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42）

先結論後列舉證據

張三向災區捐款10萬元，張三長期堅持義務獻血，張三是好人。日常語言中，“先列舉證據後結論”或許可以說是慣例。刑事法律判決書，通常也是先列舉罪行（犯罪事實）再確定罪名，也就是作出結論。

詩中有大量相反的情形。“先結論後列舉證據”似乎可以極大地提升詩的藝術魅力。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賀知章此詩句中，前一句詩包含了某種結論——“兒童”與自己眼中的那個“客”是“不相識”的，後一句內容上是對這一結論的證明。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是杜甫《春夜喜雨》的前四句詩，“雨”乃是“好雨”，這是一個結論，“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以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此三者都是顯示“雨”是“好雨”的證明。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這是白居易的詞《憶江南》。“江南好”分明是一種結論，後面的所有內容，都是在或間接（第二和第五兩句）或直接（第三和第四兩句）地證明“江南”的確是“好”的。

《論語》記載了孔子若干體現了“先結論後論證”結構的話語：“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邇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孔子是極有詩人氣質的哲人。

“先列出證據後結論”是對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要求，體現的是一個公民的理智和成熟，“儘快對人或物的性質作出結論”對於個人卻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否則，人們簡直就難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詩中的“先結論後列舉證據”有顯著的藝術魅力，當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儘快對人或物的性質作出結論”這一原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