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對社會的貢獻真的不小，人們該好好記住他才是。 =========================== 2008年8月20日，曾在湖南工作22年的華國鋒同志去世了。 華國鋒是新中國誕生前夕南下到湖南工作的，從1949年2月開始，他先後擔任湖南省湘陰縣、湘潭縣縣委書記，1954年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等職務。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以後，中央調張平化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工作。湖南是個魚米之鄉，華國鋒在湖南的多年工作中，長期從事基層領導工作，對湖南農業生產的情況非常熟悉，對糧食增產問題十分關注。他曾主持興修了洞庭湖排澇、韶山灌區等大型水利工程。談起華國鋒同志對雜交水稻科研與推廣工作的支持，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十分激動，對華老充滿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京開會期間，去華國鋒同志家中探望，兩人手拉手，親切交談。 （照片由袁隆平先生提供） 事情還要回到42年前。1966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的前夕，當時在湖南安江農校從事水稻育種研究的袁隆平經過幾年的科學試驗和理論探索，總結出一篇題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論文，發表在由中國科學院主辦的《科學通報》（1966年2月第4期）上，很快被國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發現，並及時報送局長趙石英閱示。趙石英對此事非常認真，認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國內外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將對糧食生產產生重大影響。於是立即請示國家科委黨委書記聶榮臻，聶老表示支持。趙石英及時以國家科委九局的名義，向湖南省科委與安江農校分別發了便函，責成他們支持袁隆平從事這項研究。在“文革”中，這個便函起到了保護袁隆平與雜交水稻項目研究的雙重作用，主持國家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元帥也對袁隆平的研究給予了肯定，使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科學研究在十年動亂中仍然能艱難進行。 從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儘管有“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嚴重干擾，在國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袁隆平主持的雜交水稻科研小組還是正式開展了工作。“水稻雄性不孕性選育計劃”研究與試驗同時進行。在此期間，袁隆平帶領助手先後用1000多個品種做了雜交組合實驗，但都沒能培育出一個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達到100%的雄性不育系來，在一段時期內形成了科研徘徊的局面。於是，袁隆平提出了“用遠緣的野生稻與栽培稻進行雜交”的設想，以求創造新的不育材料，達到突破徘徊局面的目的。到了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在湖南省常德市召開了湖南省第二次農業學大寨科技經驗交流會，當時主持會議的就是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主任的華國鋒同志。華國鋒同志點名袁隆平參加這次會議，並請他在大會上發言，介紹雜交水稻科研的情況。 接到參加會議並發言的通知，袁隆平心裡很不安，因為當時的科研工作進展並不順利。在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邀請袁隆平坐在主席台。袁隆平向參會代表介紹了雜交水稻科研的實際情況，同時也說明了存在的技術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並表示有些愧對省領導和大家的期望。 當時華國鋒同志聽完袁隆平發言後，對袁隆平說，周恩來總理經常過問雜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夠繼續研究下去，儘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聽後深受感動，也很受鼓舞，覺得工作還沒有作出像樣的成績就得到這樣的重視，一定要把雜交水稻科研工作堅持下去。 當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關於“把雜交育種材料親緣關係儘量拉大，用一種遠緣的野生稻與栽培稻進行雜交”的構想指導下，助手李必湖和馮克珊在海南島南紅農場找到“野敗”，為秈型雜交稻“三系”配套打開了突破口。1971年，湖南省農科院成立雜交水稻研究協作組，袁隆平領導的雜交水稻科研組調入省農科院。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蘇州召開的水稻科研會議上，發表了《利用“野敗”選育“三系 ”的進展》的論文，正式宣告了我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試種20多畝，平均每畝產量超過650公斤，充分顯示了雜交水稻的增產優勢。當時華國鋒同志已調國務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同志到試驗田裡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提出要發動群眾以“最大的幹勁、最快的速度”把雜交水稻生產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廣西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種植雜交水稻超過4000多畝，這個時候，雜交稻種的供求矛盾已經顯現出來，因為要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必須有雜交稻種做保證。 1975年10月，由中國農科院和湖南省農科院主持在長沙召開了全國雜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協作會，當時湖南省農科院主持雜交水稻工作的是副院長陳洪新同志。陳洪新同志是河北省唐縣人，是一位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南下”幹部。1960年 3月毛澤東主席到湖南視察工作時，向毛主席匯報工作的15位湖南省委、地委書記中，他是其中之一（他當時任湖南省郴州地委第一書記）。陳洪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嚴重衝擊，降職擔任當時的農科院革委會副主任，他後來成為全國雜交水稻專家顧問組組長。陳洪新認為，應該有根有據地大膽推廣這種高產水稻，認為核心問題是儘快培育出足夠的不育系種子，才能加快雜交水稻的推廣應用。他提出利用華南沿海地區的有利氣候條件，組織更多的育種人員“擴大南繁”，加速雜交稻種子的繁殖。陳洪新把這個大膽的構想向湖南省委有關領導作了匯報，得到了省委支持。省農科院領導決定派袁隆平、陳一吾兩位專家進京向農業部匯報，但因有關領導無暇聽取匯報失望而歸。 此時的陳洪新心急如焚，因為1975年湖南雜交水稻種子的4次“擴繁”就是為了爭取能在 1976年全國大面積推廣。在當時“文革”尚未結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全國大面積推廣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長決定，進京找有關領導匯報。1975年12月17日，他們到北京後住在國家農業部招待所，準備直接向部領導匯報。但農業部辦公廳從18日開始連續三天通知他們：部領導太忙，請等候匯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陳洪新於12月20日（那天正是周六）在招待所的房間內給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華國鋒寫了滿滿四頁紙的匯報信，並請他能當面聽匯報。陳洪新把信直接投到國務院辦公廳，信封上寫着“華國鋒同志親收”。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點左右，國務院辦公廳打電話通知陳洪新：下午3點華副總理聽匯報，到時會派車來接，不要外出。當天下午3點前，陳洪新等二人被接到中南海小會議室，華國鋒同志和當時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農業部部長沙風、常務副部長楊立功都來了，匯報整整進行了3個小時，華國鋒同志認真聽取了匯報，不時提出問題並做記錄。聽完匯報後，華國鋒同志對雜交水稻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很有針對性地指出：“對雜交水稻一定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同時又要扎紮實實地推進，要領導重視、培訓骨幹、全面布局、抓好重點、搞好樣板、總結經驗、以點帶面、迅速推廣。”並當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萬元人民幣支持雜交水稻推廣，其中120萬元給湖南作為調出種子的補償；30萬元給廣東購買15部解放牌汽車，裝備一個車隊，運輸“南繁”種子；第二，由農業部主持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區）雜交水稻生產會議，部署加速推廣雜交水稻。 有了國務院強力支持，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加大了雜交水稻推廣的力度，組織育種大軍赴海南島制種，拉開了全國大規模南繁制種的序幕。談起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認為如果沒有華國鋒同志的支持，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是非常困難的。 2008年初，華國鋒曾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深情地說：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如果雜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將是對全世界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毛主席對農業的高度重視，鞭策我對這一重大科研課題予以關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領導的科研小組，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湖南省領導機關（那時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復，還是“革委會”時期）就對他們的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過一次愉快的交談。他的坦誠，他的質樸，他的科學思維，他的科學視野和宏觀意識，都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訴他，要將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眾中去搞。並要求有關地市和部門大力支持。對於科學研究，我是個外行。但我知道，農業生產要發展，就得依靠農業科學的進步；而農業科學的進步，離開農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人，支持和幫助他的科研項目，是我的天職。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友誼。此後，雜交水稻在湖南推廣試驗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糧食生產迅速上了一個新台階。1975年，我已經到北京工作。他們為了將雜交稻向全國推廣，碰到了困難。我聽取了他們的匯報，並及時要求南方13個省、市立即行動，推廣雜交水稻。後來的實踐證明，雜交稻的大面積推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不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成功，是炎黃子孫的成功。我長期分享着他們勝利的喜悅。我們之間的友誼，幾十年來與日俱增。 從此，一個長期從事水稻科學研究的科學家與擔任過湖南省、中央重要職務的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4年底，袁隆平院士當選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華國鋒同志在家中看了電視後，還叫秘書給袁隆平院士打電話，請他注意身體。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出差之際，聽說華國鋒同志身體欠佳，就特意抽出時間去家中看望他。袁院士告訴我們，當時華老很激動。兩位老朋友講話時，緊緊握着對方的手，半個小時都沒有鬆開。臨走時，華老還特地寫下“隆平同志：貴在創新”贈與他。 袁隆平院士對我們說：這幾個字，彌足珍貴。真心感謝華老！ 在袁隆平院士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了華老的題詞被平整地嵌在玻璃相框裡，擺在辦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