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80年代的科技大學
80年代是自由主義在中國萌芽發展的時代，文革後的反思，中國知識階層開始能夠在比較寬鬆
的環境下有限度地比較和思考文化思想體制等諸方面的問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天高皇帝
遠的USTC（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自由主義思潮，領軍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FANG LIZHI以及
略為保守的以改革著稱的溫元凱。而FLZ無疑是引導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體物理研究的FLZ，他對前輩自由主義大師胡適的學說和觀點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觀
點，是作為第一批去國外訪學的學者比較和觀察中西方科學文化社會所得到的樸素見解。以現
在的眼光看是相當稚嫩和樸素的，也是相當保守和溫和的，與給學生和公眾演講時有些誇張的
言語和比喻不同，他其實主張換藥不換湯不流血的英國式革命。加入GCD時對學生說他才是真
正的GCD員，要幫助D改革D，他的情感是真摯的。同時恢復黨籍的項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
派）更激動的腦溢血。雖然FLZ對溫元凱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課時對我們（學生）不無挖苦
地說：當邊界條件和初始條件確定時，（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並非FLZ溫元凱幾個人的努力，而是大環境和小氣候合力形成的，
儘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領域仍然不斷有控制的舉措，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不過對科技界影響卻不大，公派的大批訪問學者和留學熱，以及不斷來訪的國外學
者，使中國對世界的了解幾乎突然敞亮起來。鄧小平搞的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客觀上讓已經不
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幹部退出了科教系統的領導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過正規教育的黨員幹部，
他們當然不會直接附和FLZ等人的言論，但內心卻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輕大學，着眼於前沿基礎研究和高技術，屬科學院直屬大學，口
號是所繫結合，科學院各所所長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長張文
裕，副主任何祚庥，數學系系主任華羅庚等。但是文革時，由於林彪要搞備戰，USTC從北京下
遷到合肥，所里兼職的教師以及會鑽營的黨團幹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機構更把
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認為不可靠的人發配到科大，其中就有FLZ以及他的“難友”，如
尤峻漢張家鋁吳杭生等，可以說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師骨幹相當多是北大畢業的右派或准右
派。文革後期和粉碎四人幫後，擔任黨委書記的劉達相當重視和尊重人才，溫元凱就是被他從
礦山調進科大的。眾多經歷文革反右的教師雖不敢象方 勵 之那樣公開場合暢所欲言，事實上
卻是FLZ的堅定同盟，學生雖然都是學習理科的，思維卻並不呆板，眾多的對外交流相當熟悉
歐美的情況，因此對FLZ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理念大為讚賞和共鳴，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那時名義的校長是郭沫若，郭死後副總理方毅兼了幾天校長後是嚴濟慈當校長，後來為改變校
長長住北京有名無實的狀況，84年底把物理所所長管惟炎調到科大當校長，同時受教師學生擁
戴的方 勵 之也在即將退休的副校長錢臨照力薦之下出任副校長。（87年管和方同時被免職，
89時管在美國，後在李遠哲推薦下到台灣清華大學作教授，曾以台胞身份回國並跑到科大，後
被遞解出境，2003年新竹遇車禍身亡，終年75歲）
管惟炎14歲就參加GCD領導的抗日活動，黨齡比江則民還長，留蘇（前蘇聯獲諾貝爾物理
獎卡皮查的研究生）回國後在物理所當團的負責人，歷次運動中都是左派人物，江湖傳聞方
勵之反右後期被重新打成右派就有他一份功勞，在物理所口碑並不好，擔任科大校長後，恐怕
重新認識和反思了過去的若幹事情，也許包括對方本人的歉疚。所以對方 勵 之相當支持，使
方得以大刀闊斧在科大營造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學氛圍，自己則主要抓食堂伙食教師取暖之
類的事情。那段時間可能是科大最黃金的歲月，到處生機勃勃，師生共同懷抱科學救國民主救
國的單純理想。即使我們那幾批所謂新三屆（77。78。79）學生已經陸續離校，偶爾回去仍然
能感受撲面而來的朝氣。相對被GCD控制較死的北大清華，中外學者更願意到科大交流演講，
李楊丁肇中這些華裔科學家幾乎每年都要到科大訪問一次，USTC是中國當時先鋒思想的大本
營，FLZ是當之無愧的民主教父。
不過把FLZ想象成處心積慮的反D分子是GCD僵硬老人的誤讀，方的很多政治言論在我看來
並非什麼深思熟慮的政治綱領，而是類似北京侃爺（方是北京出生長大的，很有點北京青年玩
世不恭的作派）的隨心信口，87年以前，FLZ其實是真心想幫助執政黨回到民主科學的軌道，
是之後對他的批判打壓造成了他對體制的徹底絕望。而嚴肅缺乏幽默感的黨政大員，把方的一
些玩笑話諸如引進總理啊，殖民三百年啊以及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誰怕誰之類的只言片
語當成了挑釁和反動。
對改革的方向FLZ也是模糊的，去過北歐後，他對北歐執政的社民黨創造的富裕安詳的高
福利社會大加讚賞，暗示中國應該仿效。而對老布什說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個人
主義者也相當認可，認為中國走自由竟爭的市場經濟才是最佳路線，完全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
其實是矛盾的。
FLZ對計劃經濟的批評，對各種空想口號的批評，對長期迫害知識分子的批評，對違背
憲法法制的批評，老實說基本上沒有超出街談巷議的範圍，還沒有當時體制內的思想文化界知
識階層和黨務工作者來得深刻和系統，不同的是FLZ把這些私下的議論敢於擺在台面公開給師
生，擔任副校長之後，更熱衷於到處演講，甚至連我現在呆的末流大學FLZ當時也到過，這些
以學術內容為主要題目的演講其實涉及時政的並不多，但把所有的隻言片語串聯，就給上面造
成了FLZ到處煽風點火的印象。例如FLZ對學生說他堅決擁護真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GCD，但
是也要堅決抵制幫助GCD避免出現重大錯誤，提倡知識階層獨立的思想立場和對政府的監督批
評，現在看來不過是相當溫和的改良意見。我現在高校很封閉保守的師生都並不認為FLZ言論
過於離譜，對他的酒量印象更深刻些。應該說8·9以前，FLZ基本上是希望在體制內進行改
良，藉助知識階層的呼聲監督制約執政黨政府的行為。並不是要徹底推翻GCD的領導，特別在
80年代初，FLZ多次強調激烈的階級鬥爭流血衝突無助於社會的進步，常常列舉英瑞北歐的發
展例子。關於這一點，應該說趙ZY和胡YB兩位總書 記都沒有誤讀。
不過我感覺FLZ倒是誤讀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對改革開放的大氣候明顯過於樂觀了，一方
面鄧小平主政後對科教相當重視，另一方面一些文 革時期受壓甚至坐牢的幹部擔任領導後，
能夠從自己的切身體會體察長期被迫害的知識階層的痛苦，政策上比較寬容。其中兩個關鍵人
物就是總 書記胡YB以及擔任過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胡反右時下手十分狠辣，文革後擔任過
一段時間的科學院黨委書記，對當年自己整過的右派深懷內疚，落實政策十分積極。學者出身
的朱厚澤是從貴州到中宣部的，文革時長期坐牢，同監的幾個政治犯有屬於鄧一派的老幹部秦
XX，以及普通幹部教師丁庭模，李XX。文革後朱丁都做到省委（副）書記，朱更被多方欣賞曜
升到中央，朱的開明睿智極受知識階層的歡迎，他本人在黨內也極力提倡破除個人崇拜，避免
強人政治，加強黨內民主，甚至是憲政法制的倡導者，屬於顧准一類人物。
學生的迎合和共鳴也是推動FLZ成為自由思潮旗手的重要原因，USTC前幾屆的學生和其他大
學構成相當不同，當時管理者的思路要把USTC辦成培養基礎研究高級人才的小型大學，招收學
生對年齡控制較嚴，其他大學77，78的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從10多歲到30多歲，而USTC 77屆
年齡最大的學生也僅22歲，78級學生平均年齡不到17歲，基本上是中學應屆畢業生甚至在校
生，名氣很大的少年班平均年齡還要更小些。和現在被應試教育訓練得有些呆板的學生不同，
大多數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靈性，除了科學上的抱負，也有強烈地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精
英意識。由於沒有經歷上山下鄉等苦難，也沒有親身經歷政治鬥爭的殘酷，頗有點初生牛犢不
怕虎的氣慨。與現在北大清華獨領風騷不同，USTC當時學生錄取分數平均遠超其他高校，即使
北大最牛的物理系也落後科大很多，思想意識也偏保守，這使USTC學生自我感覺相當膨脹。若
干年後還有人不無微酸地嘲笑北大現在經濟領域幾個標誌性的人物，稱這些計劃經濟理論都沒
有學清楚的貨色，居然成了研究市場經濟證卷投資的大師。
研究生中思想活躍的更多，象陳平這樣粒子物理方向的研究生長篇大論討論的卻是農村
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一些不請自來的社會活躍分子在大學任何角落發表高見都能找到聽眾，
記得一個研究創造學還是人才學的老兄在老圖書館前面台階上侃侃而談，短時間就吸引了大批
聽眾。一位從未見面的青年詩人，不知從誰那裡知道俺喜歡點評詩歌，中午跑到我的床邊大聲
朗讀他的新作“年輕的雲”。廢掉了一個午休。
政治上的無畏並不單純是勇氣，國門打開後，大多數學生把拿資助出國讀博列為自己的
人生規劃，留在國內的也大都進入政治壓力不大的科研機構和高校，所以並不懼怕不利的政治
鑑定和可能遭遇的政治迫害。幾次學生運動敢於發表激烈觀點的活躍人物，不少兜里有了簽證
或拿到了有資助的錄取通知。
和外界想象以及後來的發展不同，FLZ早期給學生的言談相當謹慎保守，即使後來也從未
在學生面前談到自己過去的苦難。早期出席一個學生座談會時，當數學系一個比較牛的學生指
責黨史課充斥毫無改革的陳詞濫調後，FLZ才微嘆口氣：你真象我年輕時候。
也和溫元凱喜歡撰寫演講有關改革的話題不同，FLZ並沒有一篇文章是討論政治社會話題
的，不過作為性情中人，一些犀利的評論在學生的詰問和“誘導”下往往會脫口而出。記得有
人提起老鄧說的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過去的錯誤是好心辦壞事和權當交學費的意見後，
FLZ不以為然發表了類似觀點：西方市場經濟已經積累了成功經驗，別人趟過的大路不走，偏
要自己盲目交學費瞎走。辦壞事的人沒有一個會承認自己是壞心眼的，都是好心辦壞事。毛澤
東如此，希特勒東條英機也是如此。撤職到北大後大概又引申了上述觀點，也許這就是FLZ被
指責要搞全盤西化的起因吧。
不過總的來講，USTC學生由於年齡閱歷以及學科原因和關心重點（大都希望在專業領域一
展所長），對中國政治和政治改革所持態度是幼稚而又過分樂觀的，其精神口號乃至方法基本
上還是以GCD傳統教育中愛國主義和群眾運動為支點，這種模式蔓延到北大等京城高校並在89
春天形成的請願時，黨內高層頗有點哭笑不得的感覺，因為愛國主義和群眾運動一直是GCD兩
大法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確實引起黨內各層次的震動和反思，和前幾次政治風波不同，
黨內的極左派最初面對學生請願幾乎集體失語，因為反對腐敗反對“官倒”也是他們樂見的，
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權力尋租對傳統的GCD人特別是自己分不了一杯羹的黨務工作者，也是深惡
痛絕的。
顯然經歷文革的黨內元老勾起了對文革紅衛兵運動的記憶，也觸動了關於黨的領導和政
權穩固的底線，以後的發展幾乎是必然的。FLZ和鄧小平都改變不了什麼，沒有鄧也會有其他
元老走這條路，這裡不擬再評論，以免帖子突然被刪掉。
以FLZ為代表的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潮在80年代的萌芽發展和在89走向高潮並解體，有其
歷史的必然性，表面的起因是人民代表選舉，爭取憲法保障的自由和反對腐敗反對“官倒”，
深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改革開放後社會各階層利益失衡。特別是知識分子，獲
得較多話語權和較高社會地位時，經濟地位卻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雖然加了幾次工資，但與飛
漲的物價比知識階層的收入相對其他階層並沒有顯著提高，所謂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決非笑話。農民通過承包土地提高了收入，工人依靠獎金得到小
康，官員依靠權利尋租夥同不法商人通過計劃和市場兩種價格體系博取巨大利益。對此感到不
滿的知識階層自然會對西方的民主理念成熟法制經濟繁榮產生嚮往，希望通過學生運動走向改
革，這從絡繹不絕進入廣場鼓勵學生的人群構成不難得出答案。然而這種為“理念”而不是為
“生存”的抗爭很難得到其他階層的真正理解和堅定支持，瓦解和失敗也是必然的，而帶來保
守思潮的全面專政客觀上延緩了改革的步伐，使遏制腐敗的社會呼籲社會力量幾乎消滅殆盡，
整個社會在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物質繁榮時不可避免地進入集體腐化，已經不是體制內的紀律
和規章所能改變和約束的，以此為轉折，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個人利益團體利益為主導的時
期。
所以89的損失遠遠不是幾百個生命和少量財產那麼簡單，摧毀的是幾代知識青年積累的理
想主義信念，這種信念在5·4得以光大重現，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打擊，但即使在文革中也沒有
完結，然而幾乎一夜之間，理想主義精神在中國幾乎消失殆盡，誤以為口號和熱情就能帶來社
會進步的80年代青年，驚愕地發現政治改革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光榮和夢想，而可能是流血
和犧牲，是高風險無收益的行當。所以不少人“顛”了“得”了“菘”了，更多人選擇的是
“投”了和“抱”了，這種“投”是無可奈何的投奔和依附。抱了不是李敖所說的別具深意的
擁抱GCD，迫使他改革和進步。而是以自己的個人利益為最大導向的攀附和加入，這也是當今
主流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他們中不少欣喜地發現，原來不必“抗爭”，“合作”和“共存”
反倒能帶來最大的個人利益，雖然丟掉的是社會公正和社會良知。但畢竟現實主義是多數人的
行動準則。
無可諱言89的結局成了民族軀體上一道難以癒合的傷口，可悲的是造成這道傷口的雙方
都是廣義的真正的愛國者，無論是FLZ代表的渴望改革融入世界文明體系的知識階層還是以鄧
小平為代表老派GCD人，他們的根本出發點還是中國的進步和強大，但是在不同主義和理念的
嚮導下演變成不可調和的悲劇，不是幾聲嘆息就能PASS的，就我個人而言，徹底領悟甚至超越
了胡適所說“少談點主義，多解決點問題”的含義，放眼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人物，無
論是GCD還是國民黨，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無論是FLZ還是鄧小平，乃至GCD內形形色色
的派別和路線鬥爭，即使是所謂的四人幫，他們的最終目標難道真有不可調和的差別嗎？既如
此難道真要為名詞之爭主義之爭你死我活嗎？是否我們都忽略政治最基本的功能含義----妥協
和調合。人類幻想的理想社會不就是希望公正平等的大同世界嗎？而創造和諧的社會不就是平
衡各階層利益，使之在公正的旗幟下共同繁榮和進步嗎？只要我們---包括政權所有者不予設
前提方法方式，以人類的權益為嚮導，實實在在地解決問題，有什麼不能逾越的障礙？
現在十多年過去了，89當事人作古的已經作古，活着的已步入中年，已經能夠用理性客
觀務實的思維對待歷史，既如此，我們有緊迫的必要癒合89的傷口，擱置爭論，求同存異，把
責任，分歧這些敏感問題留給後人和歷史。合力面對中國社會的巨大挑戰，解決和疏導各種日
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在開放中達到和諧，而不是以高壓鞏固穩定，高壓對理性且懦弱的知識階
層也許設置了障礙，但是對爭取自己生存和利益的工農族群卻用處不大，風起雲湧的工農示
威誰鳥那個“游 行 示 威法”？而引領中國工農的思想基礎並不是有成熟法制先導的西方民
主思潮，更多是李闖王這樣的革命草莽。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並非全是進步和改良，而是破
壞和混亂。
89的直接導火索是胡耀邦的去世，引起了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不平，導致胡耀邦下
台的表面原因是86年底發起的學生運動，使胡耀邦背上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指責，深
層的原因之一就是反腐敗觸動了一些高層的面子和利益，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冒犯了小平等
黨內元老的權威。無論如何，胡後期無論給黨內還是青年學生以及社會大眾都是疾惡如仇剛正
不阿的正面形象，因此是現當局和知識階層都肯定都能接受的人物，明年的紀念活動，釋放了
當今領導人尊重歷史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信號。朝着客觀看待89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這還不夠，還需要更開放的思維，在我看來突破口就是在FLZ身上。
無可否認，FLZ引領的自由主義思潮是導致89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現在應該已經調查明
白，FLZ本人和學生的具體行為並沒有直接關係，而學生的集 會，絕 食，上書，目的動機都
是憂國憂民、為國為民，你可以批評他們在廣場長期聚集的行為給治安管理帶來困擾，卻不應
該誤讀學生在愛國主義前導下的赤誠之心。你可以懷疑指責學生的“政治目的”，卻應該明白
他們的呼聲代表的人心和公意，而他們的目的並不和GCD的終極目標相悖，無非希望這塊生存
的土地更文明更富強更自由。以敵對眼光和思維看待89的學生運動，是最終過度使用武力造成
難以挽回的悲劇的重要原因。和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退伍軍人抗爭不同，當時聚集在華盛頓中
央廣場的退伍軍人幾乎人手一槍，並都誓言要武力抗爭，因此美國民眾最終認可政府採用重型
武備進行驅趕是不得已之舉，是代價最低的方式。50年代西德政府採用有限武力驅趕示威群
眾，是在東西方對壘恐懼克格勃滲透的態勢下進行的，即使這樣也沒有導致大規模的人員傷
亡。應該承認處置89的政府行為確有不當之處，這也是當年小平先生意識和認可的。從我們旁
觀者角度，如果不誤讀學生動機，政府和學生互相給點“面子”，決不至於造成人心至今不
平，怨聲至今不絕於耳的狀況。領導人出訪也不會到處遭遇抗議的尷尬局面。民族的內部矛盾
演變成向世界裸露的巨大傷口，客觀上成了親者痛，仇者快的無奈現實。更使其它國家和民族
乃至台港和海外華人質疑我們的常識和智慧。
所以以客觀的眼光重新審視89，給傷亡的群眾及家屬予以撫恤，特別是容許去國多年的
以FLZ為代表海外流浪人士回國探親訪問，是化解敵對戾氣，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必要舉措。通
過一兩年調整解決過去的矛盾，建立和諧互信的民族氣氛，以期在08北京奧運會上展現全民族
的團結民主進步。否則無論怎樣設防，只要民心不平，民氣不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得不到
有效化解疏導，積聚演變的結果是大家不願意看到又不可避免的，屆時奧運會的火炬極有可能
成為燎原的火種，點燃的是長期淤積的憤怒和反抗。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我對中國社會乃至
各種政治勢力長期觀察評估的結果。
知識階層也要放棄對89全面“平反”的念頭，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個要延續的
政府都不會容許群眾長期盤踞中央地帶，承認學生的行為不夠理智科學，或者說在當時不是最
妥當的選擇，也有利於知識階層反省今後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退一步說，就象當初我對學生
這樣說：如果你認為是秀才遇見兵，講理不起作用時，為什麼還要講下去呢？為什麼不能等對
方有理智有文化後再講呢？絮絮叨叨糾纏下去挨揍，打人者固然野蠻，那挨揍的不也太傻嗎？
所以當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必須明白文化上的理想主義情結要用現實主義甚至機會
主義的手法予以編織，通往真理的道路直線前進未必就一定敏捷，阻礙較小的曲線往往前進得
更快。深刻的思想美妙的終極目標如果沒有傳遞的渠道和接近的路徑往往一錢不值，這個道理
應該說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現在還不明白。文化加入了政治後就必須具備政治思維，而不能簡單
用對錯這樣的二元模式進行思考和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