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讓我們左右難言

                                --讀醫言堂博及跟貼有感

吳按：本來跟貼，不期字數過千六。故先留言，也在本博發布以同更多的網友交流

剛剛讀過了“醫言堂”兄的博文：“莫言，一個被強姦者的憋屈”以及跟貼，深受啟發。我非常認同醫兄的兩個論點：

--民眾尤其的東方的民眾有“譴責受害者”的心理邏輯。

--身處自由世界的我們是否應該對莫言先生多一點同情和多一份理解？

       對於第一個論點，我絕對贊同。在華人社會裡，對於自己周邊所發生的苦難現象，大家表面上得有孟夫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讀書人更要有“浩然正氣”來口誅筆伐；但在實際操作的理念卻又是韓非子的“利害關係”。既不能對醜惡現象熟視無睹，又得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減少犧牲。所以選擇一個成本較低的譴責或行動，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首選。小時候看抗日戰爭的故事或電影，我發現大多題材都是鋤奸、痛打胖翻譯或者勒索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再多一些就是端個偽軍的炮樓等。我曾悄悄問一位曾在抗戰時期在國軍服役的鄰居大爺（我稱他叫“三爹”，也是老右派）為什麼不直接報復日本人？ 他瞪大言對我說：報復日本人？那可就大禍了。除非是兩軍大戰，各有死傷，如果平時對峙時期，日本占領區的某個士兵失蹤、或者哨兵給幹掉，那都會導致五倍甚至十倍的報復。所有他所在的第三戰區的抗戰後期，國軍、新四軍、日本軍和忠義救國軍儘管犬牙交錯但大抵相安無事。三爹的說法還是無法讓我信服。我想，漢奸、不法商人都是因為日本人的占領，如不敢打日本人，單單是打皇協軍就可以將日本人趕出中國嗎？ 但沒辦法，中國人的智慧是趨利避害的，即使是抗日也是選成本最低的方式進行。久而久之，這種因害怕而躲避殘酷的施暴者去譴責奴才幫凶甚至是麻木、懦弱的不作為者就成為了我們的思維定式。像醫兄所舉例的深圳楊武事件中，其實那幾個施暴的聯防隊員既不是凶神惡煞的日本鬼子，也不是權力熏天的中共高官，但人們的思維慣性已經形成了。所以事發之後的第一時間都是網絡媒體譴責這個不作為的丈夫的聲音和楊武“我軟弱、窩囊、沒用，我是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也是最窩囊沒用的父親和兒子。我不能保護家人，沒有臉面活在這世上”的喃喃自責。

       統治者越是殘暴，百姓的自治能力越差，這種避惡責弱的輿論導向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再過兩周就是聖誕了，我們一旦提及耶穌遇難，往往就會想到是猶大的出賣，兩千多年的輿論也是這樣影響我們的。但其實仔細想想：如果沒有猶大的出賣，羅馬總督也會找其他機會對耶穌下手的，只不過復活節的時間可能變化了。

       對於第二點我也是很贊同醫兄的。在思想禁錮的大陸，文學寫作也是一種精神抗爭、一種底線試探和一種文化啟蒙。劉曉波、余杰、胡佳等酣暢淋漓的戰鬥檄文固然需要，但文學的靜水流深對普羅大眾的啟迪也是不可或缺，且在當今中國大陸尤其需要的。看看莫言的多次答記者問，他對自己文學作品中的政治理念、價值觀和良知是非常自信甚至有點“自負”的。我可以這麼說：在現今中國作協的袞袞諸公諸母中，莫言的良知一定可以進TOP10%。

       高牆外的我們對高牆內的莫言多一些理解，是絕對必要的。

       但跟貼中嘎啦哈兄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同樣是牆內的十幾億大陸民眾尤其是社會最底層的那幾億農民、農民工和城鎮失業人員以及面臨被強拆、被強制墮胎的兄弟姊妹們，他們是否有權利對莫言的期望更高一些呢？這些人群其實就是莫言的生活中的素材，也是他的作品可以飲譽全國甚至影響全球的忠實群眾基礎。當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說話的語境大為改善的情況下，你可否多做一些承擔、犧牲一些官方的榮譽和物質獎勵呢？還是說，我只是個作家，該說的我都在小說里說了，你們去我的作品中理解春秋大義吧？

       在這一點上，我更傾向於嘎兄的表述：“莫言有不做稻草的權利，人民也有期望他的權利。”

       其實我們發現自從莫言得知獲獎（相當於擁有了“丹書鐵券”）的那一刻，他的說話尺度一下子放到很多了。他也在試圖當局的底線、並在“不撕破臉”的情況下尋求慢慢突破。當然，大陸的百姓對他的期許高也是他尋求突破的支持和“藉口”。

也難為莫言了！只是在當下亂象叢生、人心思變的中國，如果擁有更多話語權的精英們不多承擔一些，吾曹其安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