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是在一座玻璃城的一棟玻璃房子裡打工的。我那時的工作麼，無非就是對着電腦打字罷了。高興的時候，我可以打字一直打通宵；不高興的時候，我可以不去打字。只要打出來的字變成鉛字印在雜誌上，我就可以給老闆交差了。那個時候除了打字之外，每天早上十點和下午三點喝茶的時間，總有帥哥來請喝咖啡；六點准，又有猛男來邀去鍛煉，一三五打球，二四六游泳；更為難得的是，我還交到了很要好的女朋友，禮拜天可以結伴去買香水和口紅。就是這樣的一份工，我的薪水差不多可以拿到相當於八萬美元那麼多。

那時我離開上海已經數年了，身上的土氣退卻了許多。知道穿絲襪的時候是不可以露出襪頭的，要麼光腳，要麼穿連褲襪；打完噴嚏以後的那一句“excuse me”可以講得仿佛是幼兒園老師教的一樣順口，不象剛開始的時候，在要不要請人“excuse”自己之間猶豫半天。論文也總算搞定了，掙到了“刀客脫”這樣的頭銜。這個頭銜讓我和男同事之間的關係意想不到地大為改觀了。在這之前與男同事相處，我多數時候只看得見他們的眼白，偶而看見他們的眼珠子時，就總是會引出一些首尾來。年紀輕一些的眼珠瞧我哭包似的模樣，就想當然地認為很容易搞定我做個什麼情人的。上了年紀的眼珠，自然境界就不同些，我因而得着了做二奶或者晚娘的機會。在他們看來，一個從窮地方來的傻瓜女孩能夠得到這樣的良機，很該感恩戴德了。我當時太年輕，又沒見過世面，眼白或眼珠們都讓我先是驚慌失措，繼而憤憤然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頭不安的刺猥，把人都得罪光了。於是每天都只好夾著尾巴緊靠着牆根灰溜溜地來去，一手摸索著學打字，一手還得抵擋亂箭。那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學位真是讀得我千辛萬苦。然而終於是堅持到底做完了。一有機會來臨的時候，我便迫不及待地離開那個鬼氣森森的地方，投奔了玻璃城。

到底是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名氣亂響的玻璃城裡的一切都是時尚的、勤奮的。這個城市的上空整天都流傳着電影明星的奇聞逸事，流行服飾店一直開到午夜一點，轉換地鐵站的時候用的是搶。搶着搭車，在我其實是不陌生的，大學假期里坐火車，窗口飛人都見識過。可是以前篷頭垢面的乘客毫無章法地亂搶，就象瘋子發瘋，倒也讓人覺得理該如此。而眼下這一群西裝革履、濃妝淡抹的人，面無慍色但是意志 堅定次序井然地搶，仿佛每一張正人君子的面孔底下都暗藏着一個充滿殺氣的陰謀，這就很讓人神經緊張了。

我夾雜在人叢中也不由自主地疾步如飛起來，就象被一股隱形的卻是強大的力量推動着。其實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若是脫離了這股涌動的潮流，停下腳來歇一歇究竟又會落得怎樣的下場，說不定另活出一番海闊天空也未可知的。只是身邊的人潮流得是這樣快，腳下的步子飛得是這樣急，除了總是提醒自己要跟上，不要跌倒之外，腦子裡已經容不下別的思想了。然而我竟是喜歡這種不假思索就隨波逐流的生活的，那讓我產生一種回到了人間的感覺。

我當時就是帶着這樣的感覺去到我打工的玻璃房子的。還是和從前一樣，同事多為男性。只是其時我攜着“刀客脫”這樣的頭銜，同時又年長了幾歲，我不太受到白眼的待遇了。打量我的眼珠子也明顯地含蓄了許多，它們只是對我很客氣地掃描一下就停留在我身後的某個遠方。到那時為止我想我和男同事們之間是講和了。

我漸漸拔掉了身上的刺，試探着從牆腳把步子挪到大路中間去了。慢慢我發現原來我是一個可以朗聲大笑的人。我和帥哥同事們很愉快地聊天，打球；游泳比賽，靠着以前在少體校混過幾天的底子，居然刷了三個新記錄；開國際會議，竟也老着臉皮斗膽做起了晚宴的司儀；打出來的字，許多也變成鉛字印在雜誌上了...... 那是我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日子。尤其是在那個鬼氣甚重的學校熬過了極度自我封閉的幾年以後，在充滿了動感的玻璃城裡，被長久壓抑的開朗象花一樣的盛開了。

可惜快樂的日子並不能長久，蓋因我那八萬美元的飯碗也是玻璃的。合同是一年一簽的，所以每年過了頭上的第一季我就開始擔心我的玻璃碗會不會被砸碎了。老闆雖然對我安慰有加，說過“如果你早一、兩年來，一定拿得到鐵飯碗”這樣的話。可是“如果”這樣的說法，對於一個一心一意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手來說，畢竟是太過輕飄飄了。帥哥們雖然喜歡來找我玩，可是我的飯碗若是沒有了，那幾杯 咖啡到底是填不飽肚皮的。況且，老資格的男同事們願意跟一個年紀不太老，相貌不太醜，腦子不太拎不清的年輕的女同事玩，那是再賞心悅目不過的事情。這樣的女人若是可以被領回家做太太，算起來倒也不是一樁太虧本的買賣。只怕是買賣不成，而且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對他們手中的鐵飯碗也有覬覦之意，等到哪一天大家平起平坐地從同一個池子裡搶起研究經費來，那麼賞心悅目的遊戲就會結束，而勾心鬥角的把戲就不得不拉開序幕了。我仔細掂量了自己的斤兩，覺得在當時的局面下，要在玻璃城裡把玻璃碗變成鐵碗的機會怕是渺茫了。

儘管我在玻璃城裡過得如魚得水，但我還是不得不開始另外尋找打工的機會了。雖然我離開故鄉已經多年，但是老祖宗的古訓，倒還是沒有忘記，尤其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句話。我在這句古訓上擅自做了一點加法，得出了“讀書既是最高，教書應是更高”這樣的結論。在找工的時候，這個結論便成了我行動的最高指導綱領。

按照最高綱領的指導，我在網上一通亂搜，倒也找到了半打合適的機會。寄走了厚厚的申請材料，過了半月，等來一個電話 interview。很奇怪的口音，原來是凹國末大的系主任打來的。口音雖重，幸虧我連懵帶猜還能聽得懂。幾句聊過之後，對方就讓我即時三刻訂機票過去面試。放下電話，來不及擦乾一手心的汗，我立刻興 沖衝上了他們的網頁。可是只一眼掃描下來，不覺興致減了大半。凹國的凹幣果然也是凹的，一個折扣打下來，終身道上的教書匠，原來年薪只得三萬五千美元。

既然答應了去面試，這個鍛煉的機會還是要好好珍惜的。我把報告的講稿和上課的講義背得滾瓜爛熟，把那個系裡教授們的資料查個一清二楚，並且還每天上網把他們的尊容瞻仰一番，然後就打點了行裝，轉機又轉機地飛到了末城。

末大給我在末城最熱鬧的女皇大道上訂了一家陳舊的旅館。旅館裡灰撲撲狹窄的走道讓人感覺有些壓抑，我放下行李，走到大街上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末城的房子真是夠矮的，我的旅館對面即是希爾頓，也不過只有幾層樓而已；希爾頓門口照例應景的噴泉，噴得還不如兩歲的小孩灑尿那麼遠。想起玻璃城的購物大廈里十一月初就早早搭起的聖誕樹，只怕遠比這眼前的希爾頓還堂皇些，我心下就更不肯定我 要不要到末城來。

我沿着女皇大道往末大的方向走，過了國王大道，市容漸漸有點意思了。從十字路口那座古老典雅的火車站開始，後面陸陸續續跟着市政廳、博物館、藝術館、大學、皇家醫院、大教堂等等許多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都象是有百多年的樣子。綠樹叢中散落着大大小小許多銅像，有英雄紀念碑、國王、女皇、王子等等高高在上的全身雕塑，也有沿街立着的這個那個男女公爵的頭像。雖然我並不明白這些人的來歷，想當年欺負我們的老祖宗時他們恐怕有份參與也未可知，但是眼下他們煞有介事地站在我面前，好一副沉默是金的大派頭，讓我覺得這個城市到底還是有些歷史和文化的沉澱的。及至拐過教堂，迎面那條種滿梧桐樹的公主大街，益發讓我的眼睛發光了。上海的梧桐，因為氣候潮濕的關係，長得矮而粗；而末城的氣候是乾燥的，日頭也更火辣，所以這裡的梧桐就長成了枝盛葉茂的參天大樹。時值深秋，梧桐葉漸轉金色、褐色，不甚寬闊的大街，被這樣金褐的顏色遮住了天空。正是黃昏時分，殘陽如血，更兼滿地的梧桐落葉，放眼望去，真是一片漫天漫地的輝煌。剎那間的恍惚里，我是以為自己回到了夢裡的上海了。這些街景在那一刻里極度迎合了我一肚子布爾喬亞的小講究。而在玻璃城裡，除了玻璃的高樓大廈和如潮的人流，眼下這些個風雅的調調，倒也是沒的講究的。於是我想，這個末城或者還是值得來住一住的。

第二天，就是帶着這種半推半就的心情去參加面試的。本來為了這個場合倒是特意帶了一套僵哈哈的黑色西裝的。把那西裝套在身上，再翻出裡面襯衣的白領子，大概也是可以冒充一把希拉利的。可是那天早上不知怎麼我從行李裡面挑了一件淺藍色的開襟毛衣，配了藏青色的呢裙子和同色的軟底皮鞋，就這樣一副良家婦女的裝束前去問斬，下意識里大約是希望他們刀下留情吧。從早上開始一對一的面談，參 觀實驗室，見院長；中午同系主任等吃飯；下午做報告，模擬上課；一直到最後讓 searching committee 當面考問，一切進行得都還順利。等到我最後站起來同大家握手告別，那個長了一頭一臉灰白毛髮、宛如考拉一般的老教授放開我的手時，比我預期中的慢了半拍。於是我想，這次大概成了。

果然是成了。雖然我捨不得離開玻璃城，尤其放不下那相當於八萬美金的年薪。而且從風言風語裡得知不遠的將來，玻璃房子裡也會招聘新的終身道教授，但是那畢竟是個流言裡的將來時。更何況，那樣多金的飯碗，自然哄搶者甚眾，多時可達七、八十號“刀客脫”搶奪一碗飯，我哪裡敢肯定這個大金娃娃就會落定在我的手裡呢？於是我想，暫時還是去凹國的末大吧，到底是終身道上的教職，總歸比留在玻璃城給老闆打合同工叫人安心些。

要換個工作的地方，手續上又是一場羅哩羅嗦的持久戰。搞了幾個月，總算停當了。等到搬家公司運走了我最後的一家一當，我只隨身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幾本書，便一身輕鬆，滿懷憧憬前來末大報到了。然而，到了末大還不夠一個星期，我就不高興了。

話說末大這個職位，是要求我申請永久居民的。託運行李到後，我就翻出了申請費用的收據前去人事科報銷。人事科里分管我們系的那個小個子意大利女人，長了麻繩一般的粗頭髮和疙里瘩里的一張臉。她聽了我的要求之後，即刻把那張收據推還給我，鐵着一張疙瘩臉說，“這個我們不能給你報銷的，因為即使你不來末大工作，也是會申請我們凹國的移民的。”這個回答當下讓我吃了一驚，我完全沒有料到凹國人的自我感覺是這麼好的，仿佛自己是個香勃勃，誰都願意移民過去咬它一口；更沒有料到人事科的辦事員，態度可以這樣粗魯，滿大街的凹國人，不是一旦與陌生人對上了視線，就要“嗨”來“嗨”去的嗎？意大利女人看見我的表情，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並且還加了一句，“你懂了嗎？”我跟她說，“我不懂，因為如果不是末大要我來工作的話，我是不會移民來這裡的。”“那麼，”她頭也不回地說，“你自己去跟你們系主任說吧。”

我從人事科出來，生了一肚子的氣。凹國這個地方，對它自己的居民是實行義務教育的，即使讀大學，也只交一點點的學費意思意思就罷了。培養一個人從拖鼻涕的小孩一路到磨刀豁豁的“刀客脫”，國家不知道要賠掉多少銀子。現在它從外面白檢了一個“刀客脫”回來，還要這把刀自己掏腰包付它的白檢費，這是什麼混帳邏輯？

可是要一般的凹國人看清這個邏輯的混帳之處，也真是難為他們了。實際情況是，每年都有大量的亞洲人，當然包括我們自己的同胞，千方百計地利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移民到這個地方來。前一向的報紙不是連篇累牘地報導過中國偷渡者的消息嘛。來自福建的人蛇在凹國各地的海岸線登陸時被整船整船地截獲了，大版大版的彩照，登得都是些油漆斑駁的破船以及我的同胞們蓬頭垢面而茫然的臉。從這樣的 媒體裡面，也難怪那個意大利女人看到的不是凹國，而是我這張亞洲面孔，白檢了她口袋裡的一個大便宜了。

其實在我到凹國的前不久，正是 one nation party 被炒得風生水起的時候。這個黨是由一個原籍英國的紅頭髮女人成立的。原先人家好端端開了一片 fish and chips 的小店，每天地炸點薯條魚片來賣，下午四點半鐘就準備收拾收拾關門喝啤酒去了。可是忽然間就來了一群亞洲面孔，在她隔壁賣越南河粉和北京烤鴨什麼的，公然搶 起生意來了。這群人不僅背地裡偷吃狗肉，而且生意做到半夜三更都不肯打烊；銀子麼掙得默客默客，環境麼弄得一片稀髒。等到她發覺這群人賺了一票之後非但沒有衣錦還鄉的意思，而且還把老家裡的七大姑八大姨一併搞來共產吃救濟的時候，到底是按捺不住了。頭髮紅的女人想來肝火也旺些，於是她一腳踹了油鍋，糾集了幾個種土豆和打魚的朋黨，憤然揭竿而起打出了 one nation 的旗號。

到底是發達的民主國家呀，紅頭髮女人不僅辦黨整出了很大的動靜，殺氣騰騰的一張臉竟也上了時裝雜誌。在此黨發展的鼎盛時期，據說在末城是有25%的支持率的。換句話說，我每碰到四張白種面孔的時候，其中有一張看我是不爽的。所以，當我的帥哥同事們知道我要去凹國的時候，都是有些疑慮的，“這個、這個 one nation ......”，他們結結巴巴地擔心起來。我那時總是很瀟灑地一揮手截住了他們的話頭。開什麼玩笑，我即不是偷渡過去打黑工，更不是假結婚過去吃救濟，革命的對象總不至於是我吧？更何況，one nation 最猖狂的時候，嚇壞的倒是那些凹國的大學。如果大學裡那幫子面孔不白的 multi nation 的海外學生給嚇走了，同時嚇走的還有一大筆海外學生費噢。這件事情如果發生，乖乖隆地咚，早己慘澹經營的凹國大學裡至少一半的教授都得捲鋪蓋滾蛋。所以有一度，當薯條黨們很盡興地胡鬧的時候，海外留學生的家長們卻都收到了大學裡巴巴地發來的安慰信。這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呀，以前你來不來的，真是 who cares。現在這信裡面懇切地請莘莘學子們繼續在凹國安心讀書，也請家長們繼續多多交錢。當然，最後這個最關鍵的意思是不會寫在信上的。和驕傲而狡猾的狐狸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它那條真實而醜陋的尾巴，總是被燕尾服翩翩的下擺恰到好處地遮掩起來的。

至少燕尾服下擺是翩翩地把我給蒙住了，之前對于帥哥同事們的擔心，我是頗有點兒不屑的。我那時是很督定地以為大學到底是一個象牙塔，它的氛圍是與社會上的不同的。現在意大利女人給我吃了一癟，我才有點兒番然醒悟了。原先人家的這封信，不過是去請交錢的人繼續安心交錢的，根本就與我不相干。我還真以為男女平等了；黑、黃、白的皮膚都是一樣了；天下太平了，笨啊笨。

怎麼辦呢？我只好退一步想了。任何社會對一個人的看法，其實都是來自兩個方面的，即有對這個人本身的，也有對這個人所屬的文化背景的。我只有告誡自己做人儘量要做得上路，至於我的暫時還是處於弱勢的，至少在媒體的宣傳上是大大處於弱勢的，文化背景所帶來的陰影，恐怕我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看來，我若要在末城混下去，今後每見四張白臉，是要預備吃癟一記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