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医院离史铁生的家不远；当时两个陌生人见面还没有“电话预约”的程序。这样，一个下午，我信步走到史铁生的家，扣开了他家的小门。

我推开房门，一股的尿和烟草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家具很简单。一个男人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我。主人不能站起来；一根胶管从他的衣襟下导出来，联到地上的一个玻璃瓶里。他是史铁生。我就坐下，和他聊开了。我们开始谈了一些个人的经历。他说，他是“清华附”的，本来想作电气工程师。后来，文革了，插队了，病了，病退了，等等，等等。他又说，一般国家危难的时候，会造就一批写书的。我连忙补充道，是呀，象你这种情况的，也进了作家的队伍。我刚说完，立刻意识到我的话很不礼貌，也非我的本意。短暂的尴尬后，铁生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的话没错。他问我为什么上医学院？我说，第一年高考时，非常茫然，上医学院的志愿是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是我们共同话题的第一个交汇点。当时我们那一代人，能够找到，能够看到的“好书”不会超过一百部。我们会从一本书跳得另一本书，从一个人物跳得另一人物，从一个格言跳得另一个格言。谈话的节奏不断地加快。

北京的冬天白天很短。小屋里慢慢暗下来。铁生的面目也不清楚了。他偶尔抽一只烟。烟火一明一暗，映着一张方方的脸，黑框的眼镜，蓬乱的头发。看上去，象一个雕像，也象一副木刻。

我在告辞时，铁生邀请我常来。很实称，我又去了几次。谈的都是些“不着吊”的；有物理的，有“老子”，有生物的，好像还有“圣经”。我们都没有谈过他的病，他的工作，和他的家庭。当时，对他的身体情况，我们是心照不宣的。一个瘫痪病人，膀胱上引出一根简易的管子。一不留神，管子会滑出来。反复的感染，肾功能不全。其前景，不难预测。铁生一直自认为名字里有“铁”，命硬。和他相处时，你会感到他的“阳光”。这种“阳光”不是造作的，假装出来宽慰别人的。它源于对于生命和死亡的大彻大悟，半带哲学半带宗教。铁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用轮椅推着他爬香山或什么地方。与铁生相处，你会感到心灵的洗涤和精神的满足；怜悯是微不足道。

后来，铁生的写作进入上升期，我就不好意思去找他“侃”了。但我一直关注着他，读他的作品，读他的情绪，读他的人生。

在他六十年的人生里，大约有十八年属于正常人的生活。那是从出生到文革前的十五年和插队时的三年。文革开始后，铁生由于家庭出身，被划在“不许革命”的一批人里面。他破了工程师的梦；但因此读了大量的文史书籍，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据说，铁生愿死后将大脑和肝脏捐献出去。从医学讲，脑细胞是最早死亡的。大脑移植是一个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的幻想。但那一行行，一页页的文字里，他已经把他的大脑一点点捐出去了。

小时候，北京的雨很勤，雨水也大。雨后，院子里和巷子里有一片片的积水，马路上也有一道道小河。大雨刚停，男孩子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冲出房门。他们把各式各样纸作的小船放在水上，再推波逐澜。这是他们童年的游戏，也载着他们童年的梦想。有一个男孩和他们一起，跑着，跳着，叫着，笑着。他也会“使坏”，把水撩在同伴们的身上，船上。

他的名字叫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