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贼李鸿章（序）：叶名琛为标尺
跛行者6/5/2003

自1840年算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起，1912年清帝逊位，72年间，晚清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糊涂昏庸的皇帝和可笑可怜可叹可恨的大臣，着实不少，忠肝义胆的肱股栋梁屈指可数。就对外关系而论，包括开战议和订立条约，把国家大臣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敢争而有大获。在晚清各朝属珍稀人类，比如左宗棠。
第二类是敢争而有小得。武将如英勇作战的邓世昌，关天培，刘铭传，聂士成等；文官如办对外交涉的曾纪泽等。
第三类是稍争即卖。或只求存"上国体面"，慷慨让利；或挟洋自重，心中旦夕害怕的是跟洋人决裂。权位越高，害国愈烈。李鸿章归入此类。
第四类是不争只卖。比如1879年和俄罗斯订立里瓦机亚条约的崇厚，被认为是“知洋务”的人，但是如后来郭嵩焘所评，“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1）。再比如两次鸦片战争中参与订约的耆英，只知道拿洋兵厉害来吓唬朝廷。崇厚和耆英，都曾因丧权辱国被拘，可见卖得太多太快，连皇帝老儿也肉痛。

第一二两类和三四两类之间，有一个标尺性人物，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胡绳称为“罕见的怪物”（2）。此人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被简单地归入投降派，但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容易。

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叶名琛收到英国的全权特使额尔金和法国的全权特使葛罗到任的照会，其中包含明确的武力威胁，并且限期答复。英国的借口是发生于咸丰六年九月的“亚罗船事件”，法国的借口是发生于咸丰六年正月的“马神甫”被杀事件。

叶名琛向皇帝报告说，他已在回照中驳斥了“英夷法夷”的要求，“其鬼蜮伎俩，饕餮潜谋，谅亦不过如此”，而且说，可以乘此时机，把他们历来提出的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欣慰地表示：“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3）但在这道上谕发出之前，广州的局面已经急转直下。

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英法兵船驶进了省河。叶名琛这时传谕，“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4）。十三日，敌船开始发炮，敌兵开始登陆，两天后，广州被占领。所有在广州的清朝大员都被俘虏。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捉到船上，随被流放于印度，咸丰九年死于加尔各答。

与叶名琛同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写道，在“夷务方兴之时”，“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5）。时人讥讽叶名琛，说他是“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叶名琛断不能算能吏，可以说不识时务，妄自尊大。但是还知道一个“耻”字，以投降洋人为耻，以订立城下之盟为耻。事败之后尚有气节。晚清数朝的文官，封疆大吏以下，贪生苟安的多如过江之鲫，死于王事的聊聊无几，更显得叶名琛怪异莫名。对于他，感觉首先是可怜可叹，其次才是可恨。

前述四类人物，可以用叶名琛作一个标尺。一二两类，有英雄，有尽人事者；三四两类，可冠之以贼名。至于对叶名琛本人的评断，公道自在人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各省督抚向道光帝检讨战败，除了“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琦善语，其人因在白河口“抚夷”有功接林则徐任两广总督），还列举了汉奸的原因。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防御，“而该夷乃直如破竹”的原因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6）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7）道光二十一年被派到浙江主持军务，仓促应战而溃散的扬威将军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8）这里推卸责任的成分是不少的，但是最先开放的沿海地区，商人、通事跟洋人的利益联系紧密，所以打起仗来，出汉奸难免。

（记得不久前有人鼓吹，北方中国人劣等一些，喜欢当汉奸。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小贼生于乡野，大贼居于庙堂。李鸿章等在其位，食其禄，不谋其政，不公忠体国，是为国之害。

近代史一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翻过几本史书，不忍卒读，好好的历史，被“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搞得一塌糊涂。比如李鸿章平捻，他是清朝的臣子，平捻就是对清朝有功，非要加一个“反动”，实在没有必要。再如太平天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使清朝受内外夹攻，客观上帮了英法的忙。但按阶级分析法，凡是农民起义就是正义进步的，太平天国于是光辉万丈，连天国跟洋人的密切关系也一笔带过，实在是强奸历史。

夏东元先生研究洋务运动，自成一家，曾经研读过李鸿章的大量史料，他的《洋务运动史》史料比较详备，关于李鸿章的评价他写道：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在50—60年代学术界对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卖国贼李鸿章》；“文革”中“四人帮”把李鸿章比作所谓“走资派”，当然置于彻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开放以来，李鸿章似乎“走运”了，评价日益增高，到前几年特别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为中国近代化打了头阵和走第一步的带头人”、“爱国主义者”和“具有民主立宪主张”者，等等桂冠。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持否定态度的。我在为博士研究生讲课时，阐明了对李鸿章研究的学风、评价标准及其主要表现等问题，由他们记录整理成《关于李鸿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接着又在上海《社会科学报》（1989年6月29日）发表了“答记者问”的谈话。该谈话的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李鸿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经历，如外交、军事等之外，在近代化问题上，基本与洋务运动的规律相同。即经济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政治上违反了变封建专制为民主立宪的时代要求。这样，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鸿章的头上。他虽有御外侮愿望，但签订了那么多屈辱条约，怎么可称之为爱国主义者？应该变而不变，坚持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可诩之为民主立宪主张者？‘师夷长枝’的实践在李鸿章之前有林则徐、曾国藩等人，怎么可以说是‘打了头阵’或‘走第一步的带头人’？”（9）
我这样说，倒不是故意同“潮流”唱反调。事实上我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较为实事求是的为李鸿章讲几句好话者。”

笔者无意拉人助阵。引用一家之言的目的，是想说明，如《走向共和》这类美化李鸿章等的影剧，只不过是文革史观的恶性反弹。历史好比荡秋千，不是偏激，就是矫枉过正。对历史的评价，或者史观，也是如此。

譬如李鸿章，一生作事七坏三好。文革时只是一味渲染坏事，自然是十恶不赦之徒；现在有人撇开或少讲坏事，只讲好处，献上一顶“爱国”桂冠，自然李二先生地下笑死。两种做法，本质一样，都是史观先于史实，换句话说，先作结论，再根据结论（好恶）去裁减史实，当然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常常黑白颠倒。笔者不敢自诩公正，只愿为恢复历史原貌，稍尽绵力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评价李鸿章，梁启超先生在同一篇中有言：“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前，当责任而不辞，然亦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近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鲜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现也。”

这两句“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切中肯綮！尤为欣赏后一句，而前一句需要酌改，李鸿章的才气学识，于行政、经营是很有一些的，于军事、外交则是些小聪明误尽大事。军国大事，任之勉强，而爱恋权位，终致惨败。不是说满清屈辱，要有李氏一人担当，但是皇帝西太后之下，李鸿章要担最大的一份。

（1）《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页19。
（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6章4节。
（3）《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7。
（4）《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9。
（5）《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1。
（6）《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00。
（7）《道光夷务》第三册，页628。
（8）《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9）夏东元，《洋务运动史》，18章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