有所怀疑，但那年月，谁又见过真神是什么样子呢？于是他们开出了条件：必须见到货，才能打预付款。这很让我为难，因为石家庄那边是必须打款才发货。我给凯声打了个电话，问他的意思，他想了半天说让我先答应他们，三天后看货。 　　回去的路上，我一脸愁容，心想哪里有盘条呀?没想到见到凯声他却一脸高兴的样子，原来他说他们厂有不少的盘条，先让曹经理看看，等他们一打预付款，石家庄的货就到，保证没问题，这生意百分百没跑了！那天晚上我们俩憧憬着未来，兴奋得睡不着，凯声说一挣到我们就买三辆“野狼”摩托，一人一辆，我说我不要摩托，我要去北京，因为那时艾敬的一首《我的一九九七》非常火，让我知道了北京有了大地唱片那样的，不同以往的唱片公司，我想去试试。三天以后，曹经理如约来看盘条，我和凯声陪他来到钢管厂的露天货场，一进去，我看到堆着好多带着红锈的钢筋，我跟曹经理还往里走，却见凯声走过来悄悄地对我说：“别往前走了，这就是盘条！”我一脸纳闷儿低声说：“这不是钢筋吗？”凯声又悄悄地说“钢筋盘起来就叫盘条！”天哪，世上还有如此顾名思义的东西。我们看见曹经理还在往里走，很认真地寻找他心目中的“盘条”一齐忍住笑：“曹经理，别走了，盘条在这儿”曹经理回过头望这边一看，明显的有些不好意思：“噢…..这….就是盘条….” 　　世上还有如此荒诞的事情，生意做到现在，买卖双方的接头人，还不知道自己要交易的货长什么样？在随后的交谈中我们得知，曹经理以前也不是干这个的，他也是响应政府号召，刚刚一猛子扎进这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跟我一样，属于刚学会几下狗刨的那种商界新手。他望着眼前堆着的盘条，眼里似乎有着跟我刚才一样的迷惑：怎么钢筋换个姿势躺在这儿，就变成盘条了呢？但他毕竟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盘条，似乎对我们的信任有所提高，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不是说五千吨吗？这才有多少？”凯声马上回答：“只要你们的预付款一到，我们“总部”马上发专列“为了让曹经理彻底放心，我们随后安排他和我们几分钟前诞生的石家庄“总部”通了电话。至此，曹经理非常满意：“好的，买家的预付款最多一个礼拜就到帐”，到底是新手，自己说漏嘴都没意识到，看来曹经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买家，我们和他们，算是一对货真价实的“空对空捣蛋” 　　九万块，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几个整天兴高采烈，那时候薇娜也经常过来，她还把她父亲公司的新产品，一种镭射唱机拿来给我们玩，其实就是VCD的雏形，可以唱卡拉OK但人物是不动的，像幻灯一样，凯声唱歌很不错，老是拿着话筒用所谓的粤语，模仿张学友的样子大唱《爱的比你深》但比张学友陶醉。充满希望的日子总是快乐的，但是快乐往往短暂，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凯声垂头丧气的回来：“完了，石家庄那边被查封了，他们根本就没什么盘条…..”其实我们当初对这件事就不该报那么大希望，但从幼稚到成熟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好在也没损失什么，就是担心对曹经理如何交待？ 果然，曹经理在得知真相后把我们叫到他们公司，大加训斥,看来曹经理气得不轻，因为他在声讨我们的时候，眼睛挤得更狠了：“你们知道吗？这叫商业欺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下我可吓得够呛，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过了要负法律责任的年龄没两年，这就得负法律责任了。曹经理看我们俩低着头不吭声，嗓门更大了：“你们知道吗？人家买主的预付款都到帐了，光是利息，你们拿笤帚扫都扫不过来！你们就等着法院的“缠票”吧！”他说的是宝鸡方言，把传票说成“缠票”，早知道这钞票要用传票换，那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凑这份热闹的。 　　回去的路上，我真的有些害怕，怎么转眼间这钞票倒计时就变成了传票倒计时呢？于是就仿佛看见一个法官的手，拿着一枚公章盖向写着我们名字的“缠票”，凯声到底比我大，他安慰我：“没事的，他在吓唬咱们，咱们又没有签合同，而且他说买家付了预付款也是空口无凭，你就放心吧，肯定没事”果然，那张”缠票“并没有缠着我们不放，这件事很快就不了了之。 在凯声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又写了几首歌，那时候中国的流行音乐这时开始复苏，各路人马云集北京，我在宝鸡了解到这一切，感觉自己应该有所行动了，于是在春节前我回到了家里，临走时，凯声送给我一身行头，一件墨绿色的牛仔衣，一双那时候刚流行的“陆战靴”看到我打扮一新的样子，凯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才像一个歌手！” 　　春节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同学在我的朋友张建文家聚会，大家听了我写得歌都觉得很不错，后来在聊起我流浪北京露宿街头的事情时，我在斗鸡中学的同学，90年考上北大的李骐说了声;“那你怎么不来找我？”随后他想起当时是寒假，他也不在北京，在聊天中他得知我要去北京闯荡，就给我留下详细地联系方式让我到北京一定找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特别熟的朋友，而此时我也不会知道，李骐这个人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巨大和无私！ 我只想说，在中国，一个平民的孩子要想成功，不但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还会有亲人朋友的很多心血！ 九三年二月下旬，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拿着为拿给我买的车票，和薇娜一起来到宝鸡火车站，我没有告诉家里人，只留下了一封信，我担心他们阻挡我的行程，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和薇娜站在等车的人群中，心情真得很复杂，我不知道这一去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想想薇娜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未离我而去，而命运却在此时把她从我身边拉走，让我从此天涯孤旅…..我不让她送我到站台，我怕那样我们都会受不了，我进站的时候，看见她远远的向我挥手，我被人流拥挤着，很快就看不见了…..但我知道，我们都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