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让我们左右难言

                                --读医言堂博及跟贴有感

吴按：本来跟贴，不期字数过千六。故先留言，也在本博发布以同更多的网友交流

刚刚读过了“医言堂”兄的博文：“莫言，一个被强奸者的憋屈”以及跟贴，深受启发。我非常认同医兄的两个论点：

--民众尤其的东方的民众有“谴责受害者”的心理逻辑。

--身处自由世界的我们是否应该对莫言先生多一点同情和多一份理解？

       对于第一个论点，我绝对赞同。在华人社会里，对于自己周边所发生的苦难现象，大家表面上得有孟夫子所说的“恻隐之心”，读书人更要有“浩然正气”来口诛笔伐；但在实际操作的理念却又是韩非子的“利害关系”。既不能对丑恶现象熟视无睹，又得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减少牺牲。所以选择一个成本较低的谴责或行动，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首选。小时候看抗日战争的故事或电影，我发现大多题材都是锄奸、痛打胖翻译或者勒索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再多一些就是端个伪军的炮楼等。我曾悄悄问一位曾在抗战时期在国军服役的邻居大爷（我称他叫“三爹”，也是老右派）为什么不直接报复日本人？ 他瞪大言对我说：报复日本人？那可就大祸了。除非是两军大战，各有死伤，如果平时对峙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某个士兵失踪、或者哨兵给干掉，那都会导致五倍甚至十倍的报复。所有他所在的第三战区的抗战后期，国军、新四军、日本军和忠义救国军尽管犬牙交错但大抵相安无事。三爹的说法还是无法让我信服。我想，汉奸、不法商人都是因为日本人的占领，如不敢打日本人，单单是打皇协军就可以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吗？ 但没办法，中国人的智慧是趋利避害的，即使是抗日也是选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久而久之，这种因害怕而躲避残酷的施暴者去谴责奴才帮凶甚至是麻木、懦弱的不作为者就成为了我们的思维定式。像医兄所举例的深圳杨武事件中，其实那几个施暴的联防队员既不是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也不是权力熏天的中共高官，但人们的思维惯性已经形成了。所以事发之后的第一时间都是网络媒体谴责这个不作为的丈夫的声音和杨武“我软弱、窝囊、没用，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也是最窝囊没用的父亲和儿子。我不能保护家人，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的喃喃自责。

       统治者越是残暴，百姓的自治能力越差，这种避恶责弱的舆论导向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再过两周就是圣诞了，我们一旦提及耶稣遇难，往往就会想到是犹大的出卖，两千多年的舆论也是这样影响我们的。但其实仔细想想：如果没有犹大的出卖，罗马总督也会找其他机会对耶稣下手的，只不过复活节的时间可能变化了。

       对于第二点我也是很赞同医兄的。在思想禁锢的大陆，文学写作也是一种精神抗争、一种底线试探和一种文化启蒙。刘晓波、余杰、胡佳等酣畅淋漓的战斗檄文固然需要，但文学的静水流深对普罗大众的启迪也是不可或缺，且在当今中国大陆尤其需要的。看看莫言的多次答记者问，他对自己文学作品中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和良知是非常自信甚至有点“自负”的。我可以这么说：在现今中国作协的衮衮诸公诸母中，莫言的良知一定可以进TOP10%。

       高墙外的我们对高墙内的莫言多一些理解，是绝对必要的。

       但跟贴中嘎啦哈兄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样是墙内的十几亿大陆民众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那几亿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失业人员以及面临被强拆、被强制堕胎的兄弟姊妹们，他们是否有权利对莫言的期望更高一些呢？这些人群其实就是莫言的生活中的素材，也是他的作品可以饮誉全国甚至影响全球的忠实群众基础。当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话的语境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你可否多做一些承担、牺牲一些官方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呢？还是说，我只是个作家，该说的我都在小说里说了，你们去我的作品中理解春秋大义吧？

       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嘎兄的表述：“莫言有不做稻草的权利，人民也有期望他的权利。”

       其实我们发现自从莫言得知获奖（相当于拥有了“丹书铁券”）的那一刻，他的说话尺度一下子放到很多了。他也在试图当局的底线、并在“不撕破脸”的情况下寻求慢慢突破。当然，大陆的百姓对他的期许高也是他寻求突破的支持和“借口”。

也难为莫言了！只是在当下乱象丛生、人心思变的中国，如果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精英们不多承担一些，吾曹其安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