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瑣事親曆紀實
我不是馮先生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更算不上是他老人家的三親六故，本來是沒資格撰寫“瑣事親曆紀實”這類回憶文章的。只是作為一名曾經親自拜訪過他又得到了他當場指教的學術晚輩，多年以來，此情難忘。在我今天事業有成、學有專攻之時，寫下此文以表達我對他的懷念和感恩之情，這篇並非“踐越”的文字，相信該不會辱沒了他老人家的名聲，更不會引起馮先生直系或再傳直系弟子們的不快吧。
1987年3月29日上午10點40分，我來到了三松堂，拜訪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老先生。那時，我家住昌平縣南口鎮，到位於北京大學燕南園的馮家至少需要一個半小時。那時的交通還很不方便，我是早晨8點40分左右乘火車，從南口先到清華園站，然後坐汽車到北京大學下車，再進入北京大學，找到燕南園的馮家，已經是10點40分了。開門的是長相酷似馮先生的中年男人，也留着一把山羊鬍子，和馮先生解放前的蓄鬚照片非常的接近。他把我領進三松堂，然後他走進臥室，和馮先生大聲地說：“C先生指派他的弟子來看望您了，正在書房等您。”
他說的C先生，是我的一個老師，美籍國際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家，當時C先生和我從未謀面，只是和我保持長期的書信來往。只是本着對我的信任和關愛，一個多月前，他給我來信，指派我代表他親自去拜訪北京城內居住的十幾位一流學術大師，這些人從錢鍾書、梁漱溟、馮友蘭到湯一介、李澤厚等等。C先生說：“我要向他們正式介紹你，讓你和他們認識，目的是為你製造走進學術界的機會。請複印我給你的此信，去拜訪他們。”他的信後附錄了這些人的家庭住址和電話。他知道我研究《周易》，於是他又介紹我和他的一個研究《周易》的好朋友——也是美籍華人學者的Z教授相識。Z先生知道C指派我去看望馮先生，立刻給我打了來了國際長途電話，順便交代了他感興趣的幾個問題，讓我當面向馮先生請教。於是，我先給馮先生寫信，說明來意，請他安排恰當的時間，我來拜訪。一周后，馮先生親自回信答覆。特別告訴我：他最近有些雙目失明，不便見客，勸我不要來了。沒辦法，我只好立刻打國際長途電話向C和Z兩先生匯報，他們卻一直勸我立刻來，時間不等人。於是，這才有了我的3月29日之行。
我決定拜訪馮先生之前，沒敢事先通報給陳來和張躍二人。張是馮指導的博士。陳那時是馮的助手和哲學系的副教授。我知道如果事先通報給他們中任何一人，肯定是去不成了。尤其是陳來。我不想給馮先生和他本人製造一個憑藉陳來的個人關係來拜訪馮先生的印象。（不過，陳來對我有大恩，這是我個人永遠也無法忘記的！我對他的唯一報答方式就是：當年馬策和王朔赴美留學時，我個人拿出了我當時僅有的2500美元的存款，借給他們，從此他們再也沒有歸還我。我知道，那時陳來對我和王朔寄託了很高的期望。可惜，最後，事與願違，他的期望相繼破滅了。是的，馮、張、任的親戚連姻不是誰都可以模仿的。）
我坐在三松堂的沙發上等待着，在一面是古籍的書架對面，牆上掛着的居然是陳煥章的書法拓片。我不知道陳煥章和馮先生之間有何關係？但我知道他是1911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算起來他是馮先生的學長了。不過，因為當時我只想着他和馮先生的關係，卻忘記了那幅法帖的具體內容了。正在這時，突然從臥室里逐漸傳來一陣沉重而緩慢的腳步聲。那聲音幾乎不是在走，而是在緩慢地挪。聲音沉重而且清晰，使靜靜的三松堂立刻顯得異常緊張而神聖起來。我看了一下表：10點42分。我不知道從馮先生的臥室到三松堂的具體距離，但是我卻深切地感覺到了一個偉大的哲學老人正在吃力地挪着沉重的腳步，接受他的一個老朋友、美籍華人中國思想史家C先生指派的中國學生的專程看望。本來，馮先生完全可以讓家人將我帶到臥室內，看一見躺在床上的他，然後就可以送客了。但是，馮先生卻完全沒有這樣做，他幾乎是按照接待他的那位老朋友C先生的身態，來認真而真誠的接待了我，一個當時才24歲、幾乎比他小了整整70年——我那時的真實身份只是一個剛剛被轉正定級為“北京鐵路電氣化學校文史教研組助理講師”而已的北京青年。一剎那間，我突然感受了他老人家特殊的人格力量和尊嚴，正是在那一時刻，我當即決定：我將不再轉達Z先生托我向馮先生請教的那幾個問題。幾十年後，我一直為我自己的瞬間的這一決定感到自豪，因為我沒有讓他老人家因為我的到來而再次受到侮辱或者引起不快。這沉重的腳步聲一步接着一步在緩慢而緊密地挪動着，當馮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看了一下手錶；10點51分！
——在電影、電視和書中照片上看到多次的那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的面前：過胸的雪白鬍鬚和臉上十幾個微黑的老人斑，身着深藍色中式對襟上衣的馮先生，依然戴着厚厚的眼鏡，終於站在了我的面前。那位中年男士扶着他坐在沙發上，我立刻對着他深鞠一躬才敢坐下。然後，我開始仔細地端詳着他，仿佛在審視着一個世紀哲學的滄桑巨變。我那時由於緊張和崇敬，一時間竟無法說出話來。馮先生對着我微笑起來，伸出手拉了我的手一下，說：“不要緊張，小伙子。C先生和Z先生好嗎？”我這才如夢初醒，於是開始了我的轉達問候和學術請教。
“馮先生，我是研究《周易》的。您能給我推薦幾本英文《周易》嗎？”我問。
“哦，英文的。基本上沒有可以推薦的。我很多年不看英文的《周易》注本了。你注意到他們是怎麼翻譯的《繫辭》講筮法的那幾章嗎？基本上是不可信的。”馮先生答。
“Z先生曾經告訴過我，‘讀已經出版的《周易》英文本等於浪費時間。’您是覺得他們翻譯的筮法那幾章有問題？”我問。
“嗯，不光是這些。我過去也試着算過。所以更知道他們沒翻對。”馮答。
“真的？馮先生，是什麼時候？”我問。
“是西南聯大的時候。不過，我不是給我個人算卦，我那時是在試着推算國運。哈哈哈。你在C先生那裡是哪一年畢業的？”馮答。
“馮先生，我還沒有見過他。我一直和他有書信來往。要是有機會，我真想成為他的研究生。我會努力的。您只是在西南聯大時才驗算過《周易》？”我問。
“對呀，那時候心情不好，國家、民族和個人前程都不好說。”馮答。
“您最近身體還好嗎？”我問。
“眼睛不好，年紀大了，病主動找來了。不過基本還好。你和Z先生也沒見過？”馮問。
“是的，他是C先生介紹我認識的。也是個對我很好老先生。他還想讓我問您幾個問題。我說最好讓他給您來信問，以免我轉達不好。”我問。
“他常有信來。也沒什麼大問題可談。C先生今年高壽了？”馮答。
“快七十了。身體很好。您最近還在帶博士生？”我問。
“已經不招新的了。現在還有沒畢業的呢。”馮答。
附帶說幾句；
Z先生讓我當面向馮先生請教的問題是：
一、“馮先生和梁漱溟先生最近幾年來往多嗎？”
二、“馮先生怎麼得罪的錢鍾書先生？”
三、“哪裡可以得到馮先生的文革時代寫的42首古體詩複印件？”
而C先生卻只是讓我“代表他親自去看望一下最近馮先生的身體和工作，向他致意”。
“我認識你的學生劉笑敢老師。”我說。
“哦，是嗎？他很不錯的。”馮答。
1986年的夏天，我曾幾次在安定門外的外館斜街附近，看到劉笑敢推着自行車，車後座上坐着他的年幼的兒子，他那時的老婆並排挨着他行走的場面。只一次和他打了招呼，那次是劉笑敢審查第一屆中國中青年哲學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會的論文，我的論文入選優秀論文。那次，劉笑敢主動叫住了我，說：“你的論文寫得不錯，張（岱年）先生很肯定。”這溫馨的夫妻攜子場面，曾經讓我為劉笑敢教授祝福。但是，後來聽說劉教授放棄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工作赴美後，這和諧的場面事與願違而相繼破滅了……我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過他。雖然最近幾年劉笑敢教授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工作後，他和國內學術界來往很密切，但是我卻已經脫離了中國哲學界。我最後一次出席中國哲學的學術會議是2000年在北京舉行的國際中國哲學大會。那次大會上，我還見到了多年不見的我的一個老師、忘年交的朋友，馮友蘭先生的學生金春峰教授。當然，還有伍雄武教授等人。我們也是多年不見了。
——從此以後，我不再是中國哲學、思想史學界的一員了。我發誓！
這時，那個中年男人端着茶走進三松堂，送給馮先生，也給我放了一杯。我理解這是要送客了。才開始一會兒，我很珍惜這段短暫的時間。就主動說：“馮先生，我可以再打攪您幾分鐘嗎？”馮先生說：“沒關係，你平時也沒機會來。你家住哪裡？你在哪裡上班？”馮問。
“我現在在鐵路電氣化學校文史教研組上班，我家住昌平縣南口鎮。今早坐火車過來的。”我答。
“辛苦了。我信中告訴你不必要來了。C先生準備哪天來北京？”馮問。
“他老人家等我把今天的情況向他匯報後，看您的身體和時間安排，他再決定。”我答。
“你現在怎麼研究《周易》呢？”馮問。
“馮先生，我只是想從文化人類學和發生認識論角度，結合考古和古文字學的材料，重新審查卦爻辭。計劃撰寫一本書。”我答。
“你找過張岱年老師嗎？”馮問。
“我給他老人家寫了信。還沒去呢。我想下周去。”我答。
“過去，郭老這麼研究過。結論不一定合適，但還是值得關注。你知道沈有鼎嗎？”馮答。
“聽說過沈先生。不認識。”我答。
“他兄弟三個，名字分別叫乾、坤、鼎。他懂《周易》，邏輯學家。”馮答。
“我會拜訪他老人家的。馮先生，謝謝您接見我。”我看到馮先生臉上微泛出倦意，意識到我該走了。
“我會把今天您的全部指導轉告兩位先生，請您多保重。”我說。
這時候，宗璞老師走了進來，我立刻起身告辭。宗璞老師對我微笑着送別。我最後看了一眼馮先生，他頭微微後靠在黑色沙發背上，和胸前的銀須形成鮮明對比。
走出馮家，我到北大未明湖，找湖邊一個安靜的地點坐下，望着湖水，仔細回憶着剛才的每一個對話和場景。匆匆在日記上寫下了幾句要點。中午，在清華園火車站附近的小飯館吃完午飯，坐公共汽車返回位於南口鎮的北京鐵路電氣化學校文史教研組的辦公室中。我立刻給C和Z兩先生寫信，詳細匯報了我的拜訪馮先生之行。同時，也給張岱年先生、任繼愈先生和錢鍾書先生寫信，要求來拜訪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