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我家在农村那一段日子，是我孩提时代最快乐的时光。

   我家下乡的地方，是一个依山旁水的小村庄，山虽然不高，但是却是紧挨村子西面，村东头比较低，有一些小河泡子，夏天下雨，山上会冲下一些急流，从村中的小河道里冲过，孩子们常常会在里面捞到小鱼，和捡到一种农村孩子叫“胰子”的碱性白泥块，如果你用那胰子洗手，还可以搓成小泡沫来。

   知道中国解放战争历史的人，可能还能记住一个叫《黑山阻击战》的电影，电影里描述了辽沈战役锦州附近的一个阻击战，黑山101高地。我家去的地方在那高地的附近，村里的山是当年阻击战的副战场。即使是在解放了许多年以后，孩子们上山打柴，有时也会捡到子弹壳。  

直至我家下乡之时，在我十岁以前，我生命的头四年是与外婆一起渡过的，后六年里，除了长托幼儿园的两年以外，至少有另外的两三年是在姑姑家里生活的，就是呆在自己家里的日子，也非常难得地能看到父母同时在家，即使是他们都在家，也总是忙忙碌碌为了工作。现在好了，黑山这地方，老百姓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妇女都在家做家务，就是父亲去出工，也是在下午就回家了。我每天跟在父母后面和他们一起做饭，晚上大家一起拉拉家常，真是别有一番亲情。这也是在我一生的记忆中，与父母这样贴近的生活的日子了。

父亲几乎是第一次开始关心我的功课，他想让我多认一些字，那时好像国家中央正在准备开九大，家里的报纸上天天登许多人名，父亲就让我把所有的姓氏写下来，看看有没有一百个。我天天写，单姓、复姓，没几天就发现我的小本本上的姓比一百个还多呢！

由于妇女们都不下地干活，妈妈也就留在家里做家务。她学着邻居家的妇女们，也准备养猪和鸡了。记得妈妈是托了设计院在另一个村子的同事帮忙抓的小猪崽，那同事的儿子，从几里路以外挑来两头小猪，那个大哥哥的挑担是一头一个小篮子，里面各有一个可爱的小猪，而且是一黑一白。我一个劲儿地跟妈妈说，都留下，都留下，太可爱了！可妈妈最后只挑了那个白颜色的，过后问妈妈为什么挑白猪，妈妈说，白色看着干净一些。可那大哥哥，回家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的担子只有一头有小猪了。

那年我们还养了二十几只鸡，天天家里鸡鸣猪叫，很是热闹。每天妈妈忙着做饭喂我们，我们又忙着烧猪食，剁鸡菜喂这些家禽。妈妈还试图在家里的院子种一些蔬菜，不过都没成活。

我家虽然在农村呆了近三年，但我们只养过一头猪，原因是把猪辛辛苦苦养大了，都有感情了，最后还得杀掉。鸡也只养了一年，那么多鸡天天下蛋，吃都吃不过来，最后鸡瘟一来，就一只鸡也不剩了，让人觉得心里非常难过。

   每天，我的日子过的很忙很充实，放学后常常要帮家里上山搂柴，下地给猪挖野菜。我总是和几个临近的农村孩子一起去上山、去下地。那些孩子很能干，常常是他们已经把搂好的柴，高高地堆在柴筐上了，我的柴筐才只有一半柴。那些孩子都很朴实，会踩许多野果子让我吃，可就是从来不肯帮我多搂柴，他们宁愿等着我，这一点就是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家去的地方，山里盛产香水梨和银白杏，那些刚从树上摘下的梨和杏，吃起来又香又甜。黑山还盛产大枣，我家傍边的邻家就有一棵大枣树。枣树的枝叶非常茂盛，有一部分伸延到我家住的房顶上。邻家跟妈妈讲，我和弟弟可以自己摘枣吃。于是到枣快熟的时候，弟弟和我就一遍一遍的爬房顶，吃那些又甜又脆的大枣。要说人就是有一点得陇望蜀，因为邻居让我们随便吃枣，我就以为大家都可以随便吃了。一天，我领来了一大帮平时一起玩的小伙伴，大家统统爬到房顶上，我们这帮淘气的孩子不但来了个大快朵颐，而且一些孩子还搞了一个满载而归。这下邻居不高兴了，跟妈妈告了我的状。妈妈非常生气，跟我说，邻居的枣是要拿到集上卖钱的，只是看在平时我们相处的不错，才让我和弟弟吃几个枣，尝尝鲜儿，怎么能领大批孩子都来打枣！后来好像妈妈还赔偿了邻居的损失，这件事才算了事。

  虽然我家刚下乡时闹出了把炕烧着的笑话，但后来我的父亲，得到了全村老乡几乎是永久的尊敬和爱戴。尽管那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了，我家下乡的村子仍没有电，村里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刚去时，我还觉得挺新鲜，那里的煤油灯有两种，一种特像电影中看到过的马灯，还有一种更简陋，一个小煤油瓶子上有一个小油捻，点上火，就黄豆粒那么大，黑天用，基本就是让人走路能不撞墙。村子的人就是生活在这种非常原始的条件下。

  父亲在我们下乡一年后，决定要帮村里办电。这个工程不小，电要从八里路外的公社拉过来，无论从资金、人力、和缺乏办电材料来说，父亲都面临着挑战。父亲他，先得征得了大队干部和几个其他五七干部的支持，而且由于父亲本人就是电力工程师，至少对他们来讲，技术力量是有了。从那以后，我的父亲又开始奔波在外，常常会有好多天不在家。我不知道父亲和另几个五七干部花了怎样的精力，在忙碌了一年以后，所有的资金和材料居然都齐了，最后他们说服了大队干部，派了村里的许多壮劳力，听父亲的调用，硬是把一根根电线杆立好，又把电线一段段地给连到我们住的村里来了。

   我们家在农村没住满三年，因为设计院不仅要抓革命，而且又要促生产了。他们又想到父亲了，在父亲刚刚把办电的事搞完，设计院就一纸调令，把父亲给弄回设计院，后面当然就是举家回迁。

   东北的五七道路好像和南方的五七干校不太一样，看来南北两域理解和执行上面的指示不同。我们家走五七，就是全家给下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就散放在农村，没人管，出不出工也无人过问，反正父母的工资是照发，去公社领。大队由于劳力过剩，即使父亲出工也不给工分。南方的五七干校则像一个集中劳动的农场，农场全靠五七干部这些劳力，我曾读过许多那种五七干校可怕的故事。

   当年的五七道路，在父母的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有的五七干部都恐惧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城里，在这种压力下，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在我上大学时，我的父母曾经问过我和弟弟这样一个问题，从小到大，什么时段是你们最快乐的时光？弟弟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俺家下乡走五七的时候！当时父母震惊的表情依然历历在目。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五七道路，对当年只有十来岁的我来说，那段在农村的日子，还是沉淀成了我儿时记忆的一份永远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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