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戒煙，和大多數戒煙者一樣，也出現過反覆，但是不像美國的艾森豪威爾自嘲的那樣：“戒煙有什麼難？我已經戒過一千次了。”我反覆的次數不算多，只失敗過三次。
第一次是在戒了大約兩周之後，每日失魂落魄、手足無措。特別在每餐飯後，對煙更是思念不已。不停地吃糖，嗑瓜子，都不能解決“尼古丁飢餓”的問題。一位堅決不戒煙的同事勸我：“戒啥？我們不就是這點嗜好嗎？”是啊，不就是這點嗜好嗎？何苦折磨自己？抽吧！終於開戒了。
第二次失敗是在我再一次戒了七個月之後。那是“文革”期間，我從“牛鬼蛇神”躍升為“群眾”，恢復了自由。到北京後，去八一電影製片廠看望我剛參軍時的老隊長、導演嚴寄洲。剛好他從“牛棚”（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的簡稱與別稱）里被解放出來（他已經是第二次被解放了，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又有了死裡逃生的感覺，情緒當然不錯。嚴導演是個煙癮很大的人，有時不拘小節。譬如在電影放映間看片子時，旁邊打出字幕“嚴禁吸煙”，他照樣一邊點煙一邊大聲說：“我姓嚴，叫嚴禁，我可以吸煙。”此次，他見我能來看他，更是高興，急忙掏出牡丹煙與我共吸。我推辭說:“我已經戒了七個月了。”他卻說:“今天的這支煙你可是非抽不可！”我明白，其中含有慶賀他出“牛棚”的意思，我也是進過“牛棚”的，自然在感情上易於產生共振，沒說的，於是又開了戒。回到招待所，心想，已經戒了這麼久了，毅力也顯示過了，錢也節省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吸吧。結果，比未戒時抽得還凶，好像要把失去的奪回來似的。
第三次是在又戒了四個月之後。那是1975年的4月，我和一位導演、一位作曲去到西藏，住在林芝毛紡廠體驗生活，創作歌劇。廠長、書記張光有是我18軍的進藏老戰友，見面後讓煙給我，我說已經戒了，他竟然一不吭聲，二不看我，只是僵硬地扭着頭，手裡夾着那支煙，在我面前像節拍器一樣地擺動，十分明白而堅定的意思是：“戒什麼煙啊？別戒！老同志重逢，面子不給嗎？你若是不接這支煙，我就舉它三天三夜！看誰拗得過誰？”沒辦法，只好接過來吸了。接着，導演趙行見我關在小屋裡寫作辛苦，乘機給我買來一條香煙，鞏固了我的開戒。
