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搬来的那天，系里老师和他的妈妈也来了。他的妈妈是一个很老实慈祥的人，一再感谢我们寝室能够收留她的儿子，搞得老高心里还有些过意不去。 后来的几个月的生活，大家还算和谐。他不经常上课，起的晚。我们当时晚上10点宿舍管理强行熄灯，他通常灯灭后才回来。但是不上床睡觉，在黑暗中的地上走来走去，弄得大家几乎每天都在紧张的心情中入梦。衣服很少换，换下就放在盆里，个把个月也不洗。有时还拎回一个烧鸭，吃了半个就放在桌上，直到风干了。我经常想，如果那时遇见一个和尚或者牧师，稍稍勾引一下，我们寝室的所有弟兄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宗教组织。 几个月后，老大突然带回一个消息。这位同学被查出结核带菌，有传染的可能。系里已经找他谈过多次，让他搬到学校的隔离寝室，都被他拒绝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他一直怕被学校赶出去，只有和我们正常的学生住在一起，才会让他安心。谁让他搬走，谁就是他的最大敌人。但对我们来说，传染病可比精神病严重多了。以前，大家还有些无可奈何，现在，说什么也要赶他出去。 历史告诉我们，在困难关键的时候，党和政府是从来都不会站出来的。对待这么一个精神患者或者康复中的精神患者，谁和他谈，怎么谈。我的运气又一次到来，谁让我那个学期是寝室长。 于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在黑暗中等待了漫长的一个小时。在11点左右，他终于回来了。我们点上了两根蜡烛，弟兄们都趴在床上探出头，只有老高坐在桌旁，看着他站在地中央晃动的身影，开口道：“咳咳，那谁，我们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对话进行了大约90分钟。我可以很正经地起誓，当时我完全按照和正常人谈话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没有任何假话，更没有任何误导性的话。结果是他基本答应尽快搬去隔离寝室。当第二天，我告知系里做准备时，系里的几个与他打过交道的行政老师，没有一个人相信。 第三天，他搬走了。 六度说，俺们天天在这里面对精神病患者。正是这个经历，给我以勇气在茶馆和五味混下去，咳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