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法国文学史和艺术史的读者，看了这个长长的题目，也许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个问题，又跟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有关，且听我细细道来。 余先生在他的《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本来谈的是中国的城市文明，可谈着谈着，他突然把笔头一转，谈起欧洲的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来了。他成竹在胸，运用高屋建瓴般的语言概括地向读者介绍说： 不能设想，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 我这个人读书的面太窄。年轻时喜欢看鲁迅的杂文，但行动上却直接违背他老人家的教导。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我却基本上只看中国书，很少或不看外国书。记得刚进大学时，只听说过莎士比亚其人，但不知道他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为何物。和我同寝室有位同学，是个外国文学迷，几乎平均每天要看一部外国小说。一次我问他：“这外国文学有什么看头？”他侧着头睃了我一眼，说：“你恐怕还没尝过世界文学名著的味道吧？如果四年以后离开大学时连一本也没有看过，怎么能算中文系毕业的呢！”说完就从床头拿了本书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是我读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 既然读了雨果的书，我也便从前言的介绍中知道了雨果是法国人，在首都巴黎念过书，并且从事过戏剧、诗歌和小说等文学创作活动，时间是在19世纪。 现在，余先生说：“不能设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这句话，一下子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心头顿时泛起疑云：雨果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吗？ 其实，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容易，查一下1999年新版《辞海》就可以了： 【法国大革命】1789-1794年法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缩印本第1083页）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同上,第2400页) 答案非常清楚,雨果是在19世纪初的1802年呱呱坠地的,这时离开“法国大革命”结束已经整整八年。因此，在1789-1794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雨果这个人。你叫读者怎么去“设想”呢？ 余先生发表这种荒唐的见解，也许事出有因。大家知道，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爆发了另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于1871年建立了巴黎公社。雨果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曾发表言论捍卫公社。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又竭力保护受迫害的公社社员。次年发表的诗作《凶年集》，反映了巴黎公社惨遭镇压的史实和 自己无比愤慨的心情。雨果的名字是跟19世纪的巴黎公社联系在一起的。余先生显然将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同它混为一谈了。你看有多糊涂！ 还有一个问题出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余先生在第二章里写道：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余先生当过博士生导师,自己也出过戏剧理论方面的专著,对于论文的一般写作规则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你要论证一个问题,当然先得提出论点,然后引用论据来加以论证和阐述.论据必须确凿可靠,并与论点密切配合,才能为自己进行逻辑推理和考证提供坚实的基础,使最后得出的结论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和说服力。那么,余先生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做得怎么样呢? 他说:“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这些话包含了三点意思： 其一，时间是20世纪初年； 其二，人群是欧美艺术家； 其三，现象是〔艺术上〕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有人已将歆羡的目光投向了东方艺术。 可是，余先生随后又为以上的论点提供了那些论据呢？他一共列举了罗丹、雷诺阿、德加、塞尚和马奈五个人。查一下这些人的国籍，竟然一无例外，都是法国人。法国能代表美国或美洲吗？恐怕不能。就以欧洲来说，虽然法国的美术在19世纪仍处于中心地位，但到了20世纪初年，把目光投向重装饰、善表意的东方艺术，可以说是东、西欧青年艺术家的普遍愿望。因此，仅仅举出几位法国印象主义画派或受其影响的画家为例，是不能正确概括当时欧洲艺术新的发展趋向的。而且，余先生在提到这些法国艺术家时，又说了些什么呢？ 余先生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罗丹是一位专业的雕塑家，他不在工作室里干活，难道会去咖啡厅工作吗？他不搞雕塑，难道让他去画画或写小说吗？这纯粹是一句没话找话的废话！ 余先生说：“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大家知道，一位素负盛名的画家，进入“创作晚期”，除了维持原状以外，可能会发生两种变化：或是创造力依然旺盛，力求进一步革新，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再上一个台阶；或是创造力趋于枯竭，艺术风格逐渐衰落老化。光是一句“处于创作晚期”，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查了一下这三位法国画家的代表作品，开列如下： 雷诺阿（1841-1919）： 《青蛙塘》（作于1868年）； 《莫奈夫人像》（作于1874年）； 《亨利奥夫人像》（作于1876年）； 《莎玛丽夫人像》（作于1877年）； 《夏班提埃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作于1878年）； 《伞》（作于1881-1886年）； 《金发浴女》（约作于1882年）； 《浴后的女人》（作于1888年）； 《浴后擦身的裸女》（作于1910年）。 德加(1834-1917): 《青年妇女肖像》（作于1876年）； 《舞蹈排练室》（作于1867年）； 《康科特广场》（作于1874-1875年）； 《舞蹈课》（作于1876年）； 《乐池里的音乐师》（作于1876-1877年，一说作于1872年）； 《舞台上的芭蕾排练》（作于1878年）； 《拣花束的舞女》（作于1877-1878年）； 《幕落》（作于1880年）； 《系鞋带的舞女》（作于1881-1883年）； 《浴盆》（作于1886年）； 《浴后擦身的女人》（作于1890年）。 塞尚（1839-1906）： 《缢死者之屋》（作于1872-1873年）； 《玩纸牌者》（作于1890-1892年）； 《苹果与桔子》（作于1895-1900年）； 《大浴女》（作于1898-1905年）； 《圣维克多山》（作于1904-1906年）。 综观以上三位画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其中创作于20世纪初年的，只有雷诺阿的《浴后擦身的裸女》和塞尚的《大浴女》、《圣维克多山》三幅。无论从题意、取材和绘画风格来说，实在看不出一丝一毫东方艺术的影响和什么“新世纪的突破”。我翻过几部谈西方或欧洲艺术史的专著，也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点滴论述。看来这又是余先生自出机杼、无所依傍的一家之言了。不过这种毫无内容的空论，除了让人感到故弄玄虚以外，究竟有什么必要去说它呢？ 其实，要介绍“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就应当扣住这个新时代的脉搏，举出一些真正能代表它的艺术人物和流派来。这就叫“与时俱进”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博学院院长庄锡昌先生所著的《世界文化史通论》，就向我们扼要地讲述了20世纪初年欧洲现代派绘画的发展概况，他说： 二十世纪以来，许多画家作画都旨在体现自己的感情、感觉，强调主观意识，否认直接感知的真实性，认为绘画不同于摄影，不能强调形似，而应强调意象。现代派绘画受到了后期印象派画家，如法国的塞尚（1839-1906）的很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以马蒂斯（法国，1869-1954）为代表的“野兽派”，以毕加索（西班牙，1881-1973）为代表的立体派，以康定斯基（俄国，1866-1944）为代表的抽象派和马利奈蒂（意大利，1876-1944）所提倡的未来派，等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页） 以上这些现代派绘画代表人物在艺术上的崛起，几乎都发生于20世纪初年，如“野兽派”这一名称，是马蒂斯在1905年巴黎秋季美术沙龙上获得的；毕加索于1901年在巴黎举办了他的画展，从此崭露头角，几年后他又创作了震惊欧洲画坛的《亚威农的少女》；由康定斯基与其他一些欧美画家开创的抽象派，也在20世纪初产生于俄国，以后流行于西欧和美国。我不知道余先生在谈论20世纪初年欧美艺术家酝酿新世纪突破的时候，为什么要全部避开这些真正能反映当时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和流派，而莫名其妙地把主要活动于19世纪的五位画家请出来作证，这不有点儿牛头不对马嘴吗？ 最令人无从索解的，是余先生提到的被法国印象派画家奉为精神领袖的马奈。马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查一下《辞海》，说他是在公元1883年去世的，离开20世纪的到来还有十七年。他的传世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在法国巴黎“落选者沙龙”大厅展出的时间，是在公元1863年，比他去世还要早二十年。可以说，他跟20世纪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余先生在文章中论述的是“20世纪初年”欧美艺术家酝酿新世纪突破的问题，这与马奈有什么相干？难道他想让这位已故的画家转世还魂，再跨过20世纪的门槛重新发挥余热吗？或者余先生是把另一位活到20世纪的法国画家莫奈（1840-1926）错当成了马奈。可是，莫奈只画过一幅《干草堆》，而《草地上的午餐》确确实实是马奈的名作。这种差错似乎也不可能。那么，余先生究竟怎么会让马奈活到20世纪来的呢，恐怕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唉，我本来只以为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功底比较差，没想到他在外国艺术领域也会这么大大咧咧地乱说一气的。真是： 信口开河河便开， 巴黎好戏又连台。 后生雨果参罗伯〔注〕， 马奈喜从隔世来。 〔注〕参，此作“参拜、晋见”解。罗伯，罗伯斯比尔（1758-1794）的省称，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