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早大家吃点麦片，就随我去学校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找苏姗。苏姗六十多岁，高高胖胖的满脸慈祥，已经做办公室主任十几年了，在我们眼里她永远是个有求必应的老妈妈。她知道中国来的留学生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只要听说学校里有工作机会就会尽力安排介绍大家，有人找她帮忙要求缓缴学费也从不拒绝。这个学校在她眼里好像就是家社会福利机构，而不是私立大学。虽然有时一些人利用她的热心好施故意撒谎抢了真正需要帮助的同学的机会，大家对她从未埋怨过。

苏姗只听我把话开个头就哭了，边擦眼泪边迫不急待地问她可以做什么。我请她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好好求求情，一定要尽快把阿丰父母的签证批下来。苏姗马上一口答应，嘱咐秘书下班前提醒她，又把家里电话号码让我记下来，晚上再和她联系。

从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出来我们又马上去医院，要求医生开诊断报告只写阿丰撞车出了重伤，讲明只是给阿丰父母看的。医生不敢出假证明，把院长找来，院长答应如果有律师公证的话，医院可以帮忙。我急忙打电话让瑞克赶快赶来。

瑞克赶过来写好公证书，医院就把阿丰重伤的诊断书开给我们。这件事情落实了，我感到心里最重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看到我心情好了一些，何蕾马上提醒是午饭时间了，要带大家去医院旁边的一家咖啡店。

大家进咖啡店简单要了点吃的，坐在桌前都把目光转向我。虽然从早晨到现在我都没有一点食欲，明白大家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吃点东西。我勉强咬了一口夹了金枪鱼肉的三明治，一口咖啡喝下去觉得嘴苦心更苦，还是故做轻松地劝大家一道吃午餐。大家边吃午餐边听瑞克介绍他上午了解的案情。警察已经证明那个醉汉是酒后开车了，而且这次是在他因为上次酒后驾车驾照暂停后肇事，交给县检察官提请公诉不成问题。但是这个酒鬼穷得一贫如洗，就算他被判刑也没有什么财产做经济补偿。瑞克建议我仍然要求五万元的补偿金，尽管明知这个酒鬼根本付不起，只要我们控告他就可以给法庭施加一定压力，尽最大努力让他受到法律惩罚。“他最多也就是在监狱呆两年，很有可能驾照吊销后进戒毒学校半年就算了。”瑞克气愤的说，“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干什么的了吧，就是保护????罪犯的。”

我眼泪不禁又流了出来，难道我的阿丰这样被人撞死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心里好一阵酸楚，把三明治放在桌上痛哭起来。

大家急忙又安慰我。稍后我抑制住悲痛，让陈津饭后带雅敏回去，今后的几天有何蕾陪我就可以了，雅敏把“最新指示”一个人扔在家里毕竟不是办法。瑞克说他还有其它案子要处理，走前嘱咐我把美国领事馆的电话找来给他，他也要打电话替我们求情。何蕾一直陪我在咖啡馆坐着，我哭她也陪着抹眼泪，直到在那坐了很久才带我去系里同大家见面，顺便把诊断书传真到公公单位。

我们把传真发出去从系办公室出来，走廊里就挤满了研究生。不同国籍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悲哀，我心里觉得十分温暖。我流着泪感谢大家的关心，心里更慨叹中国留学生们，平时因为经济压力大家时常为了一个送报纸或一份餐馆外卖的零工发生争执，到了这种时刻，同胞的手足之情立即展现出来。如果这种真挚感情在日常生活里也体现出来，我们还有什么难关不能逾越呢？我觉得心里的痛苦孤单顿时减缓许多，发誓无论今后走到哪里遇见什么，都一定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同胞。

从楼内走出时我见到大门上第一张号召大家捐款的通告，这时我眼里流出的不再只是悲伤，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随后在校园的报刊栏内告示板上一张又一张的通告都出现了，我流着眼泪把每一张通告都读了。我爱你们，我的同胞们！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我要报答你们，好好地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