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克鲁格曼教授肯定不停地打喷嚏——在遥远的中国，不断有人在网上骂他。先是陈序先生在东方早报发表《克鲁格曼站在反华保守势力的肩上》。接着有司马平邦先生撰文《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怎样变成“人弹”的？》，说：中国人花400万元人民币把克鲁格曼请来中国转了3天，结果等于买来一个“人弹”，他回去之后一再找中国的茬儿。后来又有一位邱林先生撰文，也批评克鲁格曼“总与中国过不去”。

　　  有些知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同样极端反感克鲁格曼。他们服膺的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理论，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大将克鲁格曼一向深恶痛绝。去年10月，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对一家报纸发表谈话时即直截了当地表示“克鲁格曼根本不配拿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有什么贡献？他讲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的规模递增效益，除此之外就是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这位中国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给了政界和学界的民粹主义者绝佳的机会……民粹主义的学者网上点击率可以，治学也就拾凯恩斯的牙慧而已，如克鲁格曼之类，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专栏作家能得经济学奖，国内以抄抄写写讨生活的学痞们也就有了希望。”

　　克鲁格曼学术上到底有多大的贡献，究竟能不能拿出像样的东西来，我是门外汉，完全不懂。但据我所知，欧美经济学界持上述中国学者“根本不配”观点者，是极少的。当然，经济学尚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学科评价标准，即便全世界所有同行都一致认为克鲁格曼应获奖，少数反对者也不见得就没有道理。但上述中国经济学家讽刺他“专栏作家能得经济学奖”，则肯定是感情用事，昏了头。

　　众所周知，迄今已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业余曾经长期担任报刊专栏作家的，共有两位，克鲁格曼之前的那位，正是他的学术对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定期为美国《新闻周刊》撰写专栏，绵延将近20年之久。而且，他不单写专栏，还拍电视，十集电视系列片和同名书籍《自由选择》，正是他边写边拍出来的一部名作。但上述那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是绝对不会质疑弗里德曼“专栏作家不配获经济学奖”的。事实上，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后,他曾在上述同一家报纸上撰文悼念，题目就叫“圣徒弗里德曼”，称誉“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再没有比这更爱憎分明的门户之见和双重标准了。

　　这位学者在发表“克鲁格曼根本不配拿诺贝尔奖”的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了“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奖”的问题。他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现在高校的教授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一个是挤进上书房，进宫召对，获得皇帝的青睐；另一个是挤进电视台和酒吧……”。

　　我觉得他这段批评很对，但这样的话却不应该由他来说。倒不是因为这位批评者本人也写专栏，也上电视，也曾在最靠近“上书房”的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过班，而是因为他崇敬如圣徒的弗里德曼，不仅如前所述也爱上电视写专栏，而且还曾经数次挤进过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的“上书房”。

　　弗里德曼1975年3月为期6天的智利之行，是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著名事件。他被领进了大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上书房”（或许叫“司令部”更合适），面呈“休克疗法”之策。这是在里根时代以前，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说成功的最经典案例，其中国私淑弟子怎么竟会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呢？另外，在弗里德曼夫妇晚年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专有一章讲述在两朝“上书房行走”的经历，题目是“为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做顾问”。作为“圣徒”的粉丝，难道竟没有拜读过？

　　光读克鲁格曼的专栏文章，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愤青”。文中的党派偏见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即便他说得头头是道，读者听起来也会半信半疑。其早期的一本专栏文章合集，内容基本上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布什都是错的。”“格林斯潘也都是错的。”克鲁格曼曾批评弗里德曼在做“通俗化宣传”的时候不像做学问时那样严谨克制：“他的有些建议，比如取消医生获得资格的程序或者废除食品药品管理局，甚至连被最保守派的人士都认为是胡说八道。”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只不过一个向右，一个向左。

　　但与批评他的中国经济学者相比，克鲁格曼却实在要算温和极了。你看他在专文中怎样评价弗里德曼：“虽然本文认为弗里德曼在某些问题上是错误的，有时候对读者不诚实，但是作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人。”而弗里德曼的中国弟子则差不多把克鲁格曼说成了一个混子，甚至是骗子。“愤青”治学，党同伐异，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