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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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凝

　　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多半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
　　我第一次接触的女人便是肖禾，那时我们念高三，肖禾被我们男生称作“洋马”。她那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使很多人想入非非。加上她那个既天真幼稚、又欠庄重的坏毛病——吮大拇指，更使校园里的气氛时不时地显出焦躁和压抑。
　　我与肖禾是邻居，她家住在我家的楼上。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个下午，她打电话叫我上楼，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上楼按了她家的门铃，她吮着大拇指给我开了门。那个长期被唾液浸淹着的大拇指离我很近，味儿很酸，很膻，使我心中突然像多了点儿累赘，虽然我也同许多男生一样，为她做过一些想入非非的梦。
　　她请我坐下，从桌上的铅笔盒里取出一张字条塞给我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进了厨房，就像有意给我腾出看字条的时间。我打开字条，上面写着“肖禾我想和你性交”。以我当时不满十九岁的年龄，很为这几个字感到羞惭，感到震惊，感到太阳穴蹦蹦乱跳，还感到一种欲望的不可扼制。虽然这字条不是出自我手，却直白地表述了我意识的深处。虽然肖禾大拇指上的气味儿破坏了我对她的整体感受，此刻我却急迫地想再细看看整个的肖禾。她从厨房里出来了，神情有点犹豫不定，两眼却坚定地望着我。她挨着我坐下，默不做声地低着头。好像那小字条使她蒙受了天大的耻辱，只有我才能帮她抹去这耻辱。或者干脆那小字条就是我写的，而她甘愿为我照字条上所写的去做——和我做。她说此刻她爸她妈不在家。见我没反应，她又强调了一遍她爸她妈不在家，这之前我与肖禾甚至连朋友也说不上，可是突然间她把我弄得必须得为她做点什么。在这里我用“为她”一词好使我显出和她在意识上的区别，实际真要做起来，我也是为我——虽然看上去我像个无辜者。
　　她又说了一遍她爸和她妈不在家。果然，我的精神和欲望被这暗示抖擞起来，一套只有我和肖禾的房子和一张只有我们俩看过的字条使一切都不在话下。房间骤然变得窄小了，我似乎顶天立地，浑身说不出的憋闷，下巴一个劲儿哆嗦。我伸手试着去摸她的脸颊，她闪开我，站起来领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在她那张整洁的小床上做了我们想做的。对于事情的全过程我一直缺乏细节的记忆，尽管细节肯定存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她穿的衣服，也不记得她是怎样在我面前把自己脱光（或者没脱光）。我只记得我怀着战胜了所有男生的得意，怀着邪恶的激动匍匐在一堆白花花的物体之上忙活了一阵。我手忙脚乱却装作充满活力；我害羞腼腆却装作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因为要装见过世面的大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我还忽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亲爱的”。在我的间接经验里，这三个字似乎是文明的做爱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初次对它的脱口而出使我对自己恼恨万分，因为它是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口是心非。这装腔作势的摹仿是那样拙劣，我盼望肖禾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她听见了。
　　我的“亲爱的”使肖禾那闭着的双眼睁了开来（当她睁开眼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闭着眼），她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被男生们向往过的那些汗毛蹭着我汗津津的脸，使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因为我觉得她这么搂我也是一种摹仿。我们摹仿着又在心中揭穿着彼此的摹仿行为（至少我是这样），直到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分开。我们快速穿好衣服，闹了别扭似的谁也不看谁。又愣了一会儿，我离开肖禾回到自己家。一连几天，我们碰面时不说一句话，仇人一般。我初次领会到做这事不仅可以紧密地结合男人和女人，更可以残酷地分离男人和女人。我为我这初次的领会感到一种无处诉说的委屈：我不曾与谁做爱，我只是在猝不及防的机会到来时“做事”。
　　很久之后我偶然地读过一段“荆轲刺秦王”的野史，其中写到燕太子丹为了笼络荆轲使之为其效力，绞尽了脑汁。比如荆轲骑千里马游玩归来，偶然提及千里马的肝分外鲜嫩，燕太子丹马上叫人杀马取肝，烹调成菜献给荆轲；又比如荆轲夸赞一位给他斟酒的宫女手长得好看，燕太子丹立即叫人砍掉宫女双手，放在铜盘中献给荆轲。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肖禾家度过的那个下午，那个白花花的身体与肖禾本人并无关系，那只是一堆纯物质的皮肉，好比宫女那双放在铜盘里的手。那双美丽的玉手倘若不复长在宫女身上，它便只能具有标本的意义。当我们用自己最初的全部柔情，用自己最敏感、最脆弱的心灵，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的少女，以无限朦胧而又丰富的想象编织我们与她们之间的故事时，这少女突然直截了当地脱去衣裙朝我们逼来，爱和柔情便逃遁了，剩下的只有明白的欲望和粗鲁。更何况，我对肖禾从来就不曾发生“脆弱的柔情”，事后我甚至怀疑那张小字条是她自己写的，她假借别人之口说出了她想要我做的，我则利用了这“假借”。我的虚荣我的好奇我满脑瓜的胡思乱想和这“假借”纠缠在一起，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毫无意思的体验。为此我憎恨肖禾，她的手段使我领略了也丧失了我应该体味和享受的一切：细致的顾盼，美妙的暗示，彼此相见时那心花怒放的情绪，甚至平淡无奇的琐碎对话。
　　后来我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了北京，肖禾没有等到。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北门市，肖禾早在北门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我们仍然是邻居，在校园里肖禾仍然被人想入非非，其中有涉世未深的学生，也有稍具阅历的教师。有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他们使她体味了这件事情的快乐，也使她学会了如何快乐。她却因此而更加想念我。她要弥补从前我们那苦涩而又尴尬的经历，她要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把我应得的一切给我。每次见面谈话，我们都是先绕着这个主题，可结果还是归到这个主题之下。说这话时她已不像当年那么拘谨、生硬，却仍然吮着大拇指，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个淫荡的白痴。白痴并不是不能激起人的欲望，有时候在街角垃圾桶旁坐着的女乞丐、女傻子会莫名其妙地引起男人理直气壮的冲动，使我相信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自然的企盼淋漓尽致地亵渎自己的妄想。
　　肖禾并不是乞丐、傻子，她所以又激发起我的兴致，正因为她声称她和除我之外的一些人干过，而他们给了她快乐。这使我恨不得立刻将她按倒在地立刻讨伐她，以证实我的出色。此时我的状态好比两个为了吉尼斯纪录而比赛喝啤酒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他们对啤酒的爱，而是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腼腆，从前那一声虚假做作之至的“亲爱的”。
　　我们重复了那个下午的事情。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她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任鼻涕眼泪乱七八糟地往下流。她说她相信这几年我肯定也有过女伴，但她不在乎，她要用跟我结婚来证实她的不在乎——这时仿佛我又成了那比赛中的啤酒。
　　我还不想结婚，尤其不想同肖禾结婚。她的坦率能勾起我的性欲，她的坦率也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我不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却打定主意要跟我，到处散布我和她睡觉。她想用睡觉来证明我和她关系的严重性、深刻性。有时你确实觉得性行为和睡觉有所区别，人世间大部分性行为是达不到睡觉的深度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心甘情愿、坦然无忌地睡在一起（这里的睡没有性的意味）是不容易的，这很可能是人类最难的几件事情之一。肖禾把它看得过于轻易，她轻易就想用睡觉的舆论来迫我就范。在那些日子里我成了厚颜无耻的不负责任的诱骗女性的公子哥，我的父亲也多次规劝我要认真地对待生活。我无法向世人表明我的认真，倘若我说，除了肖禾我还和好几个女人“睡过”，但我并没有通过这些“睡”找到爱情，因此我还在继续寻找，而这正是我的认真之处，他们肯定会大骂我的下流。
　　说到对待生活的认真，我母亲可说是个典范。她在规劝我娶肖禾时，除去列举肖禾的诸多优点，还指出肖禾的人中长得又深又长，说这种女人生育能力强并且头胎多半是儿子。这话的含义虽不再是中国民间的“多子多福”论，起码也是暗示我，肖禾女人特征之出众吧。我立刻想起“洋马”那个外号，而我的母亲则是牲口市上的行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肖禾忽而软忽而硬、忽而悲戚万状、忽而强悍野蛮的行径包围着，我甚至惧怕听到楼上她家传来的脚步声，不管那是谁的脚步都使我一律想起马蹄嘚嘚，这“马蹄”还使我开始厌恶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人是可以因了厌恶存在于这城市中的一个人，继而厌恶整座城市的。我已无法容忍北门市，我花费了两年的努力，才从北门搬到南门。
　　南门市被很多人看做单调、乏味，甚至连自己的口音都未形成的城市。她的历史短暂，不像其他城市那样，总能从犄角旮旯找出点历史的痕迹：一块石碑啦，一间小庙啦，几处名人的公馆啦……便值得骄傲了。倘若基建时再挖出几个坛子罐子，一座城市就更加非比寻常。南门没有这些，基建挖坑时连块古瓷片也没见过。但这并没有妨碍南门市成为一个大城市。她没有阅历，也就没有包袱；她拿不出值得子孙后代骄傲的古董，也就不那么任性。不那么任性，才使南门市能够更快、更少麻烦地接纳新事物：房地产、高科技开发、三资企业、股票市场接踵出现，乃至聘请外国专家规划市容，街上连自动柜员机也有了。而大批外地、外省人的流入，终于使南门市有了自己口音的雏形。这是一种以原装南门口音为基础，杂以京、津味道的“普通话”。所谓原装的南门口音，实际是一百年前这块土地上种棉者的乡音，那时南门尚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那乡音有点生硬有点愣，但对话极为简练，有着直出直入的风范。比如有骑车者在街上撞了人，警察过来干预。
　　警察问：“为什么撞人？”
　　南门人答：“莫（没）铃儿（指车）！”
　　警察又问：“为什么不安铃儿？”
　　南门人答：“莫（没）空儿！”
　　90年代的南门口音里，“莫”已经进化成了“没”，这种对普通话的质朴向往和顽强靠拢还使南门人养就了较为厚道的待人习性。他们不排斥外人，因为实际上南门是个被外人占领的城市。它无法引人怀旧，却能诱人寻找机会。我常常以为在一个充满怀旧意蕴的古老城市，机会终究不会太多。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揣着狼狈的麻烦从故里逃脱的人，更是愿意在一个彼此纠缠不深的环境里寻找我的一切可能。目前我在一个被称作设计院的大单位工作。
　　我为之服务的这家设计院是个颇具规模且保密性很强的单位。据老同事们讲，过去各科室、各车间之间都不了解彼此的任务，外人进院办事，要自带档案。由于它的规模和性质，使它地处南门市的最边缘，与郊区的乡村土地接壤。它仿佛是被南门市抛掷出去的一个庞然大物，又仿佛是南门市继续向外扩张自己的一个急先锋。连接南门市与这“急先锋”的，是每隔二十五分钟开来一辆的公共汽车。汽车把粉末儿一样干细的黄土带进市区，又从那里载回一些大院里我已熟悉的面孔。除非特殊需要我难得乘公共汽车去浏览一次市区，因为这设计院好比一座微型小城，吃、穿、用、玩的设施基本齐备，它无时不在告诉我这儿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何必要用乘公共汽车来证实你在南门市的存在呢。我只乘公共汽车去过一次市中心的大仑酒店，一位大学同学发了财，路过南门市在那儿请我吃饭。
　　这同学是倒腾电脑发起来的，身边伴着一位女郎。女郎脸上涂抹着疲惫的脂粉，脖子上争先恐后地绕着好几圈金项链。我以为这是他的太太，他却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说不是，但比太太更亲密。女郎大腿压在二腿上直乐，两条腿神经质地抖个没完。这同学问我是不是已经给什么人做了丈夫，我说没有，他说这就对了——不过就算当了丈夫也用不着怕谁。什么叫丈夫？丈夫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夫，一丈之外立即作废。那天我们吃了不少也喝了不少，彼此又说了些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废话，一瞬间我感到我自己挺没意思。
　　当我从酒店乘车归来，当汽车驶出市区我在车上遥望着矗立在原野上的设计院那白色的楼群，它就像行走在平静海面上的一艘巨轮，衬托着它的似乎将永远是风平浪静。
　　我打算就在这“巨轮”上从容、自在地活上一阵，而且我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几个有些姿色的女性，比如设计院幼儿园的一个阿姨——后来我知道她叫林林。这是个黑眉毛白脸的小个子姑娘，在人前装得文文雅雅，领着孩子们在南路上散步时，走到僻静处就伸手到白大褂兜里摸零食吃。或许正是这个摸零食吃的动作吸引了我，使我有时候很想把她拥在怀里，像喂孩子一样喂她吃点什么。这个俗不可耐的想象总鼓动着我寻找机会接近林林，比如算好时间故意在她带孩子散步时走过来。那时我装得步履匆匆，“匆匆”到简直就像没看见身旁有一队孩子和一个漂亮姑娘。有一次当我一无所获地白白穿过了林林的队伍，在我身后却突然爆发出孩子们齐声的招呼：“叔——叔——好！”我无比激动地回头看林林，她正低头弯腰给一个孩子擦鼻涕。她装作对一切浑然不知，那仅仅是装作，我怀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果然，当她以为我已远去时就慢慢抬起头来，我正好放肆地迎住了她的目光。她很矜持地冲我笑笑，只有我知道这分明是久已对我有过观察的笑。假如不是这期间我出了点事，很快我就会邀请她去我的单身宿舍做客了，但事情就出在我的宿舍里。
　　起初宿舍独属于我个人，也许正因为它曾经独属于我，才使我产生搂着幼儿园阿姨喂她零食吃的念头。但好景不长，正当我和林林有了交往可能的时候，这宿舍不再独属于我，行政处给我塞进来一个名叫罗欣的人，从此这个戴眼镜的孱弱的瘦子成了我的同屋。我得承认罗欣基本是个善解人意、不惹是生非的“舍友”，而且他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每当我坐在自己桌前翻着闲书喝几口白酒时，他总是拿出他的啤酒很诚恳地说：“喂，喝点儿啤的吧。”我讨厌有人把啤酒说成“啤的”，但我竭力压抑着心中的厌恶，竭力谴责我这种挑剔他人用词的毛病。况且罗欣与我相比真是不堪一击的样子，若是将他剥光了去给画家当模特儿，画家们肯定无法找出他身上的哪块肌肉在哪儿。于是我可怜起罗欣，捎带着也可怜起他那句“喝点儿啤的吧”。
　　但罗欣的另一个习惯却使我越发不能容忍，便是他每晚必须一次的洗涮他的那个玩艺儿。为此他的床下总备着一个稍大于饭盆的搪瓷小盆，盆内总扔着一块乌七麻黑的小毛巾。我相信这决不是出于卫生的需要，因为离我们不远就有浴室，每晚我们都可以去洗热水澡或冷水澡。罗欣的洗涮在熄灯之后。当月光透过轻薄的窗帘使房间从漆黑一片转向朦朦胧胧，罗欣便蹑手蹑脚到床下取他那个小盆，然后是一阵撩水声。那声音谨慎而忸怩，那声音使我辗转反侧，使我常像遭到猥亵。我想发无名火，想探出谁是罗欣的未婚妻然后赶快把罗欣的事告诉她。我还想出其不意地把罗欣痛打一顿，最好就在他正洗得起劲的时刻。后来打人的念头终于把我弄得十分快乐，浑身的肌肉一阵阵发胀。一日，当罗欣又在使用他的小盆时，我一跃而起“啪”地拉开了灯。正蹲在屋角的罗欣吓得跳了起来，双手捂住腿裆。当他想拽过一条毛巾围住自己时，我几拳就把他打出了门。罗欣的眼镜跌在地上，使他连还击都找不到目标。我一边痛打罗欣，一边不忘将他那小盆踢到走廊。我的举动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当我被保卫处的人强行拽走时，罗欣已是鼻青脸肿。我一路后悔着没有踢到他的裆里。
　　我打罗欣，实属蛮不讲理，便想闪出一朵道德的火花——自己把责任完全担起来。当保卫处审问我这次事件的原因时，我对罗欣那个毛病只字未提，只说是因为我晚上喝醉了酒。后来保卫处、行政处（可能还有院领导）研究对我的处理，我便写了该写的检查，接受了该接受的处分。我毫无怨言，最后只声明一点：决不搬回宿舍去住。行政处问我不回宿舍回哪儿，我说去看仓库。
　　设计院的这个仓库，是一座远离办公楼区、紧挨院墙的独立建筑，灰砖三层楼。我早就注意到平时很少有人光顾这里，这使它显得孤立而冷清。原以为这库里存放着单位的一些秘密，其实不然，这里塞满了早被替换下来的桌椅、柜橱、旧庆和铺板，像个家具库。倘佯其中，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一座住房紧迫的城市，为什么能够容忍一座好端端的楼房专供存放破旧的桌椅？这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桌椅乱七八糟地相互交叠着腿脚，像是一场恶战刚刚开始，又仿佛它们从前的主人无休止地争论之后留下的遗迹。主人中有的虽已故去，但灵魂还会在夜深人静时飘游而来，寻找他或她坐过的椅子，寻找他或她存放过秘密的带锁的抽屉。或者还要寻找他或她用过的某一张床，回味发生在床上的他们那不可言说的事，好比我同肖禾发生在她床上的那样。你可以永远不理睬这些灵魂的飘游，但你却不要妄图毁灭这飘游本身。越是貌似没用的家什，对人越是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威力。因此看守还是必要的，派专人看守这满楼的烂木头虽说有点煞有介事，却也显出了一种庄重和正规，谁能保证那些家什有一天不会拔腿出来给社会添乱呢。
　　当我进驻了仓库，才知道或许我是第一个正规看守它的人，也才知道行政处为什么挺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仓库其实就没人看守过。这意味着我忽然获得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有的是桌椅供我用，床也任我挑，可以打着滚儿地睡了这张睡那张。我携着行李来到行政处指定给我的房间，房间在三楼。这里的桌椅相对少一些，使我从门到窗户可以顺畅行走。共有三张单人床可供我选择，我毫不犹豫地把行李扔在靠窗的床上。这时我才闻见满屋子那种辛辣、潮湿的尘土味儿。我用力推开几乎锈住的窗户，正对着这窗户的，是一个用钢窗封起来的明净的后阳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门市医学院的一座宿舍楼，我的仓库与这幢宿舍楼仅一墙之隔。距离是如此地迫近，以至于我都能闻见对面阳台上做饭时飘来的阵阵米香。米香飘过来，迫使我朝着有米香的地方观测。我看见对面阳台的煤气灶上有一只中型不锈钢锅，有气从锅里冒出来。那么，锅里煮的肯定是大米粥。后来，锅潽了，乳白色汤汁顶起锅盖往外溢，引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从房里（厨房）冲出来掀开锅盖，热气还嘘了她的手，她奓起手来放在嘴边直吹。
　　我目瞪口呆。
　　我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这个女人只披了件浴衣。所谓“只”，是因为她实在是光着身子的。她冲出厨房时，裸体就被我一览无余。我觉得眼前很亮，像被一个东西猛地那么一照。常有消息说，一种天外来的飞碟就是赫然放着光明一划而过。她放着光明一划而过，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观察的机会。我猜她不再是情窦未开的姑娘，有三十吧，三十出头吧。但她体态很棒。棒，不光是美。有人很美但不棒。她的脖子、乳房、肚子、大腿……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棒。这使你觉得最打动人的女人不是美，实在是棒，男人的目瞪口呆只能是面对一个棒女人。面对肖禾我从不目瞪口呆，还没有女人使我目瞪口呆过。
　　我开始研究她的行为逻辑，发现她那一头湿漉漉的短发。这显然是正在洗澡，想起阳台上的锅，才迅速从卫生间抓件浴衣就奔了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把浴衣穿好呢？显然，她早就知道她面对的是一座从无人问津的大仓库，她完全可以对它视而不见。于是她放心了，无拘无束了。人在放心时，在无拘无束时也愿意把自己暴露给自己。
　　这是5月的一个黄昏，南风把麦子吹黄的季节。麦海在这陈旧仓库的周围汹涌。我感谢我的选择，感谢行政处为我指定的这个房问。我悄悄地关起窗户，又蹬上桌子拧下灯泡，并且把灯绳用力拉断。我愿意在黑暗中生活，愿意让对面——以后我一直这样称呼她——以为她面对的仍然是一座被大自然包围着的老仓库。
　　我在北京念书的第二年暑假，因为无所事事，就受了一则电视广告的怂恿，乘火车去两百公里之外的一道大峡谷旅游。在峡谷入口处，我和当地向导因为价钱发生了争执，这时有个姑娘赶过来说，如果我不介意可以与她合雇一个向导，每人就能少拿一半儿钱。我看了她一眼，立刻表示同意。我已断定在我和她之间注定要发生点什么。她是合我心意的那种女性，不张狂也不忸怩，身材瘦削，脑后束着马尾辫；脸上的两三粒小黑痦子使她的面孔显得俏皮、动情；眼睛不大但挺亮，总像在为什么事而激动。
　　我们走进凉森森的峡谷，陡峭的崖壁上正盛开着浓密的海棠花，远看去像飘逸的云。底处尽是鹅毛笔一样的羊齿苋和叶片圆圆的独根草，逆着珍贵的阳光，它们格外剔透。向导是老实巴交的当地农民，操一口当地土话，舌头该打弯时打不过弯来。他笨嘴拙舌地给我们介绍完海棠花和羊齿克，又讲起当地的故事传说，许多故事都和明朝的朱棣（燕王）联系着。有一个故事说，燕王扫北时，这峡谷周围的山村野舍也颇受兵荒马乱之苦。一日他正率兵骑马追赶闻风而逃的山民，发现一个逃命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大小孩，手中牵着一个小小孩。燕王心中奇怪，勒马问那妇女，为什么让小小孩走路，却把大小孩抱起来？妇女说小小孩是自己亲生的，大小孩是丈夫的前妻所生。燕王听后感慨万端，惊奇这穷山恶水之中竟有如此善良仁义之人，随即告诉妇女不必再出逃。燕王让她回村后在院门口插一桃枝，士兵见到桃枝便会绕过她家。妇女回到村里却将此事挨家相告，第二天燕王的队伍一进村，发现家家门口都插满了桃枝，燕王只好命士兵放过整个村子。后人为了纪念这妇女的德行，年年4月都在门口插桃枝，久之，又将桃枝换作了桃符。
　　我只对这故事的后一半感兴趣，春风和煦的4月，在一个荒僻的山村里到处插满着含苞欲放的桃树枝，这景象颇似美国那个著名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使人觉得再过一百年当它被人重复时，依旧会充满一种激荡人心的吉祥境界，一种人类心心相印的古老魅力。我对故事的前一半颇不以为然，觉得那女人对待两个孩子的态度实在做作。何必呢，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的贤惠，偏要费劲拔力地抱着大孩子，却将一个没有行走能力的小孩扔在地上。若将两个孩子的位置换一换，说不定母子三人都能逃脱追赶——当然也就没有了这故事的后一半。
　　向导弯腰拔了一棵蝎子草，告诫我们不要碰它，它的叶面有一层毛刺，人的皮肤碰上去会立刻红肿一片疼痛难忍。说有些游客不知蝎子草的厉害，蹲在石头后边拉完屎就拿它当手纸用，他亲眼见过他们是怎样被蜇得一蹦老高，眼里转着泪花哇哇大叫，蝎子草的故事令我和她很开心，我们俩大笑起来，我趁她笑得浑身颤抖时伸手扶在她的腰上。她对这试探性的一扶没有显出介意，似乎不知不觉，我随即用力搂住了手下那一围纤细的腰肢。
　　我闻到她身上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青草，像小溪撞在石子上溅起的那种凉味儿。我低头问她用的是什么香水，她说她用的是水味儿香水。怪不得我闻见了水味儿。这更叫我对她另眼相看。
　　当我对自己向往的姑娘揣摸不准时总是焦虑和急躁，总是盼望着一件事情赶快结束、下一件事情赶快开始，好让我有可能继续新的试探。现在我已不再急躁，也没有焦虑，我和她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心照不宣地说些不关痛痒的废话，心花怒放而又从容沉着地检阅着峡谷。峡谷没有白来，这对我果然是一条幸福的峡谷。我开始悉心品味幸福到来之前的一切琐碎过程，而这过程本身其实也就是幸福的一个内容。
　　当晚我们合伙吃了晚饭，还合租了当地旅游公司的“鸳鸯帐篷”。帐篷里并排放着两只用来做床的淡蓝色气垫，我们躺了上去，我迫不及待地闭掉了吊在帐篷顶上的那支发着灰白光亮的节能灯，刚才围灯飞舞的小虫们立刻就在脸上碰撞起来。我带着被小虫子碰撞的激情去触摸黑暗中的她，她说：“先别，先说点儿别的。”我闻着她的气味问她别的什么，她问我是不是读过那么一篇小说，她说出小说的名字和一个有名的作家。很可惜我没读过这篇小说也没听说过这个作家，但我却一迭声地说着我知道我知道。此时我想用我知道我知道来打断她可能要开始的讲述，因为我已热血沸腾，我已按捺不住地想立即得到自己要得到的。她却完全不顾我的热望，一味地自言自语般地讲起那个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艘客轮上偶然地相识，当客轮停泊在一个热带小岛时他和她心照不宣地下了船，他们在岛上的一家小旅馆度过了销魂的一夜。第二天当男人醒来时女人已离他远去，船也离岛，船带走了那于他来说无比亲近又万分陌生的女人。他甚至不知她的姓名，只在他们温存过的床上找到一枚她失落的发针。于是那发针一直陪伴着这男人，他终生都在渴望通过这枚发针找到那个他心爱的女人。
　　我们都被这个故事弄得失魂落魄，一时间我们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彼此相爱又永不相知，说不定明天早晨这帐篷里也会留下她的一枚发卡。她的故事引导着我尽可能做到既风流又温柔，在她这浪漫故事的笼罩下我刻意使自己让她满意。但是也许我太年轻了，年轻到还没有学会如何疼爱手中的女人，我一味地折磨她使她从自造的浪漫中回到了现实。她开始指责我，说你是多么地粗糙啊！她的指责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好像我一下子成了她在感情上的试验品。我粗糙，那么就必然有比我细致的。我忽然像憎恨肖禾一样地憎恨起她，而男女之间气氛的突变是难以快速转换的，它必须要一方首先做出牺牲。我做出了牺牲，暂时牺牲了我的自尊又一次亲近了她，但先前的浪漫就化作了生理上单纯之至的达到目的。这时她小声告诉我说现在是她的危险期，要我保证决不给她带来麻烦。我说我一定保证保证一定，然后我们就像两个签了约的人那样大松心地度过了后半夜。最后，最后我终于淋漓尽致地将“麻烦”带给了她。也许当我向她作过保证后就决心要麻烦她一下了，在这件事上男人永远掌握着主动男女永远无法平等，而我使用的这个卑劣手段正是要报复她对我的“粗糙”的指责。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属于她的那只淡蓝色气垫上果然遗落着一枚黑发卡，正符合了小说里的情节。
　　这种故意的遗落使我觉得我真的又一次进入了圈套，虽然她的圈套远比肖禾的圈套要高雅。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在一种特定氛围中的我。当我配合着她完成了她梦幻般的经历，确有其事地把她变成了她盼望成为的小说中的人，我的存在便已不具意义。如果在我制造麻烦的一刹那内心曾对自己生发过谴责，那么这事后的分析使我变得坦然了，我甚至原谅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对她抱有的不负责任的企图。
　　我捏起那枚发卡，发卡上还挂着她的一根头发。我再次意识到我永远不会看见她了，假如由于我，她身上真的有了麻烦，也永远没人来逼我负责。一切正因了她的浪漫，正因了我们彼此终不相知。这念头令我窃喜，又使我微微地不安。当岁月流逝我粗糙的心灵变得有了一点儿细腻的模样，我才敢正视我曾经多么地虚伪和下流。
　　那枚发卡被我揣在口袋里，没出半个月我就掏出来扔了。我可不想跟那篇小说里的男人一样，捏着个卡子捉迷藏似的把那女人找上一辈子。我庆幸自己连她的姓名也没问，只记住了那意味深长的桃符。
　　我的对面通常在早晨六点半钟推开阳台的窗子，这使得本来爱睡懒觉的我也随之调整了作息时间，我愿意赶在六点半之前起床。
　　我看见她穿着只有两根细带子的白色睡裙来到阳台上，乳房在睡裙里若隐若现。她的眼里分明还带着朦胧的睡意，这使她在挂窗钩时，手显得很不准确。打开窗户她便闪回房间，我的视线也跟着穿越阳台，穿越厨房大开着的门向里跟踪。她已弯进卫生间去洗漱自己，我只能看见一小段走廊和厨房对面那个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也经常开着门，有一块棕红色发亮的东西贴墙而立，好像是钢琴的一个侧面。
　　这时对面又出来了，头发整整齐齐，满脸湿润的新鲜，我觉得我甚至能闻见她嘴里的牙膏味儿。她带着一身新鲜开始点着煤气灶热奶，热完奶就用平底锅煎鸡蛋。从时间上判断，她把鸡蛋煎得很嫩，煎完小心翼翼地用木铲盛进盘子，像是怕破坏鸡蛋的完整。她这种对待食物的认真态度，叫人立刻想到家里正坐着一位等待她伺候的丈夫，可是一连数日她家就她自己。
　　对面把阳台改作厨房，和阳台毗连的厨房却被布置成一间小型餐室。我看见她坐在高脚圆木凳上吃早饭，就着光明可鉴的白色操作台。晚饭时她才坐在餐桌旁边。尽管独自一人，对于进餐的形式她也一丝不苟，台布、餐巾、筷子、刀、叉，秩序从不紊乱。当牛奶正冒着热气时，便有面包片从一只小匣子里跳出来。我知道匣子叫做吐司炉，能把面包烤得微黄，我在北京时认识了它。她吃得挺多，挺仔细，然后常以一个西红柿作为早餐的结束。她仿佛从来没有厌烦过这种在常人看来十分讲究的早餐形式——我欣赏她的讲究；这也是文化之一种吧，我常常研究是什么经历培养了她这种半中半洋的吃饭习惯。我听说过“大家闺秀”这个词，可我接触过的女人实在连“小家碧玉”也算不上，有时我突然觉得，她们只配用蝎子草当手纸。后来天气渐渐变热，她的穿着也越来越简单，身上被遮挡的常常只有那三点。对于那三点，与其说是为了遮挡，不如说是为了特意暴露。设计这些只用来作遮挡的玩艺儿的人实在是聪明，它们给人类增加的色彩，实在不仅仅是这些玩艺儿的本身。
　　面对这个讲究到极致的随便或者随便到极致的讲究的女人，我常常怦然心动。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要结识她本人的打算，我只想知道她的来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我像等待灾难一样地等待着他们。但，这个家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丈夫样的人和孩子样的人，于是我又猜测她的丈夫正在出差，而他们可能还没有孩子。那么，在医学院工作的究竟是谁呢？房主如果是她丈夫，什么事情使他连续一个多月（我已有一个月的看守仓库的历史）外出不归呢？如果是她本人，为什么她经常不回家吃午饭——在医学院工作意味着有条件回家吃午饭。如此说来，在这所大院里工作的还是她的丈夫，她应该另有职业。
　　我一时看不准她的职业，我看到的仅仅是她在厨房里和阳台上那些微乎其微的作为。
　　她剥葱剥蒜、擦洗煤气灶；她也美容，有时候她会带着一张敷了面膜的大白脸站在阳台上削土豆皮，像鬼怪，却令我感到亲近，似乎这是她专为我而扮的一个“鬼脸儿”。
　　还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家里整整忙了一个下午。她收拾鱼、肉，把杯盘弄得叮当直响。她肩上搭条毛巾，不时拽下来擦脸上的汗，稍有空闲便翘起手指欣赏自己手上的戒指。这使我想到，她的忙活一定和这枚戒指有关，她的忙活应该是为了迎接一个人，一个送她戒指的人。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迎接丈夫用不着如此郑重，我想。果然，她在餐桌上摆了两套餐具。
　　天色暗了下去，我缩在窗前把自己埋没在黑影里，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曾缩着，“缩”只是人在暗处的一种形象感觉。身在暗处窥视他人，这本身就有一种缩头缩脑的味道。我缩头缩脑地等待着，就像等待电影里一个跌宕的情节。
　　当对面的阳台灯火通明时，我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静悄悄地出现在对面厨房里，出现在对面的身后。他伸出双臂猛然拢住她的腰，就势歪过头吻住了她的脖子。对面的手中正攥着一只尚未打开的酒瓶，她胡乱地把酒瓶放在桌上，试图转过身去拥抱这个男人。这男人只一味地拥挤着她，不许她转身。这举动，这景象，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中国的家庭没这规矩，没这层次。回来就回来，放下手里的东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吃饭就说吃饭。冷不防，她终于转了过去，他们立刻抱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接起吻来，吻到不可收拾时，他把她抱起来离开了厨房。
　　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厨房时显得平静多了（干完了）。他们坐下来喝酒、吃鱼。他们吃得很香，很少说话。冷清时（我猜）就停下来隔着饭菜亲吻一下，他的一只手握住她的一只手（那戴着戒指的手）。
　　我站在窗前感受到双重的饥饿，却在心里起劲儿地笑这一男一女的煞有介事。我再次揣测那男人决不会是对面的丈夫，直到有人怯生生地敲门。
　　这是我住进仓库后所听到的第一次敲门声，但我不想开门。我默不做声——屋里既然没灯，有人没人谁看得出来？敲门声却持续地响着，并且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林林，才摸着黑开了门。林林站在门口不进来，说：“你怎么不开灯啊？”
　　这使我无言以对，因为从来也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对于一个正派的女孩子，这个提问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我不准备回答她的问话，只想先把她拽过来。我拽过了她，把门反锁上。不用问，林林对我连打带骂，她骂我是流氓。但她的骂声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用我的嘴堵住了她的嘴。我把她紧紧抱在胸前任她像条愤怒的小蛇、小猪一样扭来扭去。拥抱林林堵林林的嘴，这实在是个权宜之计，我不愿意让她和我一起看见对面的阳台。就为这，狗急跳墙，我“跳”到了林林身上。果然，林林一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趁机对着林林的耳朵说：“你知道我和罗欣为什么打起来么？就为了你。”林林不再那么惊慌失措了，但仍要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这时我觉得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直撞我的腿，顺腿摸去原来是一只饭盒，是林林提着的一只饭盒。林林趁势挣脱我说：“你让我出去，这饭盒给你。”只听咣当一声她把它放在桌上。
　　房间忽然比刚才又黑了一层，我发现这是因为对面阳台已经熄灯。我放下心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可林林没有走，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她再一次问我：“你为什么不开灯呀？”我说灯泡坏了再说开灯招蚊子，再说多一个灯泡多一份热。林林不再提开灯不开灯的事，只告诉我饭盒里是馅儿饼。我摸到饭盒拿出个馅儿饼咬了两口，仿佛我早就在等着她的这盒馅儿饼似的。我请林林坐下。
　　林林在黑暗中挨我坐了下来，问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显然，黑暗中的一切使她产生了惊险的愉悦，才迫不及待地追问我刚才的话。我只好又重复一遍关于我和罗欣都对她如何如何。她叹了口气（我想这是得意的一叹），说只感到我对她有意思，没想到罗欣。她问我愿不愿意她常来看我，我说我当然愿意，不过最好晚上别来，中午比较合适。她问我晚上怎么啦？我说，怕对她不好，没灯。对我倒没什么。她小声儿笑了，说：“只要你高兴就行。”这是句会说话的女孩子的话，会说话的女孩子都会这么说。分手时，她站在门口连连说了几次“我走了”，这当然是一种暗示，暗示我重演她进门时的那一幕。但我只是替她开了门，摸了摸（不是握）她的手。林林刷刷刷地大步下了楼，我觉得精疲力竭。
　　月亮升起来，对面还是一片漆黑。我躺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幕，想着对林林的一次“权宜之计”换来的将是什么？肯定是她将不断提着馅儿饼来看我的事实。想了一会儿即将来临的“事实”，我又想起了对面的明天，明天，出现在对面的将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天刚亮我就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嘴里又苦又臭。可我不想刷牙洗脸，我一动不动地盯住窗外。
　　对面的窗子打开了，又是挂好窗钩，又是消失，又是对自己的漱洗，又是有秩有序的早餐。看上去她心绪很好，饭后又从厨房拎出高脚凳，登上凳子擦玻璃。她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一条短裤，她哼着歌，翻来覆去地总是那么一句：“咕咕、咕咕……”像鸡叫。但她的口形却因此而变得有意思了，仿佛正热切地亲着什么。
　　那个男人没有出现，我的猜测已得到证实。他不是她丈夫，他没有在此过夜。他们只是熟人，熟到他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心中却突然一阵阵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