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高中的女儿AP化学遇到了一些问题，依照惯例，先叫游击队---老妈。老妈拿起书来看了看，像是分析化学的平衡方程式，不像是随便放两枪就能解决的事儿，于是招来正规军---老爸，原化学脑残， 今“挨踢”人士。 正规军果然是不简单，迎难而上，而且越难越高兴，好显本事啊。 看着父女俩两个脑袋凑在一起，讲得带劲，听得认真，不由得想起了大二时分析化学的那场期中考试。

一九七八年三月，带着那颗在广阔天地炼了三年多的红心和一付革命老苏区的红薯，南瓜养育出的好身板，我终于回到了武汉，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一员。记得那时每周回家都正正地戴着那白底红字的校徽，不动声色地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

这一届学生，工农商学兵俱全。我班八个女生四个知青，三个工人，一个实验员，其中一个是走读生---一位老三届的大姐。 可以说，除老三届的以外，其余的基础知识都很差，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比如英语，像我们会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 The Working Class is Leading Class”的人就算中等水平了，很多人得从ABCD开始学。教我们英语的汪明华老师可是费了老劲了。教高等数学的阮荆州老师，上课一丝不苟，认真调教我们这些年龄相差十五年的各界人士。刚进学校时，我连正负数都不懂。 买来一本高数习题集，几千道练习题作完以后，期末考试就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了。阮老师最后一次冒着酷暑为我们复习，汗衫全部汗湿透了的情景让我们终生难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化学系，却不知化学为何物，而且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根本没报化学系这个志愿，是被扒拉去的。 记得第一次化学摸底考试，我就得了五十九分。

由于是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学好本领，建设四化的重任，更因为对知识的渴求，我和我同学们可以说是拼了命地学习。由于文革内乱的影响，七八年的晚上会经常停电。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找有灯的地方读书，可以说是哪里有灯，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包括路灯下。

系里各教研室也派出最强的师资给我们上基础课。当年提出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张婉慧女士执鞭。分析化学是由当年高校《分析化学》教材的主编，赵藻藩教授亲自担任主讲。教有机化学是刘盛荣老师。

虽然我们基础很差，但是我们却不怕苦，敢拼命。于是“考不倒的七七级”着实让老师们吃惊了。老师们当然也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把憋了十年的恶气连同知识一起撒在我们身上。老师们讲课时，挥洒自如，态度和蔼可亲，回答问题非常耐心。考试的时候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年期中考试前，我们敬爱的赵藻藩教授就恶狠狠地叫嚣要考得我们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

那次期中考试让我明白了老师要是想难倒学生，他就真的能难倒学生。那次果然是考得昏天黑地。记得总共是五道题，印象是跟过刘文彩的“收租院”似的，一道更比一道难。考试从下午一点开始，到了下午六点半，我还在第四题和第五题之间转来转去。尤其是最后一题，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搞清楚的问题。记得最后一题有点像做菜的调料，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加了一把盐，加了点醋，加了小苏打，又加了一些可酸可碱的白色粉末。要我们写出方程式，算出最后产物浓度是什么。 可怜我拿着笔东比划比划，西比划比划，绕来绕去绕不清。到了晚上九点了，就觉得脑袋也绕得嗡嗡响，肚子也绕得咕咕叫，我带着满腔怒火交了卷。 而等到七个女生都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最后结果是两百多人只有三个在六十分以下。（我先坦白了吧，我不在那三个人里面。本人得了七十二。）敬爱的赵教授后来再也不为难我们了，英雄相惜嘛，嘿嘿。以后还有几次考试也很残酷，印象却没那么深了。

噢，对了，那次得全班最高分九十七分的，把最后一题也绕出来了那个“不正常”的人，后来成了我家的正规军，现在正在给我女儿讲化学呢。

赵教授，我虽然绕不出那道题，我找个会绕的回家来总可以吧？

谨以此文向当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一批集十几届工农商学兵的乌合之众训练成当年各大专院校，研究所，及各行各业的急需人才的老师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