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共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 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写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后写了１６年才写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并且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革命先烈万岁！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开讲家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

　　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

　　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又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做一件坏事……”

　　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

　　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烧给你喝……”

　　他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俯过身去，那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回去看《李将军列传》，这是我最爱的一篇。”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何须看，我早就背下来了：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家无余财，终生不得封侯。

　　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遭遇，本以为可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前，先死于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受辱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自刎。

　　我的公公为什么在这一刻特特嘱我读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共产党建政之后，他倾注全力于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广一样，没等他以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委”，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时间端正路线、开会、背诵主义教条，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竟是汉代李将军。

　　这是他要我读的么？

　　医生、我的婆婆，都催我离开，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情绪波动。我伏在床边不肯走，他们把我拉起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我现在给你鞠个躬吧，爷爷——”

　　我站在床边，深深弯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灵的敬礼。我曾在黎澍先生灵前这样深深致礼，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没有看我，也没有动。

　　我果然没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后。他是在异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离去的：他切嘱我的婆婆，绝对不许开官方主办的追悼会，不要官方悼词，不要通知任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终也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是刀笔吏！

　　５２年前，他从家里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讲“阶级”和“斗争”；此刻，他只要家里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亲人们送他走。

　　他弃学出逃的时候，顶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时候，切嘱要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学生装。

　　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自挽诗》：

　　　　　　　　　　　　　是非功过两茫茫，　　　　　　　　　　　　　死后何须论短长。　　　　　　　　　　　　　平生不问毁与誉，　　　　　　　　　　　　　扪心无愧自蹈扬。　　　　　　　　　　　　　结发上阵书生气，　　　　　　　　　　　　　此际只余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处是吾乡。　　他不愿去八宝山，我们将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这诗，王德嘉誊清之后，就镌在那方汉白玉碑上。

　　我的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都已经去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父亲。

　　我领略过父爱么？

　　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在那梦里，不知谁，也不知在怎样的一个情景下，总之有人确切告诉我：

　　“你的父亲么，就在那儿……”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张我平常睡的、空无一物的大床下，有一只空火柴盒，一只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种薄薄的、火柴还没有用完就会破损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后来的细节记不清了，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涧大河……我们——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护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个闪失，它会丢了，永远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哪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又怕这梦，怕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是这样么？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书中，读到“审父”二字时所受到的惊吓。我呆住了——审父？父亲难道可以审么？

　　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为走在“六·四”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确切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然在理念上接受“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

　　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父亲们一一离世后；

　　我—在—审—父，当“父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

　　我—在—审—父，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穷追猛打。这是一个时代，一种强权，当中国人醒了，成长了，不再幼弱无识地对“大救星”紧随紧偎；

　　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

　　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来越少。

　　我对它无比珍爱。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于北京秦城监狱　　　　　　　　　　　　　　　　　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原文注释：

⑴　这是我的乳名，因为生在重庆，父亲又名“大庆”之故。

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产党中央与“远方”的联络渐疏，第三国际要中共帮它建立自己的设于敌后的电台，父亲冒死赴北平。

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华社社长。

⑷　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所做的还是在修正他的无产阶级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尔巴乔夫，我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罢工，是因为对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这样为苏联的改革成功祈祷，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

⑸　共产党向来看重党内位置，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读文件）的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为党内新贵。得知国民党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１９３１年，瞿在党内大势已去。当中共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西极端危险，且带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王稼祥、聂荣臻、毛泽东包括毛一次次怀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⑹　妈妈因临产逃过了日本宪兵队撤退前的处决。１９４６年，国共合作，部分共产党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党的关系，立即转述亡夫的请求。组织的答复是：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自己将有很好的学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

⑺　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的褒奖状：“河北省大兴县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

⑻　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心中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向读者作戏。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革命大话。不过，他常常喜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后，不妨翻翻。”

⑼　她那时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彻底批判毛、刘精心营造的政治禁固的觉醒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觉醒与批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

⑽　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好象还是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古庙里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器奏出。这曲子他常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悲凉中的坚忍，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东人，轻俏绵软的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恐怕还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的祖先有关？

⑾　五十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吴晗有着很轻松自然的友谊，十三陵刚刚开掘，吴就领着他，当然还有我们一大堆累赘，顺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读书，看到他在广州期间曾尽力照顾绝无一丝阿谀的陈寅恪，心里更觉温暖。

⑿　我１４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

　　　　　　　　　　　　清平乐　《植树》

　　　　　　　　　　　　　三月薰风　　　　　　　　　　　　　吹遍秃山顶　　　　　　　　　　　　　挥镐植树林　　　　　　　　　　　　　石硬心更硬　　这黑板报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经常“主动巡视”每个孩子的房间）。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薰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减字句。”

⒀　他们兄弟二人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弟弟唐有祺赴美习化学，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门下，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⒁　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在大庆石油学院时，他的“滥用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死人的政治动员大会的。他是校领导，当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忍受。他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主席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力学。

Michael　Zhu　摘于《明报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编者注〗

１．中共党史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要将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叶剑英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得以逃脱，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然而徐向前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

２．文革开始时曾有广泛流传的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了彭关于党内斗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朱同叶向真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